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黄克武著，大学问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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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

这段对梁启超在思想界上的评价，如此尖锐，但它并非出自某位论战的对手或是某位政敌，而是梁启超自己在其名作《清代学术概论》中对自己的评价，他将自己称为“新思想之陈涉”，尽管这个称号诚然带有开创之功的荣誉，但也隐含着起身草泽而不能克竟其功的慨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梁启超都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位名副其实的“博学之士”，声名远播，也谤积丘山。他收获了从改革家到革命者的一众赞誉，将他视为启蒙导师，但对他的批评也同样不容忽视。“流质易变”几乎是打在梁启超身上一个抹不掉的深刻铭印。博而不纯、杂而不深，几乎可以说是众多学者对梁启超的共同批评，而梁启超自己，如前所述，对自己的这一学术上的“痼疾”也知之甚深。

黄克武的《文字奇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梁启超学术思想上述争议的一个回应，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巨大存在，在近世中国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实践上都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又怎会是个肤浅易变之人？从铸造国魂，到阳明、墨子之学，再到康德的引入与新史学运动的发端，无不体现出梁启超在学术思想各个领域广泛的耕耘，其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赞誉，由此可见一端。但从某个角度上说，这似乎也证实了那些对梁启超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譬如梁启超对康德的诠释与评论，就能够看出其对康德学说其实所知寥寥，仅仅是从二手甚至三手的书籍中汲取数瓢加以评介而已，王国维从严格的学术标准对梁启超的康德哲学“其纰缪十且八九也”的批评其据确凿。贺麟更是批评梁启超“用他不十分懂得的佛学去解释他更不甚懂得的康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梁启超本身也并无去深入了解康德的想法，一如他自己所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同样也“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他并不在意深耕于某种学术中成为精深人才，而是将其作为纳入自己思想武器库中的一件武器。

从这一意义上说，梁启超做得相当出色，他在《自由书》中引用的那句康德所谓的名言：“野蛮之国，惟统治者得有自由，今日之文明国，则一切人民皆得有自由”——对他当时所倡导的变革运动，以及那些为他的文字所感染、所鼓舞，与他一样汲汲渴求新知，并且将其付诸实践的读者来说，这已足够，而对梁启超来说，他的目的也已达到。

这正是梁启超的魅力所在，他总能成功地将那些新知通过咀嚼、稀释、提炼、加工，成为合适当时国人消化吸收的思想食物，一如黄克武所指出的那样，梁启超真正着意点并非成为学术大家或是思想大家，而是从衰颓老旧的中国躯壳中，铸造能够步追时代进步的中国国魂。梁启超所面临的是一个文明古国面对强势现代文明冲击下方死方生的剧变，如果说梁启超流质易变的思想之路中真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本质，那就是在这瞬息万变的变革时代中，制造中国魂。无论是对阳明学和墨子学说的反复探究，还是引入康德等西洋学说，以及之后的科学与玄学之战，梁启超所始终关注的，都是如何铸造这一中国长存不亡的中国魂。此中国魂可以寄托于历史、可以寄托于哲学、寄托于思想、寄托于精深，贯通于世界而又有其特色，尽管这毫无疑问是个新发明的传统，但却是梁启超的思想价值所在——他始终紧紧扼住了20世纪变革中国那困厄、幽暗、紧张、不安而又激动、渴求变化的心灵，用自己的文字为它发出声音。

梁启超是时代之子，身处一个变化的时代，自然不能固守不变，身处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自然也无法做到圆满无缺，一如书中引用梁启超写给徐志摩的信中所言：“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这番话既是劝导徐志摩，又未尝不是梁启超的夫子自道，生活如此，学术思想亦如此。而对梁启超种种以学问驳杂、不够精深的求全责备，虽然梁启超本人对其乐于接受，但这些批评毫无疑问是将梁启超当做了思想的终点，但恰恰相反，梁启超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所谓的启蒙，便是寻出这一起点，并告诉大家起点在这里，而这，正是梁启超的文字奇功。

撰文/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

编辑/宫子 张瑶 申璐

校对/付春愔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