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记者从最高法获悉，《规定》于2023年12月11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200余份反馈意见。

“我们对反馈意见高度重视，逐份作了认真梳理和慎重研究。就其中的扩大诉讼主体范围、规定嫁妆处理规则、明确借婚姻索取财物具体形式、共同生活界定等意见，反复研究。”最高法有关负责人介绍。

• 关于诉讼主体范围

最高法认为，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适当将诉讼主体由婚约当事人扩大到其父母，符合传统习俗，但如果扩大到其他亲属，将导致过多人牵涉诉讼，严重影响诉讼效率，也容易激化矛盾。

对于有的婚约当事人父母早亡，由其他亲属抚养长大并在彩礼给付接收中代行父母职责的情况，最高法在《规定》起草过程中已予以特别关注。但是，考虑到个案千差万别，亦无明确的法律或习俗概念界定该类人员，为保证司法解释准确清晰，《规定》未作扩大表述。实践中，如出现此种特殊情况，可以基于习俗，参照适用《规定》处理。

• 关于嫁妆处理规则

最高法指出，作为与彩礼相伴相生的婚嫁习俗，嫁妆目前仍较为普遍，但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可能存在较大差别。为此，《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均明确在彩礼返还时要考虑嫁妆情况，即应当扣减已经共同消费或已经添附到男方财产上的嫁妆数额。

此外，传统上一般认为，离婚时，尚存的嫁妆应归女方，现实生活中亦对此争议不大，从审判实践情况看，仅就嫁妆返还产生的纠纷极少，故《规定》未就嫁妆返还问题再作单独规定，逻辑上可以参照《规定》处理。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总结审判实践经验，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加强监督指导。”上述负责人表示。

• 关于借婚姻索取财物具体形式

最高法指出，借婚姻索取财物与彩礼在实践中的界限不能简单以是否有结婚意愿作为区分标准，因为有的情况即使当事人有结婚意愿，也可能借机索取财物，且结婚意愿作为主观因素在诉讼中亦需要客观事实证明，实践中当事人很难举证证明。

有意见提出，收受彩礼后携款潜逃或者短期内多次以缔结婚姻为名收取高额彩礼后无正当理由悔婚的，应认定为借婚姻索取财物。最高法认为，如果有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情形，一方根据《规定》第二条，请求对方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实践中，如果情形严重的，甚至已涉嫌刑事犯罪，人民法院对该种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 关于共同生活的认定

有意见提出，应当明确共同生活多长时间即可以不需要返还彩礼。最高法认为，考虑到彩礼返还比例不仅需要考虑共同生活时间，还要考虑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不同因素叠加会出现各种不同组合，规定具体的时间反而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故《规定》未就具体的生活时间作出规定。实践中应当依据个案具体情况综合认定。

有意见提出，不应将是否孕育作为彩礼返还的考量因素。最高法一直高度重视对妇女权益的保护，考虑到女性在妊娠、分娩、抚育子女等方面的付出，《规定》明确将此作为酌情减少彩礼返还甚至不予返还的考量因素，以更好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此外，最高法还根据反馈意见，对相关内容作了修改完善。比如，将征求意见稿第五条和第六条中的“孕育子女”修改为“孕育情况”，以涵盖终止妊娠等情形；将征求意见稿第五条和第六条中的“共同生活时间”修改为“共同生活情况”，以指引法官在考量共同生活事实时，不能简单计算时间长短，还需要综合考虑是否实际一起居住、未实际共同居住的原因等情形。

据了解，《规定》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

新京报记者 行海洋

编辑 唐峥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