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大理，凭借低廉的房租，优美的自然风光，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成为不少人的乌托邦，也是新兴的“数字游民”热衷的目的地。

在返乡之前，我想象了一种大理数字游民的生活，远方的都市人群，来到我的家乡，隐居乡野，看云卷云舒，生活成本低，舒适安逸，但挣得又多，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和文化。

龙恩就是其中一员，她出生于2000年，瘦瘦的，瓜子脸上戴一副圆圆的眼镜，温温柔柔的模样，但眼神里似乎有一种倔强和坚定。去年，她被上海的一家公司裁员了，带着裁员补偿，不到一万元的全部家当，坐了39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云南。

她说自己是一个小镇做题家，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但毕业后的全职工作似乎都不是很顺利。在23岁的年纪决定去做自由职业，对她来说是一次脱离轨道的冒险，也有很多无奈的成分。

刚来大理的时候，龙恩是兴奋的。路边一朵野花，天空一抹晚霞，随拍都让她感到惊艳。2023年7月她写道，“大理的日落在8点十几分，外地人来大理，不小心就会被阳光欺骗，本地的小吃店，七点多，天还亮着，老板就关上了红棕色铁门。不像大城市，所有人都在高强度运转。”

今年一月，似乎已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我对大理有些厌倦了。傍晚坐高铁回来，下车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枯萎了。我还是喜欢城市生活，喜欢711便利店的南瓜小米包和鸡胸肉便当。喜欢几分钟一班的公交车和地铁。”

大理数字游民社区NCC主理人大曹发现，大理似乎是一个有结界的地方。游客看到的，隐居者看到的，本地人看到的，似乎都不是同一个大理。她在“流动的筵席”里支了一张桌子，一拨一拨的数字游民，人来人往，筵席仍在。

2月8日，NCC社区所在的葱园村，远处是苍山。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成为数字游民

春节返乡，候鸟迁徙，我从北京回到大理，广东女孩龙恩并没有离开，她住在距离大理古城往北3公里的上鸡邑村。

去年，龙恩从一个编辑那里听说，很多自由撰稿人在大理，生活成本低，自然环境好。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来过云南，但想到这是一种经人验证过的可行的生活方式，于是多了一些勇气。去年5月，她搬到大理，开启了数字游民的生活。

这里公共交通不便，村落一家稻田咖啡馆，是离她最近的定位。沿着咖啡馆对面的巷子往深处走大概50米，左手边一栋灰砖白墙的两层半白族房屋就是龙恩在大理的家。

院落的一楼，房东在堂屋看电视。二楼是龙恩的房间，大概10平米，窗户朝西，可以看见远处的苍山，下午的光照进来，明亮温暖。一张床、一个长约两米的三层白色置物柜、一个木质的鞋架、一张圆形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全部的家具。热水壶、多功能煮锅、洗漱的盆、一些快递盒子放在地面上。但乱中有序，在圆桌上，摆着几本书和电脑，盖了一块印有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蕾丝花边桌布，淡紫色的花瓶里插着几支枯萎的玫瑰花。

龙恩就在这个房间里写作。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房租500元一个月，月付。

房东的女儿也住在二楼。龙恩要和其他租客共用客厅和卫生间。厨房则是一个简易的彩钢瓦搭建的棚子，位于一楼院落东侧。

这是一栋完全本土化的房子，外观传统，内部装修简洁，物品摆放也很随意。乍一进门，就像走进某个亲戚家。

从她居住的地方走出去不到10分钟就有一个小型菜市场，售卖着当地村民自己种的新鲜菜品，不过龙恩大多数时候选择美团买菜，等她醒来，临近中午，很多摊贩已经收摊了。她逛过几次，但很少买，她说自己不会挑，在美团上买可以看评价。这是我在北京的买菜方式，而大理的食材新鲜，市场充满了人间烟火，逛菜市有一种闲情。如果我打开某个软件看点评，我的本地同学们会开玩笑说，你好像是个外地人。

龙恩的房东在一楼搭建的简易厨房。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试错的生活

在村里生活，步行就够了。龙恩曾经租赁过一段时间的电瓶车，200块一个月，不贵，但相比她的出门频率来说，并不划算。

在大理的这十个月，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煮面，吃到反胃，她开始尝试买电饭锅和大米，自己炒菜，后来厨艺突飞猛进，学会了番茄炖牛肉，虾仁豆腐煲。她现在几乎每天都会做饭，因为外卖能送到的很少，可选择的不多。大理的米线饵丝，酸辣也不合她的口味。饮食上，她喜欢粤菜，偶尔吃的西餐、火锅也并不是大理特色。

在北京写稿，在广州写稿，还是在大理写稿，对于龙恩的一个明显区别可能是，田野，湖泊，广阔天地，显得触手可及。沿着乡村小路步行20分钟，她就能来到洱海边，看一朵云，从东边飘到西边，再吹一阵晚风，思绪零落又逐渐平静。但是自然的治愈是短暂的，只有工作状态稳步上升，才能保持更稳定的内核。

生活成本低，提供了更多试错的可能。十个月来，她完成了七篇长稿，还有两篇即将发布，这个产量不算多。去年八九月份，经济一度非常窘迫，龙恩投入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篇长稿，但是最终没有找到平台发布，没有稿费。

她只好去寻一些兼职，在4公里开外的古城酒吧、咖啡店做过兼职，两份兼职时间都不长，她挣了不到一千元。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她的心理也出现了抑郁状态，不想起床，不想做饭，白天拉上窗帘，晚上也不开灯，自我封闭，不知道这份自由职业怎么做下去，她打过心理热线，对着电话那头一直哭泣，后来她预约了公益的心理咨询，每周一次。

直到2023年底，龙恩每月能完成两篇长稿，稿费千字500-700元，她的经济稍微好转。她认识了另一位同样是自由撰稿的数字游民，对方给国内一家头部媒体和专业文学杂志供稿，同时也在写书，除了写作，他还尝试做餐饮，每餐收费15-20元。他曾邀请过龙恩一起写作，但因为写作风格和方向的差异，没有深聊下去。

起初，龙恩热忱探索大理的一些文艺活动，比如篝火，观影，脱口秀，都是和她一样的外来城市青年组织的活动，但她觉得，总体内容质量偏低，每每乘兴而去，失望而归。

她也加过数字游民的社群，但群里大家主要邀约的是吃喝玩乐，和她想象的深度精神交流也有差距，她没有融入其中。没有社群支持，离本地人的生活圈子也遥远，写作内容关注的更多是外面的世界，龙恩看起来人在大理，但似乎又和大理脱节。“我在别的城市，也不是那种特别融入的人。所以我不太会觉得我没有融入一个群体会怎么样，因为这就是我的日常。”她说。

理想中的数字游民生活，是有稳定的稿酬，并和当地人建立更多的线下连接。龙恩参加过白族的火把节，去村民家里做客吃席，然后没有再联系过。她说自己和大理没有蜜月期。自然的风景很治愈，但是深层的精神连接更能留住她，归属感仍要落地于人和人的关系。数字游民的状态似乎决定了你能拥有一段又一段短暂的关系，然后人们如同候鸟般迁徙，归巢。

在这期间，她短暂地结交过一个朋友，一个荷兰留学回来的理工科女生，两个人一起吃饭、爬鸡足山、逛公园，对话也有了真正的深度连接，但是游民的底色就是流动，这位朋友原本在大理一家洱海保护机构工作，去年12月辞职离开大理回到了重庆。

还有另一个同样租住在这里的室友，龙恩和他一起在洱海边看过日出，一起做饭，也去喜洲古镇逛过，后来渐行渐远，龙恩又回到自己的房间，更多时间宅了起来。她尝试过向外探索，但似乎是徒劳的，现在，呆在上鸡邑村，就相对自在。

2月7日，龙恩步行20分钟即可抵达洱海边。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社群集结

我不确定龙恩的数字游民经历在游民群体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否大多数人也像她一样，安静地探索，沉默地离开，或者热闹地活着。

于是我去了一家数字游民社区NCC。NCC，是Nomad Co-living Co-creating的缩写，意思是游民共居共创。这家社区位于大理古城西门葱园村，从古城西门步行10多分钟就能到达，也是一栋传统的三层白族民居，中间有天井，适合做公共空间，因为地势高，背靠苍山，三楼的房间能看到洱海。

主理人大曹已经返乡了，很多入住的游民也已经回家过年，2月份一共入住了8个人。这栋三层的白族民居，也是传统的建造格局，没有经过太多改造。我见到了几个过年不回家的游民，有的在做占卜，有的在做人类学调查，主题是大理的创新教育。

大曹出生于1994年，2022年8月离开职场，她曾经当过媒体人，也在大厂工作过。本来她想gap（间隔年）一年，然后重回职场。她去了景德镇，海南万宁，想看看脱离了职场轨道的人在干什么，有人说大理更嬉皮，也有人说很多人在这里躺平摆烂，她决定来看看。

刚开始她对大理的印象不是很惊艳，商业化的古镇和好看的民宿，后来她认识了一些常年在这里驻扎的新大理人，也看到不同的人合力一起做事的纯真，她发现，这似乎是一个有结界的地方。游客看到的，隐居者看到的，本地人看到的，似乎都不是同一个大理。她把这里称为，“流动的筵席”，一拨一拨人来人往，从最早的背包客，嬉皮士，文艺青年，摆摊客，到后来更多的中产、艺术家，媒体人定居，“当下的大理也折叠着很多圈子。”

大曹本来只是路过大理，但她留了下来，创立了数字游民社区。对于大理来来往往的数字游民们，她更像一个旁观者。“如果你不是诚心地想要去探索新的事情，就很难真的让自己成为一个数字游民。因为数字游民要求还蛮高的，要有一技之长，也要有持续的能力，包括心理状态，你是否接受这种不稳定的，或者说从积累到长期收获的过程。”

现在，NCC线上社群已经有五六千用户，但入住是有筛选机制的，有什么技能，对什么感兴趣，是远程工作，还是自由接活，除了共居共创，这里更像一个共识社区。

最开始入住的很多都是“比较闲”的人，他们大多刚刚辞职，处于人生的探索期，也许是摄影师、设计师、自媒体人、心理咨询师。慢慢稳定之后，将近一半比例的人有持续的收入，是远程工作或自由职业。房间收费集中在1000-2000元，四人间是900元一个月。

入住者粗略的人群画像是，三分之一的人研究生毕业，70%的人从一线城市而来，他们关心社会议题，而不只是想来领略大理的风花雪月，他们都想要凝聚更大的价值。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里成了七八对情侣，组织了200多场活动，包括白族女性力量展、AI入门课程、各类不同职业的分享等，最大的一个共创项目是国内首届数字游民大会，甚至有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项目合伙人。

最长入住期限是三个月。三个月后有人回到了原来的城市，有的在大理租下房子开启新事业，有的人带着远程工作定居下来。大曹的一个朋友在大理探索了将近一年，他没有留下来，他没办法完全抛下世俗的更常规的生活轨迹，去过一种完全轨道外的生活，他回到北京上班。

位于大理古城西门葱园村的NCC社区。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人来人往

龙恩打算离开了。她想回到广东，饮食和文化氛围更贴合自己的地方。等到手头的稿子写完，拿到稿费，积攒了可以去新城市落脚的费用，她就会离开。但仍然会从事自由撰稿，如果有全职机会也会考虑。

毕业两年，换了三个城市，高频率的变动，让她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我跟所在的城市，保持着快餐般的关系。不远不近，随时准备抽离。”

这十个月的经历，不尽如人意，但她仍然在失落中获得了一些积极认知。无论是轻体力的兼职见闻，还是线下的文艺活动，龙恩有过焦虑，也进行了有限的探索，接触到更多主流生活以外的人，“看到别人是这样生活的，就会更加确定自己所选择的正当性或者合理性。”

虽然撰稿机会不太稳定，但她仍然觉得视野被打开，打破了之前的惯性思维，现在她觉得主流的评价体系没那么重要。“只要可以养活自己，其实就做什么尝试都是可以的。”家里人不知道她旅居在大理，也不知道她已经过了将近一年自由职业的生活。对她的家庭来说，这是“离经叛道”的。

龙恩和大曹都觉得，数字游民不被社会时钟所束缚，除了地理位置上的不确定，还有职业上的不确定，更多的是一种自由探索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身份。“当你向别人介绍，你不会说我是一个数字游民，你会说我是一个设计师。”大曹说。

“你离开了固定的赛道之后，没有职场的庇护，没有五险一金，其实反而很多人是很迷茫的，你不知道怎么去打开你的人生，脱离这个轨道外面全是你的赛道，那你怎么去制定你的游戏规则，怎么把你的人生过得精彩，其实是一个更考验人的命题。”大曹说。

在十个月之前，龙恩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自由撰稿，租住在西南边陲一个白族村落里。做了这个选择之后，她慢慢去理解并接受这个选择，也发现或许自由撰稿就是更适合她的一个方式。如果职场氛围压抑，难以产出高质量的文章，写作能力下滑，沦为打一份工，“我需要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足够的空间，然后我才可以写出比较好的稿子。”

在2023年的年终告别里，她把自己定义为“漂浮的码字女工”，她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一个人纵身一跃，跃向的不一定是确定的幸福，而是不确定但充分自主的人生”，她愿意尝试一种需要更多想象力的生活。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