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点名的案例总会引发各界关注。这些案例代表了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的司法态度。
3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今年又有哪些案例入选？这些案例关注了哪些问题？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始终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人民法院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去年审结案件4.1万件6.1万人，同比增长28.5%。张军在作报告时强调，法律和伦理底线不容挑战。对 “姐弟坠亡案”被告人张波、叶诚尘，假借恋爱性侵多名幼女的倪笃群，线上“隔空猥亵”线下威逼强奸的王小山、孙保昌等，依法判处死刑。重庆“姐弟坠亡案”是去年社会高度关注的一起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据官方通报，2024年1月31日上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对张波、叶诚尘执行了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确认，被告人张波隐瞒已婚已育事实，与被告人叶诚尘建立不正当男女关系。叶诚尘在得知张波婚育情况后，仍继续与张波交往。2020年2月，张波与妻子陈某某协议离婚，约定女儿张某甲（被害人，殁年2岁）由陈某某抚养，儿子张某乙（被害人，殁年1岁）由张波抚养至6岁后归陈某某抚养，张波分期向陈某某支付80万元抚养费。叶诚尘知晓张波与陈某某离婚协议内容，仍将张某甲、张某乙视为其与张波结婚的障碍和以后共同生活的负担。为此，二人多次共谋杀死张某甲和张某乙，并决定采用制造意外高坠方式作案。2020年11月2日下午，张波趁其母亲外出之机，将在15楼家中次卧室飘窗窗台玩耍的张某甲和张某乙的双腿抱住掀出窗外，致二人死亡。罪犯倪笃群、王小山、孙保昌通过网络聊天的手段，专门挑选小学或初中女生作为侵害对象。倪笃群通过在社交平台聊天等方式，假借恋爱之名，行残害之实，不仅实施强奸，还反复“洗脑”进行精神控制，扭曲未成年人“三观”；王小山、孙保昌先在线上实施“隔空猥亵”，再挑选被害人在线下实施强奸，使被害人身心受到巨大摧残。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负责人指出，对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挑战法律和伦理道德底线的性侵犯罪，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对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的极少数犯罪分子，坚决依法判处死刑，绝不手软。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去年，人民法院依法严惩重大恶性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审结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5.2万件6.2万人，同比增长17.2%。报告中提到杀害多人、潜逃多年的劳荣枝。2023年12月18日，劳荣枝被执行死刑。此时距离她初次作案已有17年之久，距离她落网也已过去4年。记者注意到，2024年2月23日，最高法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劳荣枝故意杀人、绑架、抢劫罪死刑复核刑事裁定书。裁定书详述了核准劳荣枝死刑的理由和依据，依法核准、执行死刑。最高法经复核确认，1996年至1999年间，被告人劳荣枝与其情人法子英（已另案核准死刑）共谋抢劫等，由劳荣枝在娱乐场所从事陪侍服务，物色作案对象，与法子英共同实施暴力，劫取他人财物或绑架他人勒索财物。二人在江西省南昌市、浙江省温州市、江苏省常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共同实施抢劫、故意杀人、绑架4起，共致7人死亡。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出，去年，人民法院审结婚姻家事案件217万件，同比增长19.5%。在这一部分，最高法工作报告专门提到牟林翰虐待案。“牟林翰凌辱同居女友致其自杀，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确立了婚前同居施暴须以家庭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司法规则。”记者注意到，在今年2月27日上线的人民法院案例库中，就包含这起“PUA第一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喻海松介绍，刑法未对虐待罪中“家庭成员”的范围作出明确界定。为有效保护被害人人身权利，确有必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的现实情况，及时明晰虐待罪中“家庭成员”的范围。牟林翰虐待案明确，除了传统的、典型的家庭成员之外，与行为人具有共同生活事实，处于较为稳定的同居状态，形成事实上的家庭关系的人，也可以认定为刑法上的“家庭成员”。对稳定同居的人员实施虐待，包括精神虐待，情节恶劣的，可以虐待罪论处。随着全民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在享受网络红利的同时，也颇受网络暴力困扰。遭受网暴的人轻则社会性评价降低，陷入“社会性死亡”，重则精神失常，甚至自残、自杀，正所谓“按键伤人”“按键杀人”。“网络暴力往往和侮辱、诽谤相关，侮辱、诽谤在刑法上‘告诉才处理’，通常属于自诉案件，需要由受害方自己向法院起诉。但受害方很难揪出施暴者，也就难以起诉。”在解读最高法工作报告时，最高法办公厅副主任余茂玉指出。最高法会同最高检、公安部出台司法政策，严惩网暴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屡教不改者。明确网络侮辱诽谤，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身心严重损害后果，或者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等，以公诉案件追究刑事责任。杨某散布未成年人私密信息案，正是对实施网暴者立案公诉的典型案例。杨某为泄私愤在网上散布未成年人私密信息，致被害人不堪受辱自杀身亡，被提起公诉。法院以侮辱罪判处其有期徒刑。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公权力要为受害者撑腰，网暴行为必须付出代价。去年，人民法院审结网络诽谤公诉案件32件，判决有罪人数85人，同比分别增长10.3%、102.4%。近年来，知假买假后索赔的矛盾纠纷多发高发，裁判标准不统一，困扰司法。知假买假索赔有利于惩治假冒伪劣，但同时，有人为牟取不当利益，利用“退一赔十”的规定，远超出生活消费需要大量购买食品，通过扩大“一”、增加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达到高额索赔目的，导致有的生产经营者“小过担大责”，背离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精神，也引发了是否应当支持知假买假的争议。最高法通过发布典型案例，亮明惩治造假售假司法态度，同时明确只在“生活消费”范围内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公众、商家广泛认可，延宕20多年的知假买假裁判标准不一问题得到规范。最高法工作报告专门提到张某多次购买过期咸鸭蛋索赔一案。据通报，张某接连两天分别购买6枚和40枚刚过保质期的熟散装咸鸭蛋，通过银行卡刷卡支付46次，由经营者分别开具46张购物小票。张某利用食品安全法关于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按一千元赔偿的规定，故意对46枚咸鸭蛋分46次结算，据此要求按46次交易分别主张每次增加赔偿1000元，以达到高额索赔的目的。上述行为明显超出正常生活消费行为范畴，人民法院并未全部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购买46枚咸鸭蛋，共支付价款101.20元，从总量的角度看，其购买行为未超出个人和家庭等的合理生活消费需要。人民法院从保护正常消费的角度出发，以张某实际支付的总价款101.20元为基数，计算价款十倍惩罚性赔偿金。此外，最高法工作报告还关注了保护学生权益与支持学校依规管理、“钓鱼式维权”等问题。如，小学生体育课意外受伤，家长起诉学校，校方已尽必要教育管理责任和救助义务，法院判定学校不担责；学生在校内“抽凳子”玩闹受伤，学校强调学生守则，老师经常提醒，已充分尽职，法院判决由“闯祸”孩子家长担责。某公司宣传其“自助建网”软件可“免费”下载使用，却以用户未在网站页面保留其版权标识等为由，提起诉讼9000多件。法院审理认为，其以不当经营方式诱发大批量“侵权”，靠索赔获利不应支持，大幅下调判赔标准，批量诉讼应声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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