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成为热点词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郭雷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一名扎根一线20多年的科研工作者，今年，他主要聚焦“新硬科技”领域创新和人才培养、“硬科技”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郭雷谈到，如何将前沿理论方法转化成新质生产力，并在更多的国家重大工程中发挥作用，是当前科研领域的重要课题，要规避“追热点”“跟风式”“吃快餐”等碎片化研究，加快硬核科技人才培养，鼓励开展攻坚克难、持之以恒的长周期、大团队和有组织科研，鼓励从前沿理论到硬核科技的转化研究。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郭雷。田洪俊 摄
谈现状
开辟“新硬科技”新赛道
新京报：作为一线科研工作者，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
郭雷：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经之路，也是党和国家对于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和要求。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新”和“硬”的结合。就我所从事的信息和工程领域来说，前沿理论研究要支撑包括产品、芯片、装备、仪器仪表等硬件实体关键技术的突破，创新性理论和技术都需要接受实践检验，最终都要服务于“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近年来，我国的科技水平逐渐从“跟跑”、“并跑”到“领跑”逐步跨越，“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科学家们不仅仅会发论文、写专利，而要用前沿理论和关键技术为社会服务、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实实在在地把论文和专利写在中国大地上。
新京报：“新硬科技”和新质生产力有着怎样的关系？
郭雷：硬科技是指可以突破卡脖子技术、实现从0到1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科技成果。“新硬科技”将创新性理论和技术赋能“硬科技”，是一种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新范式。新硬科技不再以简单的论文、专利数量和质量作为目标，而是将前沿基础理论赋能于芯片、器件、部件、系统、终端、设备、平台和重大工程，以硬件和实体的指标水平为标准、以新质生产力提升为根本目标。在人工智能领域，美欧等国不仅大力发展以“大数据大模型”为代表的类脑智能技术，而且也毫不松懈地重点支持以“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仿生智能”为代表的体现智能系统和智能行为的“智能新硬件”技术。“新硬科技”是“智能新硬件”概念向其他信息和制造领域的扩充，其不仅仅可以促进新兴和未来产业发展，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今天，也是开辟新赛道、实现科技强国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着力点。
新京报：在“新硬科技”这条新赛道上，我们如何跑出加速度？
郭雷：目前国家科技投入逐年增加、科技人才不断涌现。总体来说，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高，成绩斐然，但仍存在创新驱动能力不强、提升新质生产力能力不足等问题。科研成果成效不足、难以服务实体经济；人才评估仍局限于数论文、算工分等考核方式，很多研究方向避重就轻、隔靴搔痒，难以带来原创性成果和颠覆性技术；部分企业的技术创新仍未脱离“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落后理念，害怕失败和风险，对运用创新技术动力不足。为此，我们应该在科研管理、人才激励、企业创新三个方面发力，大力发展“新硬科技”。
谈建议
为新硬科技人才营造新生态
新京报：科研项目管理和规划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改革”？
郭雷：建议准确把握前沿理论赋能硬科技的方向，加大基础研究领域“新硬科技”支持力度。使创新性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尽快在实际中验证、服务实体经济。目前一些研究方向存在论文和专利数量暴涨等“科研虚假繁荣”现象，要鼓励可望与新硬科技有机融合的基础理论研究，警惕科技泡沫包括“人工智能泡沫”，避免被资本、流量、媒体热点引入科研误区，有序规范并分类监督国家科研经费在所谓“热点泡沫方向”的科研投入，避免在某些热点方向一哄而上、无序竞争、重复投资，减少各类扎堆式、跟风式、快餐式科研。建议采用新型考核评估方式监督国家重大科研投入全过程，避免国家重大科技投入打水漂、科研方向走错路，设立及时止损和容错的科研管理体制。建议以第三方考核的硬件实物指标水平衡量硬科技水平，以硬科技创新程度、新质生产力发展程度作为科研成果重要评判标准。
新京报：人才是发展的关键，“新硬科技”科研人才培养现状如何？
郭雷：人才是第一资源。发展“新硬科技”的首要任务是加快“新硬科技”人才和团队培养，激发“新硬科技”人才创新活力。新硬科技不仅需要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的突破，更要完成硬科技赋能、实现软硬件产品的研制和应用，需要多学科交叉、全链条创新和长周期的研究过程。建议减少对于新硬科技人才数论文、数专利、算工分的传统“软”考核方法以及频繁、短期的考核模式，鼓励攻坚克难、持之以恒的长周期、大团队和有组织科研，鼓励从基础理论到硬核科技的转化研究，设立适用于硬科技创新的人才和团队考核“硬”体系，有效利用举国体制给新硬科技人才创造人尽其才、心情舒畅的创新环境和生态。
新京报：近几年，企业也都在创新，他们对于“新硬科技”科研成果的接受度高吗？
郭雷：企业是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目前有一些企业还存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样陈旧的观念，对技术研发、新技术应用的积极性不高。其实，对于技术来说，创新性越强，风险性越大，失败的可能性也越大。想要打破欧美技术封锁、实现高科技自立自强，不仅需要科学家勇于创新，还需要新时代企业家具有社会责任、创新意识，勇立潮头。这次全国两会上，我在发言时也谈到了，建议加强企业对前沿创新技术应用力度。鼓励和督促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大胆应用自主研发的颠覆性和原创性新理论、新技术、新产品，宽容新硬科技成果有益的探索甚至暂时的失败。借鉴欧美高科技企业失败-创新-成功的经验，建议设立实体经济对于自主研发的创新性技术试用和应用激励、风险预警和容错迭代体制，进一步完善国产新硬科技产品首台套强制试用、归零溯源和责任追究制度，充分激发和有效监督企业创新主体对于高科技自立自强的责任和作用，树立“敢为人先”而不是“循规蹈矩”的企业创新意识和理念，培育和规范更加完善的“政产学研金介用”全社会、全链条创新生态。
新京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商业航空航天”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兴战略产业，身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对未来有什么期待？
郭雷：作为一名信息科学和航空航天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备受鼓舞。我主要从事控制理论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自动控制已成为几乎所有高科技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也是人工智能等热点方向的重要理论基石。未来，我们会弘扬北航“空天报国”精神、发扬北航“空天信”学科交叉优势，致力于无人系统仿生智能领域的研究，把先进的自动控制理论应用于航空航天、先进制造、智能系统和工业电子等领域，研制出更加先进、更加智能的航空器、航天器和机器人及其零部件，实现先进控制和人工智能前沿理论和技术对于“硬核科技”的赋能，为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出更大贡献。
新京报记者 曹晶瑞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