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我和高中同学共赴了一场18岁的约定。
我们来自北京远郊某中学文科班。2012年，高考前一百天，每个人写下了自己的愿望，放进一个桃红色的心形盒子里，约定十年之后开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十年之约变成了十二年。
18岁的约定，在30岁这年终于兑现。正月初四，在老家一个麦当劳里，作为组织者的我开启了这个尘封的时光之盒。从早9点半到晚9点，全班47人中有16人陆续前来赴约。
现在与过去对话，理想与现实交织，成年与青春招手。我们谈论原生家庭、高考、爱情、婚姻、工作、选择……有人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也有人高考失利的阴影直到12年后才慢慢消散；有人用婚姻治愈原生家庭的伤害，也有人一直无法被父母理解肯定；有人外出闯荡，也有人选择回到远郊，过一种平凡而安稳的生活；有人接受不了“内卷”的职场，也有人给自己立下了“看重提拔”的人设……
我们每个人都在时代给出的种种命题中，困惑着、挣扎着，寻找答案，也在适应着、自洽着，努力生活。
尘封12年的盒子，保存着我们18岁时写下的愿望。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
小米：与18岁的自己和解
“我希望我爸妈能身体健康，一切都好起来。
我希望我自己先考一个好大学，然后有个好工作，再然后好好照顾我妈。”
12年前，小米写下了这三行愿望。
她是我的同桌。我还记得，高三时的晚自习，她趴在课桌上，歪头对我说起她的家庭，默默流泪。她爸爸出轨，荒唐事做尽，妈妈做清洁工独自支撑家庭，过得很辛苦。后来，爸妈离婚，妈妈再嫁，她和爸爸的关系一直很僵。
“当你的原生家庭不好的时候，对幸福家庭是没有想象的，觉得天下的家庭都是这么糟糕。”18岁的她不敢想，原生家庭亏欠她的，都在自己的婚姻中得到了补偿。
几年前我参加了她的婚礼，仪式上，她说“从来没想过，会遇到一个人，这么包容我”时，哽咽起来。那场婚礼她父亲也出席了，这位别着胸花的“新娘父亲”，和女儿共用一张脸，紧绷地坐在椅子上，局促得像个外人。
这些年，小米对父亲的态度还是淡漠而疏离，不希望他参与她的生活，也基本不和他说话，是爱人从中调和，维持着这对父女的关系。逢年过节，爱人会提醒小米给爸爸一点钱；爸爸生病住院，是爱人跑前跑后，甚至主动为岳父擦洗身子。作为女儿，她自认做不到这个程度。
12年过去了，原生家庭带给小米的伤害依然存在，但好在，如她所愿，一切都在好起来。她现在有了个好工作，可以给妈妈和自己创造很好的生活。小米的愿望中，只有半句没实现——她没能“考一个好大学”，几分之差，滑进二本。
我们的班主任岩姐当年是个风风火火的三十岁女性，总把“成绩和排名不是最重要，生活得幸福才是”“要么读书，要么旅行”挂在嘴边，并且身体力行。这样一个老师，在我们高考前突然“性情大变”，开始紧张兮兮地“霸占”晚自习讲试卷了。所有人都如临大敌。
高考虽然不能决定一切，但它也或多或少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我们班最活泼开朗的女生，在高考前的某一天，突然开始闭关苦读，拒绝任何交流，她的奋力一搏，考上了一所南方省会城市的“211”；班里常年雄踞年级第一的女学霸，第一志愿是北大，复读一年后，念了本地一所双非一本，毕业后做了公务员；小米一直对自己的高考失利耿耿于怀，“特别难过，像天塌了一样”，以至于这12年，她每次看到高中班主任都不敢主动说话。
今年大年三十晚上，她又一次在大街上遇见了班主任岩姐。30岁的小米，好像突然对高考失利释然了，第一次主动和老师合影，发到了班级群里。
小米说，正是那次遗憾把她带到如今的人生轨迹上。小米和爱人是通过她的大学同学介绍相识的。她说，“我已经很满足我现在的生活了，很幸福。”
30岁的小米与18岁的自己和解了。
2012年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们班在樱花园“似水流年”的石头前合影。 受访者供图
凯叔：一直在“见天下”的路上
“父母健在，身体健康！
看遍天下书，吃遍天下食。”
我们有12年没见了。见面时，没有客套和寒暄，凯叔放下帆布袋，摆出马歇尔音箱，脱下皮外套，T恤亮出浑身的态度：“浪漫主义或野蛮”，有一种睥睨天地的漫不经心。他的打扮称得上精致——美甲和眼镜框同色，戴单只耳钉和银色尾戒。形象和12年前那个穿着校服、长相老成的大块头大相径庭，却很符合他头部广告公司前总监的身份。
但目前，他待业。作为一个夹在老板和员工之间的中层，他被撕扯得很严重。凯叔是那种“头儿”，玉渊潭的樱花开了，他会带着手下的小伙伴一起在工作时间去看樱花。“但老板会思考投入产出比，你出去看了樱花，不一定能想出匹配你浪费这个时间的idea（想法）。”
凯叔有个出身大厂的同事，入职后开始给老板交“小时报”，以小时为单位汇报工作进度。老板很认可，在全公司推广。站在老板的立场，凯叔能理解：“让所有人严丝合缝地工作，每时每刻都在创造价值。”但站在人的角度，他不理解。适者生存，同事升了总监，他辞职了。
凯叔一直是很“佛系”的那一个，他在高考前总捧着本《易经》看，大多数时间一声不吭，像只眼神悲伤的棕熊。
如今我才知道，那时他得了抑郁症，看《易经》是在寻找答案，此后他也一直在通过阅读重建自己的认知，寻找活下去的方法和意义。
他把“父母健在，身体健康！”作为自己的第一心愿。他说自己的抑郁症来自家族遗传，妈妈的长辈因此去世，妈妈迄今为止自杀过三次，未遂。
辞职以后，他想换个有趣的工作，第一想法是找个有格调的酒吧，当酒保。这简直颠覆了他父母的人生观。
“人就应该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当老师、去国企，哪怕当个工人，有一份技术都是好的。”爸爸苦口婆心地劝他。他一边看《权力的游戏》，一边耷拉着眼皮，点头敷衍着：“嗯，有道理。”
他和父母似乎永远无法理解彼此，代沟深得像马里亚纳海沟。“他们说的话我根本不在乎，就像看一个人在持续撞南墙，但南墙永远不会破。”
但理解并不是爱的必要条件。直到最近几年，凯叔才明白，爸妈其实很爱他。前几年，爸妈吵架，他劝他们离婚，“楼房你们卖了，拿着钱去旅行怎么都好，我只求你们去世后把老家的平房留给我。”他说，那间房子有300多平方米，还有个菜园子。他勾勒起自己的未来生活：把几间屋子装满书，在院子里晒太阳、看书，累了就侍弄菜园子。
他的话真的被妈妈听进去了——她把老家的房子推平了，打了能盖六层楼的地基，为儿子幻想的后半生预留了足够的基础。“她说，我们死了之后你想盖多高都行。”从这件事，凯叔开始意识到，“我爸爸妈妈哪怕完全不认可我，不理解我的一切，但他们对我的爱是纯粹的。”
有些爱意藏得很深，需要时间去慢慢发觉；有些爱意则汹涌澎湃，可以让人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现在凯叔正在谈“一段不错的恋爱”，对方是个“00后”姑娘，热情、开朗，吵吵闹闹地生活，他对她有发自内心的崇拜。
“她让我重新认识了世界。”见识到天地广阔、人生多彩的凯叔，现在再看12年前写下的“看遍天下书，吃遍天下食”，为自己的不自量力而尴尬。
“‘天下’太大了。”但凯叔一直在“见天下”的路上，他说，写下的目标都在努力完成，从未偏离路线。
“往前走吧，我们才30岁。跑起来。”他对自己说。
2012年高考后，我们班全体师生在操场上拍摄毕业合影。 受访者供图
老猫：回到远郊，过一种平凡而安稳的生活
“愿所有人，学业有成、幸福终生。
愿自己有财、有才、有事、有全。
让我幸福，让所有人幸福。”
乍一看，老猫的人生反差最大。谁能料到，高中时逃课、抽烟、早恋的老猫，现在竟然是一名小学老师。
他穿一件体制内中年人的经典夹克衫，背着手走来，瘦了得有二十斤。看上去不肥了，也不懒了，甚至显得有些可靠。不笑的时候这张脸看起来还有点陌生。
我没见过他不笑的样子。18岁的老猫就像一只又肥又懒又馋的猫，胖脸上的大酒窝从未消失过，整日和一帮吵吵闹闹的朋友混在一块儿，扭动着肥胖的身躯追逐打闹，好像虚度光阴才是他的主业。他说，那时他的快乐像在云端，很虚无，“我就这么杵着下巴颏子，什么都不干就很快乐。”
当工作、婚姻和孩子接踵而至，老猫的快乐就虚无不起来了。现在他的快乐建立在和工作、孩子有关的一桩桩具体的事上。
人到中年，在职场上摸爬滚打多年，很多人戴起了面具、立起了人设，为自己选择最适合的保护色。班里有个自由散漫、不爱学习的男同学，如今在体制内单位的人设是“不求上进，得过且过的北京本地人”；那个博览群书、颇有才华的男生，创造了家乡的考公高分纪录，他为自己打造了“工作中有想法，看重荣誉和提拔”的人设，但他仍然希望能做点什么让世界变得更好，一如他18岁时的梦想：“群心向善，笑尽成诗”。
“没有人上班是在做自己，大家都在演。”他们对我说。自由散漫的老猫戴上了严肃认真的面具，他是个可靠的老师，真心实意地心疼那些孩子。他看着孩子们课间十分钟仍然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好像从入学开始就没有可以走出教室玩耍的意识，忍不住感叹：“我高三的时候还在玩沙包啊！”
老猫从来没有想过当老师。大学报专业，在师范和非师范两个方向里，他果断选择后者，就是不想当老师。
毕业后，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去了“北京”工作。在外地人眼中，我们是“北京人”，但对于18岁之前一直在远郊县城生活的我们来说，北京和老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作为一个“北京人”，我上大学之前从来没有坐过地铁，直到大一下半年我才搞清楚地铁该怎么坐。因此，老家是老家，只有北京城区才是我们口中的“北京”。
刚开始，老猫曾在“北京”的一家公司上班，地铁通勤，公司靠近的回龙观地铁站，是北京地铁进站人流量前十名。
“我特别受不了人多的地方。本来很高兴的一天，只要我上了地铁，一切都被打断了。”老猫说。
后来，他买了一辆电动车上下班。“但去别的地方还是要坐地铁呀！”老猫强调。问题从来不在地铁，问题在于：“选大城市的一张床，还是县城的一套房？”
老猫选择离开“北京”，回老家。老家乡镇小学招考教师，待遇优厚、父母满意，他没理由不回来。每天早上，他从县城的家里开车去乡镇上班，沿途所见是树木、山石和水库，一路山清水秀、清净舒爽，再也不用在地铁上和让人窒息的人群紧紧抱在一起。
他说，这样的生活，他很适应，能找到真实的快乐，对于这个过上平凡而安稳生活的自己，他也很接纳，“接纳了，也就没什么了。”
在这场时隔12年，历时12小时，与15人的对话中，每个人都完成了一次对初心的回望。18岁的我们虽然懵懂，但那时我们珍视的东西，如今依然是我们大多数人求索的彼岸。这些年来，大家几乎都在沿着自己当初的愿望和轨迹前行。这一次，我们举着自己18岁的愿望卡片拍下了30岁的留影。下一个十年之约，倒计时开始。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编辑 刘倩 校对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