夹杂在这两种声音之间的，是受伤者的哀嚎，人群的惊恐喊声，纳粹党卫军集结后到处搜寻游击队员的嘈杂，当然，还有三十二名死去的身着德国制服的警察，以及倒在洞窟中的，由有神论和无神论、有党派和无党派的、劳力者或劳心者，民族主义等组成的三百三十五人。
这些声音早已彻底在空气中消散了，但它们造成的响动仍然盘旋在死者亲属的脑海中，在关于屠杀和抵抗运动的历史记忆的中心，以及关于“现代罗马人的身份认同”“抵抗运动的伦理合法性”的持久性讨论的中心，一直持续至今。
至今“忘记等于背叛”已是耳熟能详的箴言，而“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的互动与渗透能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历史学对纳粹屠杀犹太人及其回忆的搜集和深入研究。
然而“事件如何被记忆成特定的形态”仍然不能“一言以蔽之”，其困难在于，一方面，参与者的社会政治身份、意识形态极为多样乃至碎片化的事件，与其相关记忆也必然会因参与者的差异性而变得错综复杂；另一方面，记忆并不会随着记忆的对象一起结束，而是会被反复翻出、解构和重构，尤其是它们被浇筑进一段有关民族身份认同、道德正义的宏大叙事中之后。于是，每存在一种坚持忠诚、不愿背叛的立场和利益，就会有一段相应的、将其合法化的记忆被牢牢谨记，而改变并认定唯一正确的记忆的权力，也就成了控制现实和未来的权力。
形形色色的权力欲望，充斥在针对拉塞拉路和阿尔帖亭洞窟两个接连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争夺战中。口述史学者亚历山德罗·波尔泰利（Alessandro Portelli）创作了《命令已经执行》一书，以求带领当下历史的读者们，穿透这个由不同阵营的政治行为、意识形态、宏大叙事以及记忆自然褪色的不可抗拒因素所共同打造的记忆迷雾；另一方面，他引入了为数众多的当事人和后来的记忆者们的口述资料，试图让读者在了解“曾经真实发生的屠杀是什么”之外，也深入到“屠杀对历史和当下产生的持续性影响”这个更现实的问题中。
《命令已经执行》，亚历山德罗·波尔泰利著，张见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
《命令已经执行》整体按照时间顺序，逐次描摹了拉塞拉路袭击和阿尔帖亭屠杀的前因后果，以及在战后针对其历史记忆与定性问题的反复审判、协商和对峙。在全书叙事过程中，作者隐而不彰地解决了两个问题，这也是本书的基本脉络所在。问题分别是：其一，为何屠杀的受害者们呈现出如此多元而繁复的身份光谱？这个问题在前两章即得到了解释，简言之，他们在寻常时节几乎不可能聚集起来，但墨索里尼政权的权威崩解后的“纷杂时代”中，德国纳粹和盟军展开对意大利占领的角逐，反资产阶级、反纳粹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彼此叠合，此时，容纳了意大利各个地域和阶层的人员的罗马，成为了身份光谱也出奇复杂的人物聚集的舞台。
第二个问题是，为何阿尔帖亭大屠杀的发生，会被归因于在拉塞拉路策划爆炸的“爱国行动组”游击队员们没有自首？这种归因方法，何以长久地拥有说服力？进而言之，为何会有针对游击队的修正主义甚至否定主义的翻案？为何已经得到法律、社会和历史各个层面的审判的纳粹政体以及身处其中的平庸之恶者，仍然会唤起后来人、非亲历者的同情心？为何他们会倾向于认为，向暴政屈服以暂时获取一些被扣押的囚犯的性命，比暴力去推翻暴政显得更有人道主义，即便这些囚犯事实上会被一个毫无信义可言的纳粹政府，随时随地以任何一种罪名或者借口，不经审判地处死？每一个都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它们或隐或现地串联于一切试图记住或者遗忘的有关纳粹的历史书写当中，并且成为作者所说的“开放性伤口”一般的“分裂的记忆”。
电影《屠杀令》（1973）剧照。
在此意义上，这个一系列历史变故构成了一个“不可化约的事件”，一方面指的是，超越结构又构成结构，或者说事件完美地展示并构成了结构力量本身，阿尔帖亭的屠杀完美地表现了纳粹统治的全部谎言与真实，更包含了一个冷酷无情却又高效理性的法西斯政体得以存续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就是利用恐惧制服驯化民众，让民众失去将恶行归罪于现行政府的勇气和理智。
另一方面，则是齐泽克所谓的“事件奇迹性”。奇迹意味着它自身是无法在当下给出原因的结果或者说某种超出原因的结果，对它的解释则必须是在回溯意义上完成的。而每一次回溯，都会导致我们看待历史和世界的方式，连带着历史和世界本身的被看待的结构存在产生突变，一种新的建构历史的方式应运而生。这也说明，获得胜利的抵抗运动最终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定于一尊，更无法推出一套得到多数人认可的历史书写。
为求解答，让我们跟随作者试图回到历史现场，看看当事人是如何感受、经历和记忆这一事件的。
1944年发生了什么
基于一种反对将历史人物等级序列化的观点，作者试图用每一个被害者的起点，作为整本书故事叙述的起点：“自（作为现代国家首都的）罗马建城以来”，涌入首都的人群就有了复杂的身份职业、阶级、地域社会来源。他们是法西斯统治的亲历者和受害者，如作者所说，“旧的工人阶级街区和法西斯政权造成的新贫民窟，异议的持续和增长，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新生的工人阶级的新生代中形成的反法西斯意识”，群众基础正是根治在被纳粹统治所摧残的“在小村子或者贫民窟里”，工匠、军人、传教士、学生都与抵抗运动沾上了不同程度的关系。
逼近的大事件搅动了已经布满暗流的罗马城，1943年7月19日圣洛伦佐的盟军飞机丢下了第一颗炸弹，让沦陷的罗马变成了“不设防的城市”；到9月8日德国人击溃了圣保罗的民众抵抗军进入罗马，然后在10月16日开始搜捕犹太人；1944年1月盟军重新登陆，而纳粹也不肯示弱，陆续逮捕、拷问并杀死了很多抵抗人士。其中穿插的，正是一连串的来自抵抗者与纳粹的以暴制暴，左翼组织在大街小巷渗透；忠于国王的保皇者和宪兵在地下重组了“秘密军事战线”，并与原本势同水火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展开密切合作；而后是炸弹被丢向法西斯阵营，暗枪瞄准穿德军制服的士兵，而法西斯官僚找出一群“肇事者”抵命。这些搜捕行动，在作者看来，“理由仍然是对肇事者的司法惩罚，而不是警察对没有参与的平民的报复”，但是德国人已经严格执行命令，杀掉了“毫无戒心的旁观者”以作为“官僚主义的凑数之用”。
1944年1月，一位“二战”盟军士兵与缴获的墨索里尼肖像。
在战时与战后的民众常识中，德国人被刻板地视作只知执行命令的机器或者无人性的野兽，也就是一群无法做出道德决断，自然也不能承担道德责任的存在物。于是袭击就变成了游击队不智地招惹了会自动反击的野兽机器。德国人在拉塞拉路和阿尔帖亭事件之后，才正式确立的屠杀意大利人为德国人报仇的“报复机制”——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死一个德国人，杀十个意大利人”——无疑在历史现场就强化了刻板印象。
与执行命令的纳粹官僚相反，游击队员大多是自愿参与，“在每一次行动中都会重申自己的承诺”，“没有一个游击队员会为自己开脱而声称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然而这种自觉性，也使得在抗争运动中双手沾满鲜血的队员们陷入愧疚和哀恸，他们“背负着实施暴力的理由和拒绝暴力的理由”，等到和平年代，“实施暴力的理由”和必要性被遗忘和厌弃的战后年代，当初的暴力行为反而转变为了一种让他们无法底气十足地为自己辩护的道德负担。
打击范围有限的、短暂而脆弱的平衡即将被愈演愈烈的愤怒和仇恨打破，纳粹在政治上的清洗最终扩大成为无差别的屠杀，就这样，时间来到了纳粹党周年纪念日3月23日那一天。讽刺的是，或说集中展现纳粹德国险恶用心的是，恰好被袭击的穿着制服、高唱军歌的警察团队并非德国人，而是来自讲德语地区的原意大利人。在行军巡视中，他们被迫唱响了作为“帝国和种族统治的宣言”的军歌，其双语能力反而使得他们作为“无意识的压迫者和无意识的受害者”而倒在爆炸中。未能识破其身份暧昧性的游击队员，无意中将为塞拉路事件赋予了意大利人自相残杀的色彩。
更严重的问题是，纳粹编造的宣传口号影响了“对纳粹在意大利的屠杀的记忆”，模糊了人们对“拉塞拉路和阿尔帖亭事件仅仅相隔二十四小时”这一事实的记忆——相对应的是，各种抵抗组织因为内部意见不一，而对如何为拉塞拉路的袭击定性缄口不言，结果定论的权力被德国人抢走了——然后促使受害者的同胞们“不遗余力地替压迫者和刽子手编造借口”，甚至德国人承认2月23日的“不自首就屠杀”的公告纯属子虚乌有，“游击队应当部分地为屠杀负责”仍然变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神话式记忆。
意大利画家Renato Guttuso记录意大利阿尔帖亭洞窟屠杀的画作“The Heroes of Fosse Ardeatine”。
屠杀发生后，媒体上出现了一些将死者描述为“牺牲者”或“殉道者”的声音，还有“被害者”这种看似中允的称呼。在作者看来，这些言说蕴含着不同方向的力量：牺牲者的说法暗示，“行刑者使得受害者变得神圣，因为牺牲他们是为了以堆成的报复来恢复被罪犯扰乱的秩序”，行刑者就此获得了某种仪式上的神圣性，而游击队则是扰乱秩序的罪魁祸首；“被害者”的说法强调无辜者仅仅因其身份（犹太人，或者路过被逮捕的人）而被杀死，但却剪除了死者的能动性，并且为死在拉塞拉路的党卫军提供了一种同为被害者的隐性无辜；殉道者意在说明，死者有意识地反抗压迫者的法律和暴行，因此总是被压迫者视为有罪。
就此作者强调，“阿尔帖亭的象征性力量”正是来自“同一场大屠杀结合了因其行为，因其身份以及因其所处位置而被杀害的人”，是一种对人性本身的、无条件的蔑视和毁灭。因此要从这些不同的称呼概念中重新唤起“被杀者的多重主体性”，他们可以同时是受害者、牺牲者和殉道者，也同时会激起不同的记忆方式和凝固成的文本结构。一切从身份的复杂性开始，又由称呼与描述的复杂性所延续。
战后人们记住了什么
战争与屠杀的历史翻页了，但记忆仍然沿着社会结构的缝隙，逐步分裂成不同的版本或者自相矛盾的同一版本，在每一个文化社会政治转型的关键时刻和地点中，都会再次被拿出来仔细咀嚼。
漫长的记忆之旅，是从死者葬礼、洞窟与纪念碑的修筑开始的，人们试图用这些仪式将令人悲伤又恐惧的暴死者（尸体）转化为相对无害的社会记忆；此后，记忆沿着每年的纪念日铺展开来。接踵而至的是，人们试图通过法律审判的途径，为阿尔帖亭大屠杀找到合理解释以及罪魁祸首。死者家属们基于“对背景的认识”以及“不断回忆谁是扣动扳机的人以及如何扣动的”，立场鲜明地反驳了“游击队应该负责”这种浅薄的反游击队论点。
在作者看来，这种清醒源自亲属们所处的“大城市多元化语境和异质环境”，这种环境阻碍了单一叙事的形成，让个体可以选择多种解释；以及源自亲属们直面痛苦的行为，“没有把他们的共同的物质和感情需求委托给他人”，而且作为一个女性居多的群体，她们用深刻的个人感情，消解了意识形态和宏大叙事的潜在干预。
对记忆的争夺与记忆所涉及的事件同样酷烈。其中最激烈的明争暗斗发生在公共空间的左右两翼之间，左翼宣称抵抗运动是他们领导下的人民运动，温和的右翼则牢牢掌握了官方机构；但两翼对屠杀的纪念活动中又是辅车相依，如作者所说，“温和派从民众的在场中获得了其反法西斯立场的证明，左翼从统一的仪式背景中获得了民主可信度和政治合法性的认可”。
电影《屠杀令》（1973）剧照。
这种相互依靠的状态，凝结成了树立在阿尔帖亭洞窟中的、代表国家统一的巨大纪念碑，在沉重的碑身的压制下，屠杀事件的多样性和内在冲突被压制和否定，死者成为了官方话语中的“被国有化和合并的爱国者和意大利人”。在这些国家仪式中，抵抗运动被不加批判地描述为了内部高度统一的爱国运动，终于被转化为了“维护现状的一个支柱”。它舍弃了抵抗运动的颠覆性内涵，也一并舍弃了抵抗者们各异的生命轨迹，以及与之相关的悲痛感情，唯独留下一个由表面同一、内里却相互对立的故事支撑起来的神话体系。三百三十五人的面孔就此模糊。
当具体的人的具体的行动从历史记忆中被抹除，接下来就是别有用心的后来人用来攻讦政敌的篡改记忆活动。意大利共产党选择“别了武器”，不再使用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对拉塞拉路袭击究竟正当与否敷衍地莫衷一是——如同他们在1944年的所作所为那样——转而热衷于宣传抵抗运动的和平一面。而另一方面，1946年后他们从来没有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去书写历史，他们甚至没能成为意大利政府的一部分。其结果是，有关拉塞拉路的言说长期被右翼的文献和声音所把持，反游击队乃至否定左翼对于抵抗运动的贡献的宣传和神话甚嚣尘上。
到了20世纪90年代，左翼因严重身份危机而奄奄一息时，右翼又搬出来两条重量级的论点：第一，拉塞拉路袭击根本就是针对非该党派抵抗力量的排除异己活动；第二，袭击造成严重的贫民伤亡。借由此，他们装扮成了“在沉默中背负着被官方历史掩盖的令人错愕的真相”——也就是拉塞拉路的袭击完全是左翼的阴谋，抵抗运动不过是受该阴谋主导的队里团伙之间的战争的地下承载者。在德国占领期间平庸的、作为沉默多数的、消极无为的，怯懦而反智的小资产阶级们的后裔们，终于可以为自己的祖先们洗去不爱国的耻辱——他们并非不爱国，分明是（消极）对抗过左翼游击队的恶行的无名英雄。
与舆论同频率松动的是法律审判所采用的话语。1948年的军事法庭将拉塞拉路的袭击定性为，一个“得到了意大利国家的完全承认和认可”的“非法战争行为”，其“非法”性至少得到了合法的国家的首肯，虽然国家因此应为之负责。而1997年右翼法官启动的诉讼则直斥道，拉塞拉路事件中，游击队员犯有“屠杀”和“大规模谋杀”罪，然后又通过搁置此案，使得游击队员无法在公开辩论中为自己辩护。虽然老游击队员们经由上诉反击成功，但已经无力阻拦挥舞着反游击队论、阴谋论武器的新纳粹们。
由此第二个问题也得到了解答。“左翼游击队应当为大屠杀负责”的历史神话，是不同时代的构建并灌输记忆的话语性权力层层累加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些累积包括：其一，纳粹德国当局对报复机制的大肆宣传，将屠杀是对游击队杀死德国人的报复这个观念植入了人们的头脑，又使他们忽视了报复机制其实是阿尔帖亭洞窟事件的结果而非原因（至少是被后者强化）。
另一方面，通过夸大恐怖统治下不执行屠杀命令的后果的严重性，意大利的纳粹摇身一变成了面对惨剧时，心存怜悯却又无可奈何的无辜者和可怜人。就此本应由制造屠杀的德、意纳粹党人背负的全部责任，巧妙地被部分转嫁到了抵抗者之上。可以说，奠基于层层累积的记忆神话之下的，正是由名为顺从臣服、沉默麻木的“平庸之恶”所构成的集体心态。
其二，抵抗组织内部的成分复杂性、利益冲突以及领导权的分散，使得炸弹袭击的手段，自始至终都未变成一个“众望所归”的合法行为，这种模糊混淆为各种重新解释提供了余地。
其三，战后的冷战格局迫使左翼与武装暴力斗争做切割，而迅速崛起的右翼则不遗余力地借助此事件将左翼政治团体“污名化”。双方力量的不对等最终让屠杀记忆的钟摆停留在了“反游击队神话”和左翼阴谋论这一端。
电影《屠杀令》（1973）剧照。
对抗“神话”
正因为记忆有被篡夺之虞，在法律、法官和法庭对那些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和帮凶们予以审判后，历史学家应该在“法国认为没有理由继续下去的地方发现问题”，并进而让历史意识保持“一种永远开放的情景化”。
开放化首先要对抗的是将游击队抵抗行为“负面化”的叙事，而这些叙事又与“媒体和舆论无视数十年的公共记录历史知识以及最近的司法判决，继续相信和重复臆想、不可靠的信息来源以及不受事实影响的神话”密不可分。历史学家们身负“终结”这些神话，并从整体的神话中，拯救每一个体的历史的职责。
其次，开放更意味着向每一个参与历史的主体的开放。不可否认，抵抗运动中确实“充满着政治张力、霸权主义计划和宗派主义态度”，他们的政治立场彼此对立又交缠，但更要强调的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个体的灵活性，他们不必囿于某个单一而不可改变的身份，如作者所说，“试图将他们分割开来加以定性，并非尊重他们的复杂性的最佳方式”。毕竟“进行抵抗的并非抽象的政治力量，而是具体的个人”。
换言之，不是结构主导和决定下个体选择了某种路径采取了某种决策，而是背景身份、观念思想和主观目的各不相同的人汇聚在了一起，形成的一种名为“抵抗运动”的巨大力量。同时，个体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逐步了解抵抗行为的意义，并且在政治选择上成熟。
正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是东风压倒西风或右翼胜过左翼，而是每个人的声音是否能被听到和尊重。尊重不仅可以从“反游击队”或全然相反的论调中，拯救抵抗运动和大屠杀历史中的个体生命经验，更可以抵抗那种将“具体的人性”化约为某种抽象的、本质化的族群性或立场性特征的符号暴政，也就是抵抗随时会卷土重来的法西斯主义。
阿尔帖亭大屠杀纪念馆。
“众声喧哗”
终结神话的努力也体现在本书由口述史料所组成的多声部叙事之中。如作者担忧的，“每一个反法西斯分子的沉默，意味着一篇自由被烧毁”。修复这种沉默需要相当精准的勇气，在这里作者强调的是，“口头资料不应视为名词和物体，而应视为动词和过程；不是记忆和故事，而是正在进行的回忆和讲述”（《命令已经执行》，22页）。
于是，他既不以一种历史学家惯常的自以为是的客观主义论调，删削掉那些口述记忆中不精准的部分；也没有伪装成一个忽视历史记忆对被采访者造成的持续性影响的纯粹旁观者，而是有意保留了这种自相矛盾、絮絮叨叨、含混嘈杂，有意讲述、回忆和采访保持了正在进行式的语态。那些依然鲜活跳动的、丰沛或者残缺的感情，使得记忆具备了“复调”的魅力，也共同拼接成了历史记忆的马赛克。每一个马赛克的方块，都指引出一条走出由诸多意识形态——无论是民族主义的整体论，抑或是新法西斯主义、修正主义和否定主义主导下的反游击队神话与阴谋论——缠绕而成的记忆迷宫的独特而私密的道路。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本书的写作态度，即用个人记忆的聚沙成塔，来抵抗民族主义或者左翼阴谋论的宏大叙事。所谓真实发生的历史，也不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者历史学专业术语定调的、干瘪地排列“时间、空间、人物、事件、意义”的杂烩，而是一个由所有亲历者的感知、体验、情绪和记忆交织而成的独一无二的“场景”。也因此，“不忘历史”这句格言的真谛，在于不忘记在场景中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在于让他们的声音重新被辨识、被聆听，让他们可以参与到书写和修补历史文本与历史记忆的漫漫长路之中——这正是作者对于历史记忆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全部贡献。
最后，让我们像波尔泰利那样——也像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那样——继续不厌其烦地默念那些死者的名字：“维托·阿尔塔莱、切萨雷·阿斯特罗洛戈、拉法埃莱……”
撰文／邱雨
编辑／李永博 朱天元
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