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早晨，银行高管约瑟夫·K还躺在床上，两个陌生人突然闯进房间，宣布他遭到逮捕，然后就坐在桌子边大吃大喝他的早点。根据勃罗德的传记，在卡夫卡给朋友们朗读《审判》的第一章时，大家都笑起来，而他本人笑得“特别厉害”。看过卡夫卡忧郁神情照片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卡夫卡开怀大笑的样子，不过，对于他朋友们的反应，人们却不会感到太过惊讶。
因为他们也跟卡夫卡一样，跟K一样，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按照另一个犹太作家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战前的奥匈帝国正处在太平的黄金时代，整个社会相信进步的观念，国家赋予每个公民权利，法律公正，秩序稳定，人人按照法律行事，对自己的未来都有良好的预期。而卡夫卡的《审判》则是一个荒诞的故事，这样的事只能在噩梦中才会发生，对于现实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人们的反应往往是笑声。
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出生于布拉格，在保险公司任职，利用业余时间写作。1924年因病去世。1925年《审判》出版，1926年《城堡》出版，引发世界文坛震动。现如今，卡夫卡的影响已遍及文学艺术各领域。
“一只笼子去寻找鸟儿”
K一开始也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他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处境，认为没有人有权任意支配他，他拿出身份证，要求对方出示逮捕证，但来人却说，他们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不知道逮捕他的原因，并警告他要清楚自己的处境，因为上面是不会错的。这时候K想：“如果他去打开隔壁房间的门，或者打开通向客厅的门，也许那两个人不会有胆量来制止他，也许这是解决整个事件，使其告终的最简单的办法。”
假如K真的这样做，下面的故事就不会发生了，可是K随即又想到：“他们也可能会抓住他；他只要一被抓住，就会失去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拥有的优势。”于是他放弃了这个办法，回到自己的房间。什么是K仍然拥有的优势？是镇定自如。这是对司法机构的信任，法庭终究会给他一个满意的解释，抑或是对司法机构的不信任，如果他此时抗拒反而证明自己心中有鬼。
他的房东和邻居似乎也抱着同样看法，对于K的无端被捕，他们全都漠然视之。在等待审讯的日子里，K被允许照常上班，好像世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卡夫卡的作品总给人一个印象，周围所有人都活在真实的现实中，唯有主人公活在梦中，这是无比真实的细节与荒诞不经的情节相融合的结果。在这部小说中，卡夫卡采用的第三人称叙事不是全知全能视角，而是主人公的视角，只有主人公知道可怕的事正在发生，而且只发生在自己身上。
《审判》外文版封面。
K的初审就已具有这种独自面对一个敌意世界的典型特征。他接到电话通知，在一栋住户大楼里挨门逐户打听，转悠了很久才找到审判厅，大厅里挤满了人，多数人穿着青上衣，外面披着旧式长外套。预审法官翻着笔记本说：“你是油漆装饰匠？”“不对，”K说:“我是一家大银行的襄理。”这个回答使在场的人开心得大笑，K也不由得笑起来，指出法官的问题显示了这次审判的特点，他们也许是抓错了人。
显然，K觉得自己遭遇到一个错案，他必须洗清罪名，但他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到底是什么，甚至不知道是谁发出了逮捕他的命令，这使他不得不一再为自己申辩，表现出对司法机构的抗拒。接下来，K再没有接到审讯通知，他找到原来的审判厅，那里如今空空荡荡。K的叔叔从外地赶来，带他去找律师，照顾律师的护士莱妮告诉他：“记住我的忠告就行啦，以后别再那么倔强；你斗不过法院，你应该认罪。一有机会就认罪吧。你不认罪，就不可能逃出他们的魔爪，谁都无能为力。”
对于莱妮和K周围的人来说，这是普通人的常识，既然法庭要惩罚一个人，这个人就一定是有罪的。K开始思考现代法律制度，在他看来，“法律不鼓励辩护，只是允许辩护。”律师向他解释说，法院根本不把律师放在眼里，甚至还希望取消辩护律师，预审法官都是听命于上司，因此，最重要的是律师与法官的个人关系，许多律师往往采取行贿的方式，向委托人吹嘘自己与法官的私人交情。
为了替自己辩护，K认识了一个画家，这个画家常给法官们画像，知道许多法庭内情。画家告诉他，有三种无罪开释的形式，即彻底宣判无罪、诡称宣判无罪和无限期延缓审判。第一种例子从来没有发生过。第二种是设法使低级法官签署无罪判决书，但这不是终审判决，案子会在各级法院呈转，甚至相隔很长时间，只要上面一有命令就会重新安上罪名。第三种延缓审理是最好的方式，诉讼停留在开始阶段，不再继续往下进行，但被告必须不时去会见主管法官，提供一些新的证据，好处是不用时时担心、焦虑和紧张。
这使得K更加相信，法院是个毫无意义的机构，一个刽子手就能胜任。他始终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没有人能告诉他，这个答案只存在于从不露面的最高法院那里。他解聘了律师，因为在他看来，律师本质上不是为被告服务，而是为法庭服务，就连律师和画家的房子也属于法院。说到底，法院这个官僚机构正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代表了世俗权力的神圣化。就此而言，卡夫卡已经天才地预知了后来全能国家的出现：一个像机器一样运转的现代权力体制。
电影《审判》（1962）剧照。
按照纳粹制度的研究者、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观点，现代官僚机构具有一种理性的客观化功能，即造成执行者与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使得暴力的执行者可以保持冷然的道德中立，将施暴的对象非人化。组织纪律取代道德责任，成为行为的规范与美德，执行者只知道忠实地执行命令，根本不想去了解行动的目的，因为他遵从的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职责，而不是个人的道德判断。这就是现代权力机制对于个体的压倒性力量所在。在从前，当一个人无辜遭到别人指控时，他会感到愤怒，奋起抗争，但到了现代，当一个人无辜遭到一个权力机构指控时，他却会首先产生自我怀疑，而且越到后来就越感到自己有罪，因为现代权力机构的神圣化源于它的匿名性、非个人性和不可抗拒性。它的重要功能就像卡夫卡的一则格言所说：“一只笼子去寻找鸟儿。”面对这样一个非人化的现代机制，一个人的内心只会产生深深的无力感，最终不得不屈服。
“他死了，但这种耻辱将留存人间”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两个男人来到K的住所，一言不发地把他带走，“一出大门，他们就以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样子抓住他。他们的肩膀紧紧顶着K的后肩，但并不弯起胳膊肘，而是伸直手臂，压住K的胳膊，以一种训练有素、灵巧熟练、使人无法反抗的方式将K的双手压得不能动弹。K挺直腰板，在他们中间走着；这三个人联成一个整体，只要有一个人被击倒，大家就会一齐倒下。只有无生命的东西才能组成这样一个整体。”
这段话太有卡夫卡的描写特征，K突然明白，反抗是毫无用处的，即使他反抗，也称不上是英雄。他们来到郊区的采石场，两个刽子手互相谦让着，K在旁边安静地等待，这时他看见采石场旁边的一座房子开了灯，一个人突然探出窗口，双手伸出窗外。“这个人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仅仅是他一个人吗？还是整个人类？马上就会有人来帮忙吗？是不是以前被忽略的有利于他的论点又有人提出来了？当然，这样的论点应该有。逻辑无疑是不可动摇的，但他阻挡不了一个想活下去的人。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何处？他从来没有能够进入的最高法院又在哪里？”
勃罗德称这是又一个古老的约伯问题，即世上到底存不存在正义？勃罗德想将它引向犹太和神性的解释，上帝的尺度不是人类的尺度，这是导致卡夫卡不安的根源。但是，从卡夫卡的生平看，他其实并不笃信宗教，而是始终站在人的立场。在《审判》第九章，教士在大教堂向K讲述了《在法的门前》的故事，这个故事寓意复杂，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因而常常被世人单独拿出来讨论。
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要求见法。守门人告诉他，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如果他硬要进去便会遇到里面许多更有权力的看守。乡下人于是决定，最好还是得到许可后才进去，他就这样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变得越来越衰老病弱，模糊的老眼看见“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临终前，守门人走到他身边，俯在他耳边说，这道门就是专为他开的，现在乡下人快要死了，守门人要去把门关上了。
听完这个故事，K的第一反应是，守门人歁骗了那个乡下人，在最后时刻才把真实的消息告诉他，教士反驳说，守门人只是忠实遵守了职责，尽管他对法的内部也一无所知。实际上，他比K更惧怕里面那些职位更高的守门人，因此他也是受骗的，甚至他比乡下人更不自由，由于守门人背对着门，他甚至还看不见大门里射出的那束光线。乡下人可以随时离去，他却不能擅离职守，既不能提前关上大门，也不能擅自走进大门。
教士承认，守门人的确头脑简单，但又认为守门人代表了法的尊严，必须将他的话当作必然的东西来接受。K于是得出结论：“这会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但是，这还不是最后的论断，因为这个故事可以引出各种结论，教士只是选择了一个最容易回答的问题，一个奥威尔和鲍曼就可以很好解答的社会学问题：现代权力社会的实质。
这就是卡夫卡的深刻之处，他发现了事物的多义性，把最复杂的形而上问题留给了这个世界。“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正是这束光吸引了乡下人，让他徒劳地等待了一生，这束光看上去源于某个绝对之物，它是权力、正义、至善、理念或启示？是法、道、爱甚或是虚无？这是一个未解之谜，是一个柏拉图洞穴的故事，只有走出洞穴才能看清那个唯一的光源。对于卡夫卡来说，这道光源是人内心的“不可摧毁之物”。
可是，评论家们却似乎很少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乡下人为什么不径直走进法的大门？卡夫卡仿佛只是无意中提到一句，教士说门里面还有许多更有权力的看守，乡下人于是就不敢进去了，就像K最初被捕时决定不走出房间，尽管他明知自己无罪，但他潜意识里却惧怕高深莫测的权力。
那么，在此之前，有没有人曾经走进过法的大门？
我们应该还记得，这道门只是为乡下人而开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悖论，法的大门只是为那些不敢进去的人而开的。这让我想起两年前一个真实的见闻，一个人想要走出封闭的小区门，他小心翼翼地问门卫，自己可以出去吗？门卫随口回答道：“这个门本来就是开着的。”正是这件事让我突然间明白了《在法的门前》的寓意：阻碍人们认识真理的，其实是我们内心的牢笼。
意识到世界的绝对性，却无法抵达绝对之物，显示出人类最深刻的无能，这无能来自人的属性，来自人的内心。这就是卡夫卡带给我们的启示，他比任何作家都更深刻地表现出现代人的困境。我甚至觉得，代表二十世纪人类精神的人是卡夫卡。在中世纪，人们在宗教权威下不知道人之为人的道理，而在现代社会，人虽然成为了目的，同时又成为了世俗权威的奴仆，受害者与迫害者自愿地“联成一个整体”。然而，也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是人，K即使无力抵抗外在世界，但他在内心也从未接受这个世界。
像K一样，卡夫卡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一直都在抵抗，每个主人公面对困境时都表现出阿伦特所强调的“行动”，尽管结局总是归于失败。最后时刻，当刽子手在采石场把刀插入K的心脏，在皎洁的月光下，他感到自己像一条狗似的：“他死了，但这种耻辱将留存人间。”
他之所以感到耻辱，是因为他依旧保持着人的意识，在临终前仍能瞥见采石场旁边一个房间的灯亮了，露出一个伸出双手的身影，像是在呼唤。
K认识到自己在探索真理上是失败了，他对自己的内心进行了审判，得出永久耻辱的结论（这一耻辱留存到奥斯维辛）。在给勃罗德的一封信中，卡夫卡曾写道：“我们正是带着自身的一些弱点，去想方设法认识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审判》这部小说构成了卡夫卡式的终极悖论，人的耻辱感源自人内心的脆弱，同时也源自人内心的不可摧毁性。
撰文/景凯旋
编辑/张进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