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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27日，贵州遵义外出务工人员在遵义南站登上务工专列。图/新华社

根据七普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劳动者约为4.95亿人，占比56.21%。近年来，受产业转型升级、国际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低技能群体的就业和生活面临着多重困境，其中又以农民工为主。

首先是增收难。全球大变局使得我国低技能劳动力市场需求持续收缩。在2015-2022年的8年间，农民工年均收入增速为6.16%，低于城镇私营就业人员7.58%的年均收入增速，也远低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9.22%的年均工资增速，处在各就业群体的最低水平。

据调研，2023年2-3月间，长三角地区小时工价曾一度击穿近年来的最低点，该年11-12月间，全国部分地区的“日结工”招工要求日工作12小时，小时工资合计甚至不及最低工资标准。

农民工也面临家庭扎根难的问题。目前，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5亿人，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近10年间增长了将近70%。由于“扎根”城市的成本高昂，低技能群体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一二三产业低端岗位之间“漂移”，逐渐锁定在工资最低的岗位上。随着年龄增长，就业状况、家庭生活改善愈加艰难。

与此同时，其相关权益保障也较难。调研发现，2023年以来，拖欠或扣发劳动者工资现象并不少见，农民工等低技能劳动者首当其冲。这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账款拖欠有关。低技能劳动者宁愿选择“日结工”“七日工”等零工就业方式，以规避工资拖欠的风险。这加剧了就业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增大了劳企双方的成本。

究其根源，这些问题都与城乡二元体制直接相关。在此现实下，一方面，城市的包容性不足，就业、生活需要付出诸多额外的成本；另一方面，乡村就业、增收的潜力下降，不得不离开乡村谋生。加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由此引致的各种风险总是最终落到了农民、农民工这类低技能劳动者身上。

城乡二元体制中的社会身份代际传递，衍生出来的不只是机会不公平，更严重的是乡村的财产难以估值、抵押和转让，“跳农门”难，进城落户扎根更难。

从当前及今后趋势看，农民工等低技能群体所承受的风险面临着不断外溢且公共化的趋势，向公共风险转化，这将会妨碍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为此，这一现状亟须着手改变。

城乡二元体制，是导致低技能群体固化的体制根源。要改变这一群体的现实境遇，就需加快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低技能，既有个人禀赋和努力的原因，更有体制内生的机会不公平所导致。只有消除机会不公平，才能激发社会活力，缩小低技能群体，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奠定基础。

这需要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协同推进，着重从二元身份体制、二元产权制度和二元经济体制入手，一步一步解决“出村难”和“进城难”的体制障碍，促进就业、住房保障、财产转让等方面的机会公平。

同时，也要针对性地为农民工等低技能群体，提供更好的就业环境和家庭迁徙的条件。这方面，可以从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近3亿农民工入手，消除就业歧视，促进就业稳定，纳入城市住房保障和平等就学的范围，让这个群体在城市扎根形成良好预期。

此外，要大力促进中小微企业、数字平台企业的发展，为低技能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立农民工欠薪的长效防范机制，加大低技能群体权益保障力度。并且，也要为农民工等低技能群体的家庭人力资本积累提供长效帮扶机制，遏制低技能群体的代际传递扩大。

贫穷是能力的贫穷，关键在于能力的有效提升。在兜底机制上，提升社会救助体系的综合援助功能，对因长期失业、创业失败、疾病灾害、家庭变故等导致阶段性生活困难的，做到快速预警、精准救助、综合帮扶。

在技能提升上，则可以将新职业开发、实务培训、岗位见习等机会，直接向所有就业群体无差别开放，推动低技能劳动者与新业态发展的有机契合，为其保持再次择业能力提供助力。

多措并举地帮助农民工等低技能群体突破当前面临的就业和生活多重困境，不仅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也当是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撰稿 / 刘尚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编辑 / 何睿

校对 /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