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深渊：鲁迅十二论》，作者：江弱水，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3年8月
鲁迅对《列子·说符》中的一个故事一定感受强烈，他两次引用了其中的谚语，“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似乎在这句话中窥知了自己的命运：
晋国苦盗。有郄雍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焉。晋侯大喜，告赵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国盗为尽矣，奚用多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盗，盗不尽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盗谋曰：“吾所穷者郄雍也。”遂共盗而残之。晋侯闻而大骇，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盗何方？”文子曰：“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且君欲无盗，莫若举贤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则何盗之为？”于是用随会知政，而群盗奔秦焉。
鲁迅是一个煞风景的人。面对新生儿，他不是恭喜升官发财，而是说将来是要死的。他老是看穿假面下的真实，甚至“于天上看见深渊”。他一辈子都是一个睁了眼看的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记念刘和珍君》）为什么幸福？因为他看见了真相。为什么哀痛？因为他看见了真相。
他也知道自己这毛病不好：“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两地书》1925年3月31日）“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两地书》1925年4月8日）“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马上支日记》）
这就是“察见渊鱼”“智料隐匿”。鲁迅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去看人生，看社会，看历史，看神圣的观念，看一切的一切，一切背后的一切。在《淡淡的血痕中》，他连用了“洞见”“正视”“看透”，这些都是“察”，一系列“看”的同义词。鲁迅的目光如此具有穿透力，他看穿了世人种种“揩油”“吃教”的行径；他戳破了中国人的才子佳人的大团圆想象和十全大补的幻觉自欺；他洞悉“凶兽和羊”两种人之外，还有一种卑怯的国民，“对于羊显凶兽相，对于凶兽则显羊相”；他清楚那些“无特操”的“做戏的虚无党”；他预见“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叛徒给处死；他察觉“革命文学”的本质是“新装瓶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他认定所谓“太平世界”事实上是晒滤掉“记忆”的、对苦难视而不见的悲惨世界。总之，他“自在暗中，看一切暗”。
但是，“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所以鲁迅很苦。《淡淡的血痕中》的五百字里，重复了七个“苦”字：造物主“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人们都在其间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而且悚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而真的猛士要“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这不是陶渊明说的“人生实难”，而是他《希望》感叹的“可惨的人生”。
结果便是“不祥”和“有殃”。在“自啮其身”的一生了结之后：“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这是那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总之，待到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死后》里的这番话，看上去是调侃，其实惊心动魄。这就叫“不得其死”呀！“不得其死”并非横死，而是生无立身之所，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才会死在不知什么时候的时候，不知什么地方的地方。这地方就是“无地之地”。
我们要注意鲁迅最奇特的否定性表达。他的作品中充斥着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他把意义相悖的词放在一起，在相互否定中表达出了单个的词所难以表达出的意思。“无地之地”，这是既非黑暗也非光明而且也不是两者的调和物的两间之所在。在鲁迅，这样的思维已经形成了定势，在悖论的旋涡里相互否定，相互缠绕，彼此撕裂，永无宁日。
因此，彻底理解鲁迅是不可能的，你会掉进一个悖论的旋涡，这是读者的大不幸。没有语言来做成他存在的家，鲁迅时时流露出某种无根的漂泊之感。《祝福》中的“我”说：“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鲁迅是被“剩”在“无地之地”的人，没有了家，只能不断地走，短暂的落脚点并不是永久的故乡，也不是心灵的故乡了。
回得去的故乡不是故乡。在鲁迅那里，形成不了真正的陈述，因为所有的陈述相互否定，对立的共存中充满紧张。他无法给自己的活法一个说法，怎么说都是矛盾、悖论和冲突。陈述本身成了“我在陈述”的意义，走本身成了“我在走”的意义。《野草》中，充满了典型的存在主义式的追问：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而鲁迅的“不祥”在于，他对于这一切，全然没有答案：“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从那里来的呢？”“到那里去么？”“我不知道。”（《过客》）“这是那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死后》）鲁迅于是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不上，不下，不明，不暗，不走，不留：“我却总是既不安乐，也不灭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来，都不能副任何一面的期望。”（《死后》）“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影的告别》）“携带你去”，“那么，我将烧完！”“将你留下”，“那么，我将冻灭了！”（《死火》）
于是鲁迅“有殃”。人虽生而自由，却又时时在逃避自由。人生就是在寻找依托也就是锁链的过程当中，希望获得一种观念，一种身份，一种关于自我的叙述，好在其中安心且立命。但是鲁迅并不寻求在任何名词观念上给自己安生，他因为揭破了一切虚妄的迷雾，拆解了每一个可能的遮蔽之物，抽空了一切常人赖以栖息的观念之支撑，结果，他抽空了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他的宿命：“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陨颠。”（《墓碣文》）顾随说得好：“如《在酒楼上》，真是砍头扛枷，死不饶人，一凉到底。……不但无温情，而且是冷酷。”而鲁迅就是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不给自己找遁词，不为自己留退路。
中国文人的思维定势，总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总是把自己从他所指控的罪恶中摘出。鲁迅不然，他在四千年吃人的筵席上看到了自己也有一份，在其中混了多少年，不知不觉中也可能吃下了亲人的肉。“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这就是鲁迅为中国人找到的“原罪”：吃人的历史我们人人有份。
那么，孩子总是无辜的吧？鲁迅也说要“救救孩子”，这说明还有“希望”。可是他后来发现，连孩子也是不可信的，不可救的，人类遗传的力量是可怕的：“最小的一个正玩着一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仿佛一柄钢刀，大声说道：‘杀！’”（《颓败线的颤动》）“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孤独者》）
未来是不可预期，不能指望的。鲁迅很早就把中国人的历史归结为两个时代，乱世固然“想做奴隶而不得”，治世也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灯下漫笔》）。魔鬼战胜天神，人类战胜魔鬼，“人类于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威权，那威棱且在魔鬼以上”（《失掉的好地狱》）。总之，休想指望未来的“黄金世界”。
那么回去吧。我们的黄金世界是在童年，一切失去了的美好都在那。但鲁迅说，过去是会欺骗你的，回忆是靠不住的。记忆中故乡的美味，罗汉豆啊，茭白啊，这些会哄骗一生的思乡的蛊惑，待到回去的时候却全都变了味道。“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故乡》）
最后，连同情也是“放鬼债的资本”（《铸剑》）。最后的最后，连爱也是不必感激、不可回报，甚至可以诅咒的：“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我的失恋》）“况且这太多的好意，我没法感激。”“你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没有好处。”“我怕我会这样：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过客》）
总之，无法寄希望于未来、回忆、同情，或者爱。鲁迅把自己倒逼到一个“无地之地”，找不到任何可以躲避自我追杀的地方。这个对中国人失掉了希望、对中国的历史黑暗面看得太多的人，虽然在死后获得了圣人般的盛名，但活着的时候却比谁都糟糕。亲爱的母亲赠给他不要的礼物，而婚姻的不幸，又加上兄弟的反目。内心的创伤不断，身体的病痛也一直伴随着他。他不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上天也给不了他大团圆。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的一生。只能一直走，走向绝望，而绝望和希望一样虚妄。
鲁迅留给自己的，最后只有死亡的快意了。所以他会说：“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他是把死亡视为对生命的复仇，对苦痛和无聊的复仇。与其偷生在一个不明不暗的暗夜里，徘徊在野花与荒坟之间，还不如奋力一搏，“奋然向西”：“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希望》）“过客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过客》）
“夜色”显然是死亡的阴影，“向西”的路是朝向死亡的路，而死亡是接近巅峰时刻的生命。在《复仇》中，人们用充满活力与情欲之温热的身体，互相蛊惑，煽动，牵引，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但死亡使人呼吸冰冷，嘴唇淡白，却更能“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这两种大欢喜，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与死亡给予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一个下沉，一个上扬，其间差异就像《雪》中“江南的雪”与“朔方的雪”。“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处子的皮肤，以及后文的冬花，采花的蜜蜂，都有性的暗示，是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的写照。“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这是决[疒丸]溃痈的一刻，是大痛楚与大欢喜结合的痛快淋漓。“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然后是痉挛的死亡，“他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楚的波”。（《复仇》其二）
生为痛苦，死为痛快。这样一个精进于地上的生命的人，曾自拟为“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濡沫于可怜的人间世，也有庄子之龟曳尾涂中的影子。但鲁迅与庄子的“养生”和列子的“贵生”格格不入，因为他俩对生命都看得太重。鲁迅到底还是认同佛家的生死观，而在佛家看来，身体的形质不过是粗糙的存在。1934年，鲁迅应日僧眉山之请写字，就写了《金刚经》中的一句：“如露复如电”。两年后鲁迅去世，死时体重只有七十六斤。没有人死得比他更少。
撰文/江弱水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