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最有独创性、最严肃认真的科学家，也无法脱离时代文化的影响。生物学中最大的一次飞跃（进化论）是由一群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在19世纪中期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它本身就带着一些关于性别和性本质的假设。
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来说，人生只有一个主要任务：相夫教子。不仅因为当时的女性被认定在体力、智力上都弱于男性，所以无法胜任更多工作，还因为母性和女性被画上等号。所有人都认为女性天然更擅长育儿。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对整个生物界作为雌性的意义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英国动物学家、探险家露西·库克通过探索雌性群体中的新故事，描绘出全新的、多样的雌性动物特征，并试图了解这些特征能够为理解我们人类自身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在她所写的《“她”的力量：性别、性和雌性动物掀起的演化生物学变革》一书中，动物王国关于性和性别的过时叙事被揭穿。她打破了学界一直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科学偏见，将各种雌性动物的真实行为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将发现“她”并不像我们印象中那样温柔、被动、温顺和充满母性，也将重新认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她”的力量。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刊发。节选自《“她”的力量：性别、性和雌性动物掀起的演化生物学变革》第六章，较原书有删节，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她”的力量：性别、性和雌性动物掀起的演化生物学变革》，[英]露西·库克 著，吴倩 译，鹦鹉螺|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9月。
女人似乎在精神气质上与男人不同，主要是她更温柔，更无私……女人由于她的母性本能，常常对婴儿表现出这些品质。因此，她很可能也会将这些品质扩展到同胞身上。
——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促成育儿行为的神经回路
在两性中是相同的
长期以来，雌性动物一直被等同于母亲，就好像她们没有其他角色一样。母性是一个感人的话题，是养育和牺牲的代名词。因此，人们对母性充满了误解，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认为所有女性都应该是天生的母亲，充满了近乎神秘的母性本能，驱使她们毫不费力地凭直觉知道后代的每一个需要。
这个想法存在的最明显的问题是，它假设照顾孩子只是雌性的责任。就穆奇（编者注：作者在秘鲁救治的一只夜猴幼崽）而言，自然情况下，它的母亲每隔几个小时就会给它喂一次奶。但每次喂食后，母猴都会毫不客气地啃咬它的脚或尾巴，赶走它，让它的父亲承担主要的照看工作，而且在 90%的时间里都是父亲背着它。
诚然，夜猴父亲所表现出的育幼行为并不是哺乳动物的常态（只有1/10的雄性哺乳动物会直接参与育幼）。其原因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雌性胎盘哺乳动物的身体是后代进行胚胎发育的地方，也是出生后的食物来源，这导致她们更难逃避育幼责任。
雄性哺乳动物可能有乳头，但除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两种果蝠、一些近交家养绵羊和少数“二战”战俘幸存者），已知只有雌性哺乳动物能够分泌乳汁。对许多雌性动物来说，哺乳期比妊娠期长得多，她们需要承担育幼的责任长达数月甚至数年（例如，已知猩猩的哺乳期可以长达8到9年）。
长期以来，这种责任一直被视为对雌性的约束，大大损耗了她们的精力，限制了她们可以采用的生活策略。另一方面，雄性哺乳动物则可以在授精后随时离开，自由地与多个雌性繁殖，并与其他雄性竞争。一旦雌性从怀孕和哺乳的生理责任中解放出来，就像其他非哺乳动物一样，父亲们就会变得更加忠诚负责。在鸟类中，双亲育幼的情况占绝大多数，90%的鸟类夫妇会分担抚育幼鸟的工作。
沿着生物演化的路径回溯，父亲照顾后代的现象不仅变得更加普遍，而且变得更习以为常。在鱼类中，几乎2/3的物种都是由单身父亲承担所有的育幼工作，而雌性所做的只不过是捐出卵子，然后永远消失。有些物种的雄性甚至可以生育，比如雄性海马。两栖动物的情况与此类似，它们展示了从单身父亲到单身母亲再到共同养育的一系列育幼策略。
纪录片《王朝》第二季 剧照。
以我在秘鲁雨林地面上经常看到的一些色彩华丽的箭毒蛙为例。这些有毒的娇小两栖动物（属于箭毒蛙科）父母出奇地尽职尽责。偶尔我会看到一只箭毒蛙在森林的地面上蹦蹦跳跳，背上黏附着一群蝌蚪，就像一个扭动的背包。这种离奇的行为看似很反常，但箭毒蛙实际上是在将刚孵出的蝌蚪背到安全的水源处。
箭毒蛙在落叶层中产卵，但蝌蚪是水生的，因此一旦孵化，蝌蚪们就需要进入水中生活（例如树洞处或凤梨叶凹陷基部的小水坑），直到完成变态发育。这些临时的私人水池中没有捕食者，是蝌蚪完成发育而不被吃掉的安全场所。箭毒蛙会背着小蝌蚪行进数小时甚至数天，有时还会爬上几层楼高的热带树木，为孩子们寻找完美的游泳池。考虑到它们不过1英寸长，这绝对是为人父母的非凡壮举。
在野外，这种马拉松式的任务主要由雄性完成，但在少数毒蛙中，是雌性或者双亲共同承担责任。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助理教授劳伦·奥康奈尔发现，这种近缘物种之间的差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探查控制育幼行为的神经回路，并找出该回路在两性之间的异同。
“人们想到青蛙时，会认为青蛙的大脑与我们人类的完全不同，甚至可能认为青蛙没有大脑，”奥康奈尔通过视频软件告诉我，“青蛙当然有脑子！事实上，青蛙的大脑非常古老，因此具有所有动物都共有的部分，差别只在于这些部位的大小和复杂性。”
雌性钴蓝箭毒蛙（Dendrobates tinctorius）在野外从不背负蝌蚪，都是雄性承担这个任务。但在实验室里，奥康奈尔移除雄性个体后发现，雌性经常（甚至总是）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通过观察箭毒蛙的大脑内部，她发现这种行为与下丘脑中一种特定神经元的激活有关。这种神经元会表达一种叫作甘丙肽的神经肽，在两性中都是如此。
“促成育幼行为的神经回路在雌性和雄性中是相同的。”奥康奈尔告诉我。因此，并不是某种性别天生就该抚育后代，而是恰好这种性别做了这件事。但两性都保留了驱动育幼本能的大脑结构。至少在蛙类中，这个发现是对母性本能假说的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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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育幼活动通常由雌性进行，而雄性则不太愿意养育后代的哺乳动物来说，情况又如何呢？例如，在小鼠中，未交配过的雄性具有攻击性和杀婴倾向，经常伤害或杀死新生幼崽。哈佛大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希金斯教授凯瑟琳·杜拉克最近领导的一项开创性研究表明，通过刺激下丘脑中与前面提到的完全相同的甘丙肽神经元，这些凶残的雄性小鼠可以转变为溺爱孩子的父亲。
“这就像一个育儿开关。”杜拉克通过视频会议软件告诉我。使用尖端的光遗传学技术，杜拉克能够激活处于杀死婴儿边缘的“处男”小鼠体内的甘丙肽神经元。他们的转变几乎是瞬间完成的。雄性开始筑巢，小心翼翼地将幼崽放入其中，然后为幼崽梳理毛发并搂在怀里保护起来。
“雄性小鼠呈现出了‘母性’，他们像妈妈一样照顾幼崽，唯一的区别是他们不能哺乳。这真是太棒了。”杜拉克发现有两组神经元：一组驱动育幼行为（甘丙肽神经元），另一组驱动杀婴行为（尾促皮质肽神经元）。它们直接相互影响。刺激其中一种神经元会抑制另一种，因此这两种行为是相互排斥的——同一时间，一个动物不可能既表现出育幼行为又表现出杀婴行为。
这种神经回路在雄性和雌性中是相同的。当杜拉克使用相同的技术刺激雌性小鼠的尾促皮质肽神经元时，她们也从照顾幼鼠转变为攻击它们。“太奇妙了。按下一个按钮，她们就表现出育幼行为。再按另一个按钮，就会表现出杀婴行为。”她解释道。
杜拉克偶然发现了对最基本的育幼本能的神经控制：不要吃掉孩子，而是照顾它们。对像我们这样有意识的物种来说，大口咀嚼自己的孩子似乎显然不是为人父母最有利的第一步。但如果你是青蛙，情况就并非如此了。
如果你将随机的卵放在两栖动物面前，他们会直接吞掉它——毕竟这是一份美味又免费的蛋白质大餐。因此，育幼神经回路的激活会关闭进食的基本本能是有道理的。这种神经冲动对“口孵”繁殖者来说特别有用——青蛙和鱼会把卵和年幼的后代放在嘴里孵化和保护。很明显，“照顾而不是吃掉”的冲动对此非常有帮助，这相当于让你连续数周含着一大块硬糖却尽量不要咀嚼。
根据杜拉克的说法，杀婴行为在哺乳动物中也很常见——在大约60%的物种中都有记录。雄性小鼠通常会杀死不是他的后代的幼崽，但对自己的幼崽就不会这样。另一方面，如果雌鼠因捕食者或饥饿而承受巨大压力，她们也会吃掉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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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克认为，育幼冲动一定是两性动物都具有的潜在特征。动物从根本上关心自己的生存，这是正确的。他们生活在一个生死攸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吃还是不吃的斗争是每天都要面对的致命现实。“为什么一只母老鼠会照顾一个突然出现的粉红色小东西，它常常尖叫，还有很多需求？照顾它并做出牺牲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她说，“这就是育幼本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它说，你别无选择，只能照顾幼崽。”
在杜拉克看来，这两种策略对物种的生存都是必不可少的。“你我今天还活着，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祖先利用甘丙肽神经元养育了后代，但也是因为有这些尾促皮质肽神经元让雌性可以判断现在是不是生孩子的好时机。没有后者的话，她们可能已经死了。”杜拉克告诉我，“我认为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触发了这种亲代育幼行为的转变？杜拉克尚未弄清楚这一点，但她的直觉是，这涉及许多深刻的神经回路变化，由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刺激引起。然后，甘丙肽神经元充当了育幼指挥中心，协调来自整个大脑的信息输入和输出，形成不同程度的照护行为，这远远超出了预先设定又千篇一律的先天非条件反射范畴，并带来个体养育方式和能力的巨大差异，无论其性别为何。
杜拉克与我交谈时指出：“认为某个事物要么是雄性特有的，要么是雌性特有的，这种看法太简单化了。我们如果环顾四周就会发现，无论是人类还是任何其他动物，其个体行为并不完全相同。并非所有雄性都具有相同的攻击性，也并非所有雌性都具有同等的母性，存在着广泛的变化范围。”
这种神经回路并非仅在雄性和雌性小鼠中是相同的，杜拉克还怀疑它是所有脊椎动物所共有的，包括我们人类。下丘脑是脑部一个古老的区域，是许多固有行为（如睡眠、饮食和性行为）的中心。研究者每当在动物身上发现控制这些行为的神经元时在人类身上也能发现类似的神经元。根据杜拉克的观点，如果箭毒蛙和小鼠身上存在这个指挥中心，就有充分的理由假设男人和女人的大脑中也存在类似的育幼神经回路。
“令人欣慰的是，当我在报告中讲到这些父性和母性行为时，我的男同事们都喜欢这样的想法，即雄性的大脑也拥有为人父母所需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还是让人满意的。”杜拉克说。
更深入地了解育幼行为的完整神经回路，可能有助于治疗与母性相关的精神疾病。“非常值得关注的是患有产后抑郁症的妇女们的叙述：她们有非常强烈的冲动，想要伤害自己的孩子，这让她们感到非常不安。尽管其中大多数人不会真的采取行动，但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有时可能会付诸实践。”她告诉我。
杜拉克的工作首次在哺乳动物的大脑中绘制出了复杂社会行为的神经通路。这一发现意义重大，以至于杜拉克获得了著名的 2021年科学突破奖（该奖项自称“科学界的奥斯卡奖”）。这表明过去50年中，学术界开始越发重视对母性的研究。母性行为因人而异的观点现在看来似乎显而易见，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当人类学家萨拉·布莱弗·赫尔迪在20世纪70年代去往哈佛大学时，“母亲被视为机器人一般的存在，其唯一的功能是生产和养育婴儿”。正如雌性在求偶和交配方面被认为是被动和同质的一样，母性也是如此。
当时的标准教科书写道：“大多数动物种群中的大多数成年雌性，基本上都在竭尽所能地繁殖和养育后代。”这种看法太片面了，仿佛一个母亲的行为就足以代表所有的母亲。自然选择需要变异才能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母亲角色因为太乏味而被实际上排除在演化派对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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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阿尔特曼敏锐的分析头脑明智地忽视了这种荒谬的偏见。她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动物行为学名誉教授，也是第一位认真量化和尊重母亲角色对演化影响的科学家。
阿尔特曼通过严格的统计分析掀起了一场革命，听起来可能不是很性感，但这是将注意力从好斗的雄性灵长类动物身上移开的唯一方法。她最初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数学，当时她是班上仅有的三名女性之一，但因为教职员工中没有人认为值得花时间指导女性，她被迫退学。这是数学界的损失，却是动物学界的收获。阿尔特曼没有受到灵长类动物学研究领域男权思想的限制，进入了野外生物学领域，因此具备独一无二的条件，能困扰科学研究的观察偏倚陷阱。
阿尔特曼开发了一种随机抽样方法，确保每个研究对象个体都得到了同等时间的观察。这是因为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所有行为都同等重要，无论它看起来多么“无聊”。由此产生的论文题为“行为观察研究：抽样方法”，这篇论文概述了她的方法，简直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永久地改变了实地研究的面貌，不仅是在狒狒身上，而且遍布整个动物界。
迄今为止，这篇论文被引用了超过1.6万次，一位人类学教授将其描述为“不经意间成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主义论文之一”，因为它终于让雌性获得了与雄性相同长度的关注时间。
朋友的支持
对育儿有关键影响
阿尔特曼的第二个天才般的计划是，她知道自己需要长期收集同一群动物持续几代的数据，以便统计其行为的长期影响。她选择了草原狒狒作为研究对象。
回到20世纪60年代，年轻的阿尔特曼和她的丈夫斯图尔特前往肯尼亚乞力马扎罗山的山脚下，研究生活在安博塞利国家公园边缘的草原狒狒（Papio cynocephalus）的生态学和社会行为。这些狒狒非常聪明，多数时间在地面活动，组成包含多达 150只个体的大群一起生活，因此要寻找类似人类社会的动物群体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对这种狒狒很感兴趣。
阿尔特曼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它无视了吸引主流科学界注意力的雄性竞争的盛大场面，转而关注母婴关系，从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这是一次勇敢的职业选择。研究母性，不仅在以男性为主的动物学研究机构看来没有什么理论意义，而且对热衷于拥抱新生女权运动的女科学家来说也不合时宜。对母性的研究曾被认为是一种倒退，正如萨拉·布拉弗·赫尔迪在她的《母性》（Mother Nature）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是“动物行为的‘家政学’”。
阿尔特曼仍然会前往安博塞利查看她创立的狒狒研究项目，尽管她早已将控制权交给了其他人。这项研究已有50多年的历史，是现存的持续时间最长的灵长类动物研究。该研究无偏差地观察并记录了近7代、总计1800 多只狒狒个体的生活数据，不仅改变了我们对物种的看法，而且改变了我们对母婴关系的普遍认识。
阿尔特曼第一个提供证据表明，灵长类动物的母性远非对抚育后代的无差别的下意识反应，而是一项生死攸关、涉及多个方面的事务，需要通过权衡一系列关键的取舍，如同一直走在危险的、剧烈抖动的钢丝上。
阿尔特曼的研究表明，每一位狒狒母亲都在兼顾“双重职业”的需求。她必须每天花 70%的时间“谋生”——觅食、散步、躲避天敌，同时还要兼顾照料幼崽。狒狒每天要走几千米去寻找小果实和种子填饱肚子。雌性就算在分娩时，也没有时间停下来恢复精力。尽管生育和照顾幼崽让她筋疲力尽，但她必须跟上队伍，用一只手抱着幼崽，用剩下的肢体努力保持平衡。如果抱幼崽的姿势不对，幼崽就吃不到奶，很快就会脱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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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这项技术对初为人母的雌性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阿尔特曼告诉我，这些年轻的母亲经常对幼崽的痛苦感到“困惑”。育幼行为的触发因素可能是天生的，但母性行为是逐渐习得的——初学者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不同个体的学习速度有快有慢。
在灵长类动物中，头胎的死亡率比随后的兄弟姐妹高出60%。即使对经验丰富的母狒狒来说，幼崽死亡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阿尔特曼发现，30%到50%的幼崽会在出生后的第一年内夭折，缺乏营养是主要原因。安博塞利自然保护区尘土飞扬的草原上食物稀缺，环境严酷且变幻莫测。哺乳期的母亲必须为自己和孩子找到足够的食物。
当幼崽长到6到8个月大时，觅食工作就无法在抱着幼崽的同时完成了，因为幼崽的胃口太大，身体又太笨重。这就造成了母亲和幼崽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让母亲生存下来，幼崽必须开始学习自己走路和觅食，但它显然更喜欢继续搭顺风车，所以它们会尝试使用“心理武器”来操纵母亲。这种心理武器通常是大发脾气，让蹒跚学步的人类幼儿自愧不如的脾气。情绪爆发会一直持续到幼崽完全独立，大约在一两岁之间。
对母亲来说，断奶的时机要通过计算资源的本能来掌握。断奶时机不当，可能会导致母亲、幼崽或两者的死亡。狒狒和其他一生多次繁殖的雌性动物一样，必须权衡对当前后代的投资、自身的生存和未来的繁殖能力，并尽量取得平衡。
平均而言，雌性狒狒一生中可能有75%的时间用于生育，总共会生育大约7只幼崽，其中可能只有2只活到成年。这么低的繁殖成功率说明抚育每个幼崽都无异于一场赌博。阿尔特曼发现，狒狒母亲正在挑战自身生存的极限，如果繁殖得太快，她们就会面临母体耗竭和死亡的风险。
然而，并非所有母亲生来都是平等的。雌性狒狒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她的社会等级。雄性狒狒会争夺首领位置，而雌性狒狒也有自己的等级链——严格的雌性“贵族制度”，其严格程度可以与英国贵族制度媲美。她们的地位是继承来的，通过母系传承，不可改变并带有特权。有幸居于上层阶级的雌性拥有食物和水源的优先权，可以取代“平民”获得梳理服务，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在群体中做几乎任何想做的事，包括抢夺甚至绑架其他雌性的幼崽对于出生在“贵族家庭”的雌性狒狒来说，母亲的社会等级优势可以说是最棒的礼物。
低等级的雌性则几乎被所有狒狒欺负。她们没有足够高的社会地位来保护自己和幼崽，因此会采用阿尔特曼所说的“限制性”养育方式来进行弥补，始终让幼崽待在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限制性养育可能会提高幼崽早期的存活率，幼崽在头几周内可能更安全，免受捕食者和疾病的侵害。但它们独立成长的速度较慢，也对母亲的关键性资源提出了更多需求，将她推向能量极限的边缘，甚至使她死亡。
面对潜在威胁带来的持续压力，低等级的狒狒母亲需要永远保持高度警惕。她们只能看着自己的后代面对危险的群体成员，却无能为力。当感觉到危险时，她们的焦虑情绪呈指数增长，这可以通过检测她们粪便中的激素水平得知。研究认为这种压力会削弱她们的免疫应答，使她们更容易患病，还可能导致抑郁甚至虐待幼崽的行为。
人类并不是唯一会患产后抑郁症的灵长类动物。人们在东非狒狒中发现，社会等级低的狒狒母亲在产后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虐待行为。在野生猕猴种群中，5%~10%的母亲会咬、扔幼崽或将幼崽按在地上摩擦。有些幼崽因此死亡，没死的那些也在精神上受到了伤害，以后更有可能虐待自己的孩子，导致这种虐待行为一代代传递下去。
尽管看起来，低等级的狒狒好像生来就注定要成为命运悲惨的母亲，被迫拿了一手的烂牌，但她们也有办法作弊，带给下一代更好的生存机会。阿尔特曼的团队发现，如果她们能够与其他狒狒（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建立关键性的友谊，就可以在面对残酷的生存挑战时获得急需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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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拥有朋友的雌性狒狒寿命更长，她们的孩子也活得更好。”阿尔特曼在电话中向我透露。梳理毛发是狒狒友谊的硬通货，这种行为会释放内啡肽，有助于减轻压力。只要狒狒有时间、精力和动力开始并维持友谊，朋友就可以像家庭一样提供宝贵的支持。然而，少即是多，重要的是友情的深度，而不是朋友的数量。建立强大而持久的社会纽带，甚至可能比更高的社会等级带来更多的繁殖收益。
“朋友可以在应对攻击性行为方面提供帮助，比如帮忙留意可能出现的麻烦，容忍她们在附近觅食，享用你愿意分享的食物。你对人类朋友的所有期望，都可能在狒狒身上实现。”阿尔特曼解释道。
没有什么真正的无私，
繁衍策略都是自私的
母性的目标不是无差别地抚育幼崽，而是让雌性将她有限的精力投入创造最大数量的后代中，并且使这些后代能够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来繁殖更多后代。其中没什么真正的无私，这是绝对自私的行为。一个“好妈妈”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为她的后代牺牲一切，什么时候该忍痛放弃，甚至可能是在幼崽出生之后放弃它们。
事实证明，成为母亲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徒游戏，有可能获得巨大的胜利，也可能带来致命的损失，这取决于冒险的技巧，因此母性在演化过程中是绝对不可忽略的。从演化的角度来看，雄性之间靠打斗进行竞争。当然，就单个雄性可以授精的雌性数量而言，雄性间的竞争既有大赢家也有输家。但是哺乳动物母亲的影响可以代代相传，远不止贡献 50%的基因那么简单。
阿尔特曼和她的团队揭示了母亲的社会地位如何影响幼崽基因的实际表达及后代自身社会等级的发展，其影响力是巨大的。成为母亲可能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高昂的代价使雌性哺乳动物对后代基因的控制力比雄性更大。从这种角度看，母亲远非无关紧要，实际上产生的演化影响比父亲更大。在阿尔特曼看来，这也赋予了她们更强大的力量。
纪录片《王朝》第一季 剧照。
阿尔特曼解释说：“对哺乳动物来说，雌性被困在这个幼崽的身边，而幼崽也被困在母亲身边，这在传统观念中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限制因素。人们关注的是限制，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这种母亲与后代之间的捆绑还导致了两性对下一代的影响力不对等，而这方面得到的关注仍然太少。”
一代又一代的灵长类动物母亲正在悄悄地争夺长期利益，那是比雄性吵闹的交配竞争更持久的利益。通过以前我们不曾预料到的方式，母性控制的触角甚至可以操纵这些被频繁记录的雄性竞争的结果。最近的研究表明，高等级的倭黑猩猩母亲会利用自己的地位给儿子做媒，使他们当爹的可能性增加3倍。
阿尔特曼和赫尔迪的工作为此类新发现铺平了道路。她们将灵长类动物母亲从“单调乏味的常数”（其稳定的繁殖输出是一种可称乏味的必然之事）提升为在演化游戏中与雄性并肩作战的平等参与者。她们对“好母亲”的看法挑战了“天生的圣母”这一刻板印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真实、更复杂的雌性形象，雄心勃勃、精于算计、追求自我且在性方面充满自信。
抚育后代：一项公共事务
凯瑟琳·杜拉克正在研究催产素对甘丙肽神经元中枢的影响，这是前面介绍过的亲代育幼行为开关，在两性中都存在。她发现这个育儿指挥中心确实有催产素受体，但仅限于母亲。
这解释了母亲独特的强化育幼行为：她有甘丙肽和催产素两种神经元来驱动育幼行为。但是，尽管“拥抱激素”（催产素）名声在外，但它并不是这种育幼行为的开关，而只是一种补充。杜拉克认为，还有第二个长期的依恋阶段，独立于与出生和哺乳相关的激素高峰，可能不仅仅由催产素驱动。第二阶段可以促进后代与母亲、父亲、其他更远的亲戚甚至养父母的依附关系。研究者已经基于这一假设，在未生育过的雌性大鼠身上进行了实验观察。
通常来说，这些大鼠对幼鼠极度敌视，会无视甚至吃掉所遇到的幼鼠。但是，如果一只未生育过的雌性大鼠反复接触幼鼠，特别是如果她还有个母亲可以作为学习榜样，这个来自地狱的没有生育经验的“青春期少女”就会停止杀戮，并开始照顾幼鼠，最终像生下幼鼠的母亲一样细心。
“即使孩子不是亲生的，养父母也可以和亲生父母一样疼爱孩子。这可能是由于催产素和其他神经肽的共同作用。”杜拉克告诉我。做母亲是一项要求很高的工作，具有巨大的演化影响。这种依附关系的灵活性减轻了母亲作为唯一养育者的责任，让幼崽可以得到更广泛的照顾。
有时这是偶然的，但在其他一些物种中，抚育幼崽已经演变成一种公共事务，这对身兼数职的动物母亲来说有巨大的好处。尽管照顾和喂养其他个体的后代似乎违背了演化逻辑，但合作繁殖已经在许多生物类群中多次演化出现。大约 9%的现存鸟类（现存的所有鸟类物种大概有1万种）和3%的哺乳动物妈妈从所谓的养母动物那里得到急需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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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这句话对这些灵长类动物来说是真实的，”巴登说，并与人类相比较，“依靠他人分担照顾幼崽的负担，在演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我妈妈是一个单身妈妈，所以我真的很感激这种行为。我认为社区真的很有价值，工作与育儿能同时进行非常重要。”
萨拉·布拉弗·赫尔迪坚信，这种共同育幼在我们这个物种的非凡演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成长缓慢、代价高昂这方面，人类婴儿绝对能拔得头筹。
一项针对南美采集种群的研究估计，将一个人从出生养育到营养独立需要消耗大约1000万到1300万千卡的热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单独的女性能够提供的，无论她多么擅长发现可以食用的多汁大块根茎。
达尔文提出，日渐熟练的雄性猎手提供的食物为人类幼儿缓慢的成长补贴了能量来源，促进了“人类更强大的智力和发明能力”的演化。赫尔迪则认为，就像领狐猴一样，人类母亲周围有一群不限性别的帮手来分担照顾幼儿的负担，而这种母性的帮助是我们人类实现非凡智力进步的真正关键。
在2009年出版的《母亲关怀：相互理解的演化起源》（Mothers and Others: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一书中，赫尔迪引用了一系列来自幸存传统文明的证据，表明在更新世，人类祖先可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帮助——来自那些疑似父亲、真正的父亲、绝经后的祖母、未生育的阿姨和大一点儿的孩子。这些他人的帮助是我们这个物种能够长出巨大的大脑同时迅速繁衍的原因。
“人类婴儿出生时比其他任何猿类都更大，自理能力则更差，然而当你将现代人类狩猎采集者的出生间隔与任何其他类人猿的出生间隔进行比较时，你会发现人类婴儿断奶更早，母亲的繁殖速度也比其他类人猿快得多。”赫尔迪说。
红毛猩猩母亲得不到任何帮助，因此只能每7到8年生一只幼崽。相比之下，人类狩猎采集者的生育间隔只有2到3年。赫尔迪继续指出，这种共同抚育有利于善于寻求照顾的后代（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从而促进我们的同理心、合作以及了解他人的想法等独特能力的演化。在赫尔迪所讲述的人类演化史中，是分担育幼的负担，而不是狩猎和战争，塑造了情感丰富的现代人类的合作能力和智力。
达尔文的母性本能潜伏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它不是女性独有的，也不像这位伟人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即时而刻意。在我们学习其中技巧的时候，育幼能力（母性）逐渐觉醒并演进。但它让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以“更多的温柔和更少的自私”去关心同胞。
原文作者/[英]露西·库克
摘编/荷花
编辑/王菡
导语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