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德国还是国内，能让读者系统了解荷尔德林生平与创作的著作并不多见。可读的仅有学者马尔滕斯（G. Martens）的《荷尔德林传》（未有中译本），但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旧作，不少信息有待更新，且失之简略；而德国荷尔德林研究会前任主席彼得·黑尔特林的《荷尔德林传》（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实质是一部小说，乃“诗与真”的混杂，不能当成严肃的传记作品阅读。因而长期以来，学界和坊间都在期待一部资料更为详实、能带领读者走入诗人真实世界且雅俗共赏的新传记。
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古典浪漫主义诗人。1788起在图宾根神学院学习，与黑格尔和谢林交友。1793年开始在法兰克福、瑞士、法国波尔多地做家庭教师，1802年，横穿大革命后的法国徒步回到故乡。1843年6月7日，在图宾根去世。
2019年末，德国传记大师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推出新作《荷尔德林传：来吧，朋友！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德国Carl Hanser出版社，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恰好弥补了这一遗憾，同时也是为2020年荷尔德林诞辰250周年造势。该书长达336页（中译本366页），体量是马尔滕斯旧作的两倍多，信息更为丰富；除主体部分的传记外，本书还有参考文献、诗人年谱、人名及作品索引等作为附录（除索引外均译为中文）。已出版多种学术传记的萨弗兰斯基在书中发挥了作为传记作家和哲学家的特长，在展现荷尔德林生平的同时，将诗人的创作与当时思想史的发展结合起来，可谓学术性与可读性兼而有得，因而本书出版后广受不同层次读者好评，第二年即已第三次印刷，在德国几乎是畅销书的待遇，而这对于传主荷尔德林而言，更是一个奇迹。
因为即使在德国，荷尔德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也是一个神秘的名字。他犹如图宾根内卡河畔塔楼中的一个神话，生平鲜为人知。作为诗人，他的诗作很少出现在中学课堂里，甚至因为太难懂，有人戏称这些诗作是让人下定决心此生与德语文学分道扬镳的绝佳读物。然而，他那首精致的短诗《生命之半》（收录于中译本第241页，下文括号中页码均指中译本）却又是为人熟知的作品。该诗的前一半描写冷清、优雅而神圣的秋天景色，中间笔锋突转，感叹冬日的荒凉与肃杀。这首完成于1800年之后一两年的短诗恰好位于荷尔德林生命的中半之处，仿佛预示着他生命即将到来的突转：以几年后精神完全失常、被送进图宾根塔楼为界，他前一半的生命是写作圣诗的诗人，心中燃烧着“神圣的火苗”（《前言》第1页），即便鲜有人知，他也像秋天一样温热、优雅；后一半的生命则是一个冬天的神话，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慕名来访，但塔楼里的诗人“神圣的火苗”已微弱殆尽，塔楼的岁月无疑是“无言和冷清”，犹如冬天般寒冷肃杀。这截然不同的两段诗几乎成了荷尔德林充满矛盾一生的写照。
《荷尔德林传》，作者：[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译者：何俊，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7月
诗人作为天职
1770年，荷尔德林出生在施瓦本地区的劳芬。他的家庭在经济和政治上属于“体面者”圈子，也即当地的中产阶级，在信仰方面则属于新教的虔敬派，因而充满浓厚的宗教氛围。荷尔德林从小将诗人作为天职可能与这样的宗教氛围不无关系，而且虔敬派的宗教情结使他认识到，诗与神是不可分割的两面，只不过他的神与其说是基督教的上帝，倒不如说“来自古希腊”（第7页）。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荷尔德林本来应顺理成章成为新教牧师。他母亲的愿望是“儿子应当娶妻生子，住在牧师的宅子里”（第10页），于是把荷尔德林送进了邓肯多夫和毛尔布隆的修道院学校，最后进入了图宾根神学院。但荷尔德林为了写诗，一生都在逃避成为牧师的命运，即使成为牧师是政府为他提供上学资助的前提。在学校里，荷尔德林学到的与其说是信仰的深邃，倒不如说是诗的伟大。他阅读希腊诗人品达，也阅读当代德语诗人克洛普施托克，他们都是具有祭祀身份的诗人（第29页），也是荷尔德林的榜样，他在少年诗作《我的决心》中写道：“是稍稍偏向品达的飞翔？还是拼命追求克洛普施托克的伟大？”荷尔德林自诩是这一诗歌传统中的一员，所以萨弗兰斯基说：“只要未企及品达的飞翔和克洛普施托克的伟大，生命对荷尔德林来说就是一种痛苦。”（第28页）正因如此，荷尔德林将诗人作为天职犹如伊卡洛斯之飞，从一开始便有失败的危险，因为他要创作的不是一般的文学，而是“诗”。
《荷尔德林文集》，作者：[德国]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译者：戴晖，版本：商务印书馆 1999年5月
在荷尔德林前一半的生命中，他的主要矛盾似乎是逃离母亲让他成为牧师的逼迫，然而萨弗兰斯基隐晦地告诉我们，只要荷尔德林将诗人作为自己的天职，那么他都无法接受世俗意义上固定的生活模式，甚至无法长久地经营一段关系，他在毛尔布隆与图宾根的两段恋爱便是如此。他曾向母亲透露，与女友露易丝分手的原因正是他“壮志未酬的文学雄心”（第27页）。我们甚至有理由揣测，即便荷尔德林将自己的唯一的小说《许珀里翁》献给了他深爱的狄欧提玛，但与苏赛特·龚塔特终成眷属并不符合他对自己诗人身份的认知。而这一认知同时注定了荷尔德林无法在一个地方长久停留。从瓦尔特斯豪森到耶拿，从豪普特维尔到波尔多，他几乎每一次都是不明原因地突然离开。
与歌德、席勒相比，荷尔德林只有少量书信和日记传世，不少还是残篇，因此我们对荷尔德林每一次突然启程或者说逃离的具体原因都所知甚少。可以说，诗人的人生，无论前一半还是后一半，都只能残缺不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他的整个生命仿佛由前后两张巨大的残篇构成。一如诗人的人生，荷尔德林的一些著名诗作同样以残稿的形式，或者以多个版本流布于世。
荷尔德林诞辰250年时，内卡河边的城墙上放了荷尔德林的小金人像。本文作者陈郁忠摄影。
诗对思的超越
正因为荷尔德林的生命是残篇式的，所以萨弗兰斯基为诗人作传的重点并不是钩沉历史事件，而是将诗人的生平融入对其作品的介绍与解读。我们看到，阐释荷尔德林的作品是萨弗兰斯基展现诗人生命的重要手段：《荷尔德林传》第四章到第十章的暗线是书信小说《许珀里翁》多个版本的创作过程，第十一章介绍悲剧残篇《恩培多克勒》的写作，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的重点则是对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即1800年前后诗歌）的诠释，涉及的诗歌如《爱琴海》《面饼与葡萄酒》《拔摩岛》《和平庆典》等都是荷尔德林这一时期的重要创作。
从《许珀里翁》创作开始，荷尔德林的理想便是“诗性精神和哲学思想的成功融合”（第86页）。从图宾根时代起，荷尔德林被康德、费希特、斯宾诺莎、柏拉图等人的哲学思想吸引，有学者甚至认为，荷尔德林在哲学上的思考被他的大学同学兼宿舍室友，即后来的大哲学家谢林和黑格尔发扬光大。然而对荷尔德林本人的诗歌创作而言，哲学却是一种干扰，是一位让他“欲罢不能”的“暴君”（第129页）。
荷尔德林的青少年时代是康德哲学的年代，康德的“物自体”概念带来了主客观无法统一的问题，这一不可知论是此后哲学家们思考的起点。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荷尔德林看到了诗对哲学的超越：人无法通过理性认识到的，通过诗可以——因为无论是诗的创作还是接受，都不能只通过理性，而需要美的参与（见第130—131页）。萨弗兰斯基由此推论，由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三人共同写作的《德意志观念论最古老的体系纲领》中有关艺术、诗歌、美的部分“可以归到荷尔德林名下。”（第135页）这篇《纲领》在结尾处还提出了调和哲学与诗的方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神话，但这个神话必须为各种观念服务，必须成为一个理性的神话。”（第135页）虽然萨弗兰斯基认为这段文字更像是大胆的谢林所写，且三位年轻人当时对理性神话可能也没有清晰的定义，但事实上，“新神话”恰恰是理解荷尔德林诗歌创作，特别是后期诗歌的关键线索。
从创作《橡树林》（1796，第154页）起，荷尔德林开始摆脱通过“诗歌修辞艺术”表现“抽象世界”（第155页）的“席勒手法”，而走上了独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这条道路是将古希腊、基督教以及当代德意志文化的思想资源融为一炉，以此创造一个新的神话世界。这个神话世界是《爱琴海》中的希腊空间与历史，其中寄托着旧神已经离去，新神尚未来临的哀思（207—210页）。这不仅是神话思维，更是荷尔德林的历史哲学：神会来临也会离去，并且，每个重大时代都会有类似赫拉克勒斯、苏格拉底、耶稣这样的人物受神委派降临人世。在荷尔德林的神话逻辑里，基督教与“异教”、神话与现实可以融为一体。因而在诸神远离的当代，诗人期待狄俄尼索斯（或者说耶稣）的重新归来。
在《面饼与葡萄酒》一诗中，诗人一方面想象狄俄尼索斯降临的场景，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荷尔德林最著名的问题：“置身这贫瘠的时代，诗人的意义何在？”（第223页）仿佛在神离开的世界，诗人是与神或者说神性的唯一联结。《面饼与葡萄酒》无疑是这一类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萨弗兰斯基最喜爱的“哀歌”（德语诗歌的一种体裁），他说：《面饼与葡萄酒》是“德语中最优美而又最强劲的哀歌”（《前言》第1页）。在《荷尔德林传》中，只有这首哀歌被完整收录（第218—225页）。与这两首诗作相比，此后的《和平庆典》（第235—237页）和《拔摩岛》（256—260页）等诗作虽然具有更强烈的基督教神学色彩，但期待神的重临依然是其中的重要母题。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集》，作者：[德]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译者：刘皓明，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真实的荷尔德林
一定程度上，萨弗兰斯基的《荷尔德林传》未能给我们塑造一个更为清晰的荷尔德林形象。但这不是因为作者将写作重点放到了诗歌阐释上，而是因为荷尔德林的人生本身是一种“隐蔽的生活状态”（第199页）。因而在书中，作者只叙述确定的事实而不妄下评判。比如我们无从知晓诗人1801到1802年从斯图加特去往波尔多以及从波尔多返回斯图加特时的具体步行路线，萨弗兰斯基只是根据历史材料和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几种解释的可能性，并说明自己更倾向于何种解释。对于荷尔德林疯狂的原因，作者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仔细地叙述诗人逐渐疯狂的过程。
但隐蔽并不是完全湮没无闻，只要有相应文献传世，作者对荷尔德林在诗歌创作以外的生活便给予客观、恰当的叙述。在书中，我们看到荷尔德林并非时刻是“塔楼诗人”。他向有名望之人（特别是席勒）推销自己和自己的诗作，对政治活动饱含热情，重大政治事件甚至是他创作的外在动力，而且在他笔下，政治与宗教有着紧密联系。但另一方面，萨弗兰斯基没有因为辛克莱案（第十五章）使诗人精神失常、几乎成了“政治犯”而像之前的学者那样走上另一个极端，即把荷尔德林塑造为一个革命的殉道者。作者的写作方式是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叙述事实，另一方面通过大量书信、日记等客观材料将荷尔德林的各个侧面展现在读者面前——正是通过这一方法，我们才看到了一个依然不够清晰，却更真实的荷尔德林。
荷尔德林墓。本文作者陈郁忠摄影。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荷尔德林的接受史，也即诗人从“隐蔽”进入“广阔天地”，由神话变为现实的历史。诗人的接受史同样不是一帆风顺。他虽然启发了尼采挖掘狄俄尼索斯的潜能，却被十九世纪的“青年德意志”政治化，被二十世纪的纳粹及海德格尔扭曲。然而，本书的作者说，荷尔德林的未来从他的死亡开始（第296页），也即从他的接受开始。在作者看来，要表现一个真实的荷尔德林，接受史无疑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仅从这一点而言，萨弗兰斯基的这部新作便是一部可靠的荷尔德林传记。
撰文/陈郁忠
编辑/张进
校对/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