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节，在憧憬回家团聚的同时，一些年轻人也在为被长辈们“组团”催婚而困扰，有的甚至因此引发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前往医院寻求心理治疗。
催婚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两代人怎样的心理动因？除了忍耐和冲突，有没有更好的解决之道？
近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贺琼，从心理学角度谈一谈催婚这件事。
年轻人为什么反感被催婚？
新京报：一到春节，令很多年轻人头疼的催婚问题就随之而来。在你的心理治疗室，受困于催婚的来访者多吗？哪些时间节点是高发期？
贺琼：因为婚恋不顺而来的人群一直都有，他们不一定专门因为催婚而来，有的是因为家庭冲突、工作、经济等问题，再碰上父母催婚，他们就更加困扰了。
这种冲突最容易发生在像春节这样的阖家团聚之时，或者父母和子女同住的时候。当物理距离拉近，婚恋是两代人必然会聊起的话题，两代人在婚恋价值观上不一样，如果家长过度干涉，双方很容易爆发矛盾。
新京报：如果给被催婚的群体做个画像，他们有哪些特点？
贺琼：男女来访者都有，但女性居多。从年龄段看，30岁左右是压力最大的时候。这跟生理年龄、社会时钟、两性情感表达的习惯等有关。
女性同时面临生理年龄和社会时钟的压力。在老一辈看来，30岁左右是生育的黄金时期，往前推二十八九岁就应当结婚，二十六七岁就得谈恋爱。但现代女性的社会时钟可能与此相冲突，随着她们接受到更好的教育，研究生毕业一般就25岁左右了，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同时，还要完成婚恋大事，确实是很难的。
而男性更多面临的则是社会时钟的压力。此外，由于一些父母对男性的期待是三十而立，包括传统文化中，也有“男儿有泪不轻弹”等隐性要求，我国男性表达情绪不太能被接受，因而在被催婚、跟家人冲突时更多采取回避、沉默的方式，而相对来讲，女性被允许和鼓励表达情绪，不排斥与父母直接争论，不回避矛盾冲突。
2月7日，河南商丘，夏邑县龙港湾第二届万人相亲联谊会举行，不少单身男女来到现场，找寻自己的有缘人。图/IC photo
新京报：如何评价催婚行为？
贺琼：我们很难给催婚这件事贴标签，它并不是完全合理或不合理的，晚辈之所以反感，是由于很多家庭讨论子女婚恋话题时，采取的是一种不恰当且无效的沟通方式。
譬如说，长辈对晚辈进行消极推断，认为孩子不结婚是不上心，又对孩子的婚恋问题过度干涉；而有的晚辈认为父母不能理解自己从而不主动沟通；还有的认为没到谈婚论嫁的程度……
当然还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如过年时，一些平时不太走动的亲戚也对晚辈的婚恋问题进行评判、指点，甚至用命令式的口吻，这会令年轻人不适。长辈觉得自己有义务去规劝，有一种上位者的心理，而自我意识比较强的晚辈，认为双方的对话应该是平等的，婚恋是我的私事，不愿意被人询问。
因此，当催与被催的两方无法互相理解并互相指责，甚至被否定和贬低，家庭关系的长期紧张会给双方都带来心理压力，甚至会引发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这就是催婚的负面影响。
怎样解读长辈的催婚心态？
新京报：催婚有用吗？
贺琼：这取决于催婚用的什么方式。我们做一件事都需要自主性和一定的控制感。出于自己的本心去做一件事，还是被外界带着指责、质问的态度要求去做，试想哪种会让我们更有动力？本来我是想做某件事的，但在被要求去做的情况下，自主性可能就下降了。
新京报：长辈催婚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贺琼：你被催过婚吗？
新京报：以前会，现在好像不怎么催了，可能因为我很早就经济独立，自我意识很强，被催的时候会很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让他们不要介入。你会发现很多国家没有催婚这一说，社会对个体的婚育没有要求，孩子独立后，家长也很少去干涉其隐私，更不会反复去催。
贺琼：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我们是集体文化，农耕时代强调全村人互帮互助，当然也会互相干涉家务事。其实子女也会干涉父母的婚姻，譬如一个青少年也会在父母吵架的时候去劝架，不希望父母离婚，因为孩子也需要家庭的完整性带来的安全感。
催婚可能还反映出大家庭和小家庭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文化中不太强调成年子女要和原生家庭“分化”的概念，更强调家庭的整体感。比如说，春节过年一定要回家；一些家庭里老人会要求和儿子同住，甚至不太在意儿媳的感受，这个小家庭很可能就会面临跟大家庭的冲突。
有的父母反复用不当的方式催婚，可能是失去了对子女生活的确定感，反映出他们想和子女保持感情联结。你会发现其实孩子人生的每一步父母都希望参与，满足他们被重视、被需要的心理需求，比如孩子选什么专业、上什么学校、找什么工作……小的时候孩子听父母的，不太会发生冲突，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后，孩子需要更多话语权，婚恋更是很私密的问题，就不希望父母干涉那么多。如果长辈还是以对待未成年人的方式来干涉晚辈，没有及时让位退出空间，冲突就出现了。
2023年11月11日，杭州一场相亲大会上，单身男女青年们正在进行交流。图/IC photo
“有话好好说”难在哪？
新京报：你反复提到沟通的问题。一些家庭恶性沟通久已有之，不论是孩子的婚恋还是其他话题，“家人之间无法好好对话”，为什么会这样？
贺琼：长期的恶性沟通循环，很多是家庭代际创伤。这里我们谈的家庭代际“创伤”限指家庭中的一些不良互动、养育模式，可能以一种跟上一代家庭“相似”或“相反”的方式进行某种重复的命运轮回。比如家人之间争夺话语权、互相指责，或是“追与逃”模式，晚辈没有学到倾听、理解和妥协等良好的沟通方式，也缺乏改变意识，在建立小家庭后，也容易陷入这样的代际传递。
这不光发生在找对象时，对未来经营亲密关系也有影响。比如多次见过原生家庭中的暴力行为，在今后组建家庭时，有的人会不自觉认同“施暴者”，受到压力刺激时，下意识也采用粗暴的方式对待伴侣；也有一些人会同情原生家庭中的“受害者”，害怕人际关系冲突，习惯当个老好人，对家人过度顺从，难以表达自己的需求，甚至回避进入亲密关系。
更为常见的是，如果父母的婚姻不幸福，子女潜意识会对亲密关系存在消极预期，从而表现出对相亲或潜在发展对象的苛刻要求与不确定的标准，还有强烈改变伴侣的愿望等，最后导致自证预言。
新京报：如果孩子在原生家庭中缺乏良性的人际交往经验，长大后还能发展这部分能力，逃出恶性循环吗？
贺琼：原生家庭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初始人际交往的模板，并非一成不变。以前常说三观人格决定关系，现在的研究发现人格与关系是双向影响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也会改变人格。在上学之后，我们接触到家庭之外广阔的交往空间，有了同学、朋友、恋人等，是有自我重塑的可能性的。
新京报：原生家庭的旧模式是否也能打破？年轻人更容易通过新的社会关系来自我重塑，而老一辈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多新的社会关系，他们改变的空间大吗？
贺琼：如果父母有改变的意愿，可以互相理解。如果父母年龄大了，又受限于教育程度、生活环境，改变的可能性就小，可能更多的还是靠晚辈的自我觉察。晚辈尽量去理解父母的局限性，允许他们不变，努力靠自己去阻断原生家庭的负面循环。
催婚有没有“正确方式”？
新京报：催婚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
贺琼：正确的方式是建立一种互相共情的合作关系，而不是成为一种要求和被要求、过度干涉和反抗的对立关系。
新京报：怎么形成这样的合作关系？
贺琼：首先是长辈退后留出空间，晚辈主动沟通长辈；其次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建立良好的沟通；最后是建立清晰边界，拒绝不合理要求。
父母要先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子女找对象的过程一波三折是正常的。子女在开始找对象的时候，可以适当透露一些信息给父母，让他们看到你有心做这个事情，只是遇到一些实际困难，可能对方没有动心、自己缺少经验等，告诉他们自己在学习如何处理，让他们不用担心。
沟通时可以采取“X+Y+Z”（具体情境X+对方的客观行为Y+自己的感受或需求Z）的“非暴力沟通”方式。比如父母可以说：“儿子你已经36岁，上次分手已经过去快3年（具体情境X），今天你回来告诉我仍然不接受去相亲（对方的客观行为Y），我们心里真的很着急，为你担心，担心你没能为自己创造机会认识潜在适合的对象，一个人生活很孤单（以“我”开头表达感受和情绪Z，具体点更好）。这种良好沟通的前提是双方都愿意以合作态度持续讨论矛盾话题。
遇到无法就事论事的人，对方情绪上头说出伤人的话，此时无论他是谁，都要及时建立自我边界，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对对方的要求。
1月27日，安徽合肥，大蜀山森林公园一处“相亲角”人气满满，民众在众多“寻缘”相亲资料前驻足，或为自己或为子女朋友寻觅良缘。韩苏原 摄/IC photo
年轻人走入婚姻更难了吗？
新京报：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比父母辈要更难结婚一点。
贺琼：除了生活方式在发生变化，不同年代、不同人群对于婚恋的观念也不一样。父母辈更要求婚姻的结构完整，如到了某个年龄就应该恋爱、结婚、生育，而婚姻的功能未必完善，比如夫妻是否恩爱、相处愉快；中青代更注重亲密关系的功能完善，认为在关系中的个人感受、彼此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更为重要。
新京报：怎样理解真爱和婚姻的关系？
贺琼：用斯滕伯格的理论，真爱中包含了激情、亲密、承诺三个核心要素，婚姻就是对真爱的承诺之一，但是需要至少具备激情或亲密，才容易进入和维持婚姻。而要求激情和亲密都具备才结婚，则比较困难。
新京报：在我们传统文化中，衡量婚姻时机的标准很看重年龄。如果从关系质量的角度看，什么才是进入婚姻的最佳时机？
贺琼：婚姻的时机没有固定年龄段。研究发现，相比早婚早育，晚婚晚育群体中更多具备成熟的心智、经济更独立，其婚姻质量（满意度、持续时间）也更高，并且子女成就更高。这和常识也是符合的，自己越优秀，更倾向找优秀的伴侣，给孩子的教育环境也更好。
新京报：这就出现一个矛盾，在强调个体遵循社会时钟的东亚社会，可能一个人发展到足够成熟的时候，身边已经没有那么多适龄的单身异性可以发展。
贺琼：会有这个问题，这就要看每个人的婚恋观了，譬如是否接受对方离异或是有孩子等。你会发现有的人到最后并不在意这些，有的人最后找了跟自己择偶标准完全不同的伴侣，两人还相处得很不错。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陈静 校对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