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开年精彩剧集不断，《繁花》之后，古装悬疑剧《大唐狄公案》也放出预告片，引发关注。《大唐狄公案》改编自荷兰外交官、汉学家高罗佩历时十八年写成的系列侦探小说。高罗佩重塑了清官狄仁杰，并赋予他神探的形象。此后这一形象在海内外广泛传播，在西方读者心目中成为“古代中国的福尔摩斯”。高罗佩对中国古代琴棋书画十分痴迷，《大唐狄公案》中的插图均为他自己所画。
他还写过一本学术著作《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这也是他最为中国学界熟知的汉学研究。在大量搜集、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上，他从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角度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其中有很多原创性见解，比如他论证了是妇女缠足导致了汉族舞蹈传统的夭折。
据学者施晔考据，高罗佩涉及这一领域纯属偶然。他因“狄公案”系列中的首部小说《迷宫案》在日本出版时，是否用裸女作封面这一问题上与日本出版商有分歧。高罗佩认为中国没有色情艺术，以裸女作封面不符合中国传统；而出版商则持相反意见，并建议他去查资料。由此，高罗佩才开始了对中国春宫画的研究，出版了《秘戏图考》这部开拓性论著。不久后，在此基础上，他又将整个中国古代性文化纳入研究视野，向西方读者揭开了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神秘面纱。
高罗佩对中国的道教及佛教文化也非常感兴趣。他还研究中国动物文化，写出了《长臂猿考：一本关于中国动物学的论著》。他在中国期间还结识了多位政界、学界、艺术界精英，如许世英、王芃生、王世杰、吴国桢、郭沫若、田汉、于右任、徐悲鸿、傅抱石、徐元白、查阜西、杨少五等。
施晔认为，高罗佩的汉学研究以博学、多元、前沿著称，虽有零碎、偏门之嫌，但其在许多冷僻领域的开拓之功实不可没。他对中国文化的痴迷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当得知自己肺癌已到晚期，他还在临终前写完了“狄公案”系列的最后一部《黑狐狸》。
在历史上众多汉学家中，像高罗佩这样对中国文化涉猎如此广泛的并不多见。今天我们跟随上海交通大学讲席讲授江晓原的介绍，深入了解高罗佩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序言部分，篇幅原因较原文有删节。
《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 [荷]高罗佩 著，吴岳添 译，汉唐阳光|书海出版社，2023年12月。
在国内近年的媒体话语中，“精神某国人”基本上已成为一个贬义词，没想到我在荷兰人中发现了一个“精神中国人”——高罗佩虽然并非完人，但对他而言，“精神中国人”已经不是修辞手段，而是实录了。
高罗佩之奇人奇书
荷兰职业外交官、汉学家高罗佩（R. H. van Gulik，1910—1967），因撰写《秘戏图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With An Essay on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B.C. 206-A.D. 1644）和《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1500 B.C. till 1644 A. D.，Brill，1961）两书，以及系列侦探小说《狄公案》而驰名欧美与东方。
高罗佩出生于荷兰，3到12岁跟随任军医的父亲生活于印度尼西亚，种下了热爱东方文明的根芽。中学时即开始学习汉语，1930年入莱顿大学攻读法律，但醉心于东方学，修习汉语、日语及其他一些亚洲语言文字。1935年获博士学位，此后奉派至多国任外交官。高罗佩四处搜求中国图书字画、古玩乐器，并成为珠宝鉴赏家；又通中国书法及古乐，能奏中国古琴，做格律诗。1943至1946年间在华任外交官，此外还曾任外交官于东京、开罗、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等处。1967年因癌症病逝于荷兰。
《大唐狄公案》，[荷]高罗佩 著，张凌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21年08月。
高罗佩一生著述颇丰，有传世著作16种如下：
1. 《广延天女：迦梨陀娑之梦》（Urvasi, A Dream of Kalidasa，梵文英译），1932。
2. 《马头明王诸说源流考》（Hayagriva，the Mantrayanic Aspect of Horse-cult in China and Japan,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Horse-cult in India and Tibet），博士论文，1935。
3. 《米芾论砚》（米芾《砚史》之英译及注释），1938。
4. 《中国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1940。
5. 《嵇康及其〈琴赋〉》（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1941。
6. 《首魁编》（中文日译），1941。
7. 《东皋禅师集刊》，高罗佩在日本收集的东皋禅师文献，1944。
8. 《狄公案》（Dee Goong An），系列小说，共中篇15部、短篇8部，1949—1967。
9. 《春梦琐言》（Trifling Tale of a Spring Dream），明代色情小说，高氏据其在日本所搜集之抄本印行，1950。
10. 《明代春宫彩印》（自题中文书名《秘戏图考》），1951。
11. 《中日梵文研究史论》（Siddham,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Sanskrit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1956。
12. 《棠阴比事》（英译及注释），1956。
13. 《书画说铃》（英译及注释），1958。
14.《中国绘画鉴赏》（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1958。
15.《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自题中文书名《中国古代房内考》），1961。
16. 《长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 An Essay in Chinese Animal Lore），1967。
《长臂猿考》，[荷]高罗佩 著，施晔 译，中西书局，2015年。
高罗佩有两个中文老师，第一个就是高罗佩在中学时代协助他编词典的乌伦贝克（C. C. Uhlenbeck），第二个是在莱顿大学时的戴闻达（J. J. L. Duyvendak）。戴闻达是汉学界的名流，名头远在乌伦贝克之上，但高罗佩却认为他的中文水平不如乌伦贝克。
高罗佩甚至在笔记中说戴闻达“不能算汉学界的伟人”，连高罗佩的传记作者也不得不表示“很多汉学家不会同意高罗佩这个观点”。不过我倒是倾向于同意高罗佩的判断——在国际汉学刊物《通报》所载戴闻达文章的中国古代文献引用段落中，我确实发现过断句标点错误的情形（按《通报》惯例会附上中文原文）。
高罗佩从年轻时行事就出人意表，20岁那年他一入莱顿大学就和一个考古学家的遗孀同居。遗孀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比高罗佩年长18岁，还有一个7岁的儿子。高罗佩将自己的助学金和遗孀在图书馆等处工作的收入合并使用，遗孀还利用自己的人脉为高罗佩介绍了撰写稿件挣稿费的机会，一家三口居然像模像样地过起日子来。
这段姐弟恋既满足了高罗佩的青春激情，也帮助了他在艺术鉴赏方面的成长。五年后高罗佩毕业被任命为初级外交官，他想带遗孀母子同行，但明智善良的遗孀谢绝了他的好意。后来遗孀在二战的颠沛流离中死于心脏病，高罗佩知道后伤悼久之，他在自传中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才开始充分意识到，她是多么善良的女人。”而此时高罗佩“职业外交官+兼职间谍+汉学家”三重身份的多彩人生已经徐徐展开。
电视剧《大唐狄公传》（2024）剧照。
从1935年起，高罗佩的正式身份是荷兰外交官——在这个身份上，他逐渐升迁一直做到荷兰驻日大使（1965—1967）。二战中荷兰沦陷，设流亡政府于伦敦，高罗佩作为荷兰外交官仍听命于荷兰流亡政府，但荷兰流亡政府有一段时间又将高罗佩“出借”给英国充当兼职间谍，高罗佩也听命行事。
例如，他曾奉命在尼罗河上的豪华游轮中去接近一位“美丽的埃及公主”，目的是探明她会不会投向轴心国阵营。高罗佩向上司报告该公主胆小怕事，没有勇气介入轴心国的阴谋事务。但他确实成功获得了公主的好感——后来他去开罗任职，公主还邀请他去府邸做客。根据高罗佩传记作者（他在外交部门的前下属）的看法，高罗佩于1943至1946年间在中国重庆担任外交官，也是负有间谍使命的。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理解
高罗佩的第三重身份是汉学家，在这方面他达到了非常高的段位。
高罗佩作为职业外交官，先后任职于多国，他所到之处必寻访当地博物馆、书店、古玩文物市场，收集当地古籍、文玩等物，还想方设法与当地文化名流取得联系，并进而展开个人交往。这些活动明显超出了一般外交官的职责，有时甚至搞到“旷工”的地步——工作时间在他办公室里找不到人。
为此他和上司的关系经常不甚和谐，有时发展到各自给荷兰外交部打报告指责对方，上司甚至当众指斥他“游手好闲”。但一来高罗佩还有“兼职间谍”的身份，二来他对当地的丰富文化知识的了解有时也确实对外交工作很有帮助（这一点连他上司也不得不承认），所以外交部对他倒颇为宽容。
电视剧《大唐狄公传》（2024）剧照。
广义而言，高罗佩迷恋东方文化，中国、日本、印度、中东、东南亚等地的文化，都曾让他发生浓厚兴趣，但在这些文化中，最让他迷恋的，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他渴慕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自起汉名高罗佩，字忘笑，号芝台，名其书斋曰“犹存斋”“吟月盦”“尊明阁”等，并于1943年娶中国大家闺秀水世芳为妻。
高罗佩之倾慕中国文化，还有一些相当奇特的表现和例证。
1935年高罗佩初次任职日本，还只是25岁的青年低级外交官，当时日本为他这样的单身外交官安排了年轻的女管家——实际上兼有同居女友身份，高罗佩对这样的安排也欣然接受了。他的第一个女管家是静子，高罗佩在笔记本中记下了他和静子共处和游玩的踪迹，有风流韵事的日子高罗佩还会做一个“×”的记号。
一段时间以后，和高罗佩同岁的文子替代了静子。起先高罗佩似乎对文子颇有好感，在笔记本中说她“是一个可爱的快乐女孩子”，但三个月后文子就被他辞退了，高罗佩在笔记本中记下的原因竟是：“凡是中国的东西她都蔑视”，这让高罗佩无法容忍。
高罗佩在日本的第三个女管家是冈谷胜代，她和高罗佩同居了七年，两人“没有发生过一次吵嘴，甚至没有相互责备过”。冈谷胜代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高罗佩喜欢的：她“尊重中国事务和思想，这是日本人具有的一种传统”。二战之后，高罗佩又去日本任职数年，这时他已有妻子儿女，而冈谷胜代处在穷蹙中，她来看望高罗佩，高罗佩顾念旧情，还数次用现金接济过她。
高罗佩作为汉学家的造诣，不仅有上列16种传世作品背书（其中至少13种和中国直接有关），还有另一个比较罕见的例证——中国古琴。高罗佩很早就迷恋中国古琴，不仅购藏古琴，还学会了弹奏。到重庆担任外交官时，他加入了“天风琴社”，成为这个琴社唯一的外国成员。
《琴道》，[荷]高罗佩 著，王建欣 译，中西书局，2013年。
琴社中颇有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高罗佩得以借此机会和他们建立起个人交往，比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号称“基督将军”的军阀冯玉祥等。高罗佩在中国利用各种机会结识的社会名流，还有沈伊默、徐悲鸿等人，1951年底，他甚至在香港结识了早年叛降国民党的张国焘。
高罗佩弹奏中国古琴，不仅成为对他汉学家地位的高雅背书，而且非常有助于他在中国上层社会展开社交，甚至还可能对他所属的外交使团的工作提供意想不到的帮助。当时各国外交官在中国旅行时屡遭土匪劫掠，国民党当局束手无策，但唯独荷兰使团不遭劫掠，据说是因为高罗佩在“天风琴社”结识了冯玉祥，而冯玉祥居然又是“哥老会”帮会中的大人物，冯向帮会打了招呼，荷兰使团就安然无恙了。
而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还表现在他对时事政治的正确判断上。例如，他曾在1945年初的信件中表示，他坚信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人之间有着秘密勾当。他对蒋介石政府假装抗日、保存实力的政策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在信件中指出：“蒋介石不让自己的军队与日本人打仗……必须使自己的军队几乎完好无损”，目的是维持自己的权力。高罗佩的这些见解，恐怕和他“兼职间谍”的工作不无关系。
一个真正的“精神中国人”
认为高罗佩是一个“精神中国人”，其实并非我的发明，因为高罗佩自己，高罗佩的上司、同行、下属、传记作者、临终照顾他的医生……全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只是没有使用“精神中国人”这一表达方式而已。
先看高罗佩自己的表达。他在自传中这样说：“我相信，与我自己的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基石的这种对立，对于我个人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意识到了，虽然我在思想和感情上部分地变成了中国人……我既不是新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我喜欢把自己视为尼西亚宗教大会之前的基督教徒。”高罗佩虽然仍知道自己本质上是西方人，但“在思想和感情上部分地变成了中国人”——至少表明他认为自己已是部分的“精神中国人”。
另一位荷兰驻华大使杨乐兰在为高罗佩传记写的序中这样说：“可以肯定，世界还会长期爱护和珍惜高罗佩留下的多种遗产和足迹。这是因为，那表面上的多样化，其实非常集中地反映了世界最古老和最丰富的文化之一，即中国文化。人们千秋万代还会继续重视该遗产。……这只引人注目的荷兰鸿雁，一腔热血倾注的就是中国。”
高罗佩之子回忆说，高罗佩作为外交官到世界各地任职，所到之处，必布置一间中国式书斋，还要自己题写书斋的中文名字，他用过的书斋名有“犹存斋”“吟月盦”“尊明阁”。他书斋中的中国元素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当他出任驻日大使时，不得不将书斋“尊明阁”设置在大使馆楼上的房间——“为了避免人们会以为他们进入了中国大使馆”。
高罗佩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之后，自知为日无多，在病房中拼命工作，在他的临终岁月照顾他的医生这样描述高罗佩：“我常常觉得，他本质上是个中国人，他有时更多地是个中国人，不是个欧洲人……他是一个我常常思念的人。”这位荷兰医生的描述，几乎就是“精神中国人”的同义表达了。
高罗佩生前先后在世界各地出版论著、小说、译作及史料凡16种，已见前述。其中在欧美最为风靡者为高氏以英文创作的系列探案小说《狄公案》，自1949年开始出版，至今在西方各国再版不绝。书中假托唐武周时名臣狄仁杰，敷演探案故事，致使“狄公”（Judge Dee）在西方读者心目中成为“古代中国的福尔摩斯”。高氏对古代中国社会生活、风俗民情及传统士大夫生活方式的深入理解，在《狄公案》中得到充分反映。
电视剧《大唐狄公传》（2024）剧照。
《狄公案》系列共中篇15部，短篇8部，已有中译本，译者为陈来元、胡明等。译文仿明清小说笔调，流畅可读。这个译本在大陆又有多种版本，较好的如北岳文艺出版社、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等版本。《狄公案》既借用西方探案小说技巧，符合西方法律和价值观念，但同时又有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深入体察，颇有中西合璧之妙。
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成就
高罗佩《秘戏图考》《房内考》之作虽难尽美，但开创之功实不可没，直至今日“两考”仍是西方性学及性学史著作家了解中国这方面情况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其中确有不少高明见解，最值得特别指出者有如下数端：
例如，高罗佩对于古代中国士大夫与妓女（通常是艺妓之类）的交往，所考察史料虽不甚多，却有较为正确的理解。他认在这种交往中，肉欲的满足“是第二位的”，许多士大夫与艺妓交往甚至是为了“逃避性爱”。他的理由是：能够交往高等妓女的士大夫，家中多半也妻妾成群，不仅不存在肉欲不得满足的问题，相反还必须维持“出于义务的性关系”，有时殆近苦役。
此说考之史实，实近于理。古代中国社会中，受过最良好文学艺术教养的女性群体，通常既不在良家妇女，也不在深宫后妃（个别例外当然会有），故士大夫寻求能够诗酒唱和、性灵交通的异性，舍此殆无他途。在这种交往中，存在着某种类似“自由恋爱”的氛围，性交既不是必须的，尤其是不可强迫的。（参见施康强：《众看官不弃〈海上花〉》，《读书》1988年11期）
原文作者/江晓原
摘编/荷花
编辑/王菡
导语校对/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