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开幕当天，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发布了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3年度资助项目名单：11个澳门特区艺术机构、艺术工作者的申报项目入选。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在朋友圈也晒出了这一消息，并加了“进步”俩字转发语。吴志良长期关注澳门文化艺术发展事业，并在多年的全国两会中向大会提交了相关提案。
2023年两会，吴志良提交了把澳门建设成中西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提案，包括丰富文化交流合作基地内涵、建设中华文化国际交流基地、打造国际高端人才交流基地、提升现代文旅产业发展水准四点建议。该提案还被全国政协评为优秀提案。2024年两会，吴志良再次提交了“把澳门构建成为中国文艺发展新高地”的提案。
吴志良接受新京报新京智库采访时表示，从16世纪中叶开始，澳门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因为远离战火等历史原因，澳门成了中国最早、最持久与西方文化交往、交锋、交流的前沿阵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通过澳门还能使得中国文化走出去，澳门也能吸引海内外优秀的文艺家来交流、展演。因此，希望引起国家高度重视，支持和发展澳门文化艺术事业，从而使其成为更好的中西文化交流阵地。
在澳门回归25周年之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于3月1日正式实施封关运行，这对于粤澳合作有何意义？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有何优势，该如何更好支持澳门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新京报为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图/受访者供图
澳门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话语体系
新京智库：2024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五周年。你认为回归这些年来，澳门有哪些显著变化？
吴志良：有两个显著的变化，首先，无论是澳门还是内地同胞，对“一国两制”有了更深入系统和全面的认识。以前大家对“一国两制”的认识是有偏差的，表现为一些人认为要着重“两制”，另一些人认为要着重“一国”。现在，“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清楚，这点非常重要。
同时，“一国两制”的实践取得了很大进展。这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在国安问题上，香港颁布了国安法，澳门也颁布了国安法，在法律上明确了维护国家利益至上这个基本前提。
第二，“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得以确立，并且得到落实。
第三，粤澳两地的经济贸易关系更加规范，更加制度化。
第四，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港澳居民对内地的认识和了解，特别跟祖国的关系已经更深刻：只有国家好，香港才能好；只有国家好，澳门才能好。这种认知变化，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之后更显著，港澳已经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第五，在港澳融入国家的过程中，民间文化交流，尤其是青少年交流越来越多，在国家意识和民主观念方面，澳门居民有显著提高。
新京智库：你持续关注文化，去年提出的把澳门建设成中西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今年你继续提交了相关提案。比如提出“把澳门构建成为中国文艺发展新高地”，提出这个设想是因为澳门有哪些优势？
吴志良：澳门的优势，首先是“一国两制”的优势，它背靠祖国，联通世界。
其次，从16世纪中叶开始，澳门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因为远离战火等历史原因，澳门保存了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澳门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忠诚继承者和坚定守护者，也是中国最早、最持久与西方文化交往、交锋、交流的前沿阵地。长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让澳门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底蕴，积累了丰富的交往经验，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信仰在澳门共存、共生、共荣，形成了中西并举、古今同在、和而不同的城市特性，塑造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城市精神。这不仅创新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构筑了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桥梁，还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兼容并蓄的典范，为跨文化交流合作和文艺创作提供了沃土。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在一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的背景之下，通过澳门能使得中国文化、中国声音走出去、传出去，有助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我们的价值，传播我们的理念。
总之，要做好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个工作，澳门是首选地之一。就目前来说，澳门能以其良好的设施，人文环境，宜居的城市环境吸引海内外优秀的文艺家、文博机构来交流、展演、创作。
新京智库：能否举例说说？
吴志良：去年9月，我去了趟葡萄牙访问，当地很多文化机构表示期待跟我们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做中国文化的研究。
澳门急需文化事业的新“支点”
新京智库：要让澳门建设成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你认为目前急需做好哪些工作？
吴志良：最迫切的就是要落地项目，比如，建设一个大型的设施，做几个文化品牌项目，无论是论坛、演艺活动或者是博物馆、展览馆，这样才能吸引人家过来。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为澳门年轻人提供发展机会。这些项目一开始可能需要引进人才才能良好运转，但同时也给了澳门培养自己人才的动力。我们的年轻人成长后，也就有了就业的机会。同时，这也有利于澳门将文化事业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产业。
比如，刚开始时，澳门旅游博彩业的中高层基本都是境外请来的。经过20年发展之后，澳门旅游博彩业中90%的中高层人员已经本地化。我相信文化也是这样的，经过10年、20年之后，我们就能培养出一支自己的优秀的文化人才队伍，也会发展出更多、更好的文化项目。
新京智库：上世纪60年代，你出生于广东河源，后来到澳门。在澳门回归前后，你们在心理上对于“中国”的感情有没有发生变化？即回归之前：我是海外游子，回归后：我是一个中国人。
吴志良：没有。对澳门人来说，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外国人就是外国人。从民族认同方面上来说，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说在早年的澳门，也就是在回归之前，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会儿，许多人说这叫旅居澳门，我们只是生活在葡萄牙人管制之下的澳门而已。
当然，有一部分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虽然他们没觉得自己是外国人，但跟内地的“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有一些差距。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出这个心理差距、减少这种差距，拉近港澳“中国人”和内地“中国人”的心理距离。
新京智库：2023年成立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主要是基于什么考虑？作为首任会长，你感觉在开展文化交流工作中遇到了哪些挑战？
吴志良：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我觉得澳门文化界的力量比较分散。澳门有2000多个文化社团，但力量很分散。
近年来，我们的专业性开始有所提高，但在对外文化交流时，我发现澳门当地的文化力量，很难跟一些国家的文化力量对等交流。比如人家派一个一定规模的演出团体过来，我们就派不出去这么大规模的演出团体，但人家来到澳门演出，就是希望我们也派出相关的人员去他们那里做交流。
澳门人口近70万，人口规模本来就小，从事文化艺术学习的人也很少。澳门的文化艺术市场不大，以前大家觉得学文化艺术后回澳门也找不到工作。这其实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如果一直没有人学习，就无法培植起澳门的文化艺术市场，也就永远都没有这类工作机会。
所以，在国家有关部门和澳门文化界的共同推动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2023年8月20日，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正式成立。成立这个文化总会，我们是希望为澳门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做一些推动性的工作，把力量集中起来，促成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做一些文化艺术项目，搭建起一个文化平台。
同时，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跟国家对接政策，对接项目，一方面使得澳门的年轻文艺工作者可以到内地参加一些院团的演出，学习经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把内地的一些好的项目落地到澳门，使得我们的艺术家有更多向外界展示的机会。
横琴封关，粤澳合作将更加密切
新京智库：文化交流，应该说包括政府主导和民间自发两种形态，你认为当下澳门与内地民间自发的文化交流是否存在阻碍，该如何更好鼓励和引导民间自发形成的文化交流？
吴志良：应该说不存在太大的障碍。澳门的大部分文化活动都是民间自发的。当然，民间自发的文化交流活动，政府也会支持。最关键的问题刚才说了，一是专业性问题，二是对等性问题，三是资金不足问题。
新京智库：那你觉得澳门与内地的这种民间文化交流多吗？
吴志良：挺多的，澳门每天都有各种来自内地的文化活动，要么演出，要么展览。他们来自内地不同省市的演出团体、文艺机构，一些内地的艺术家也会经常来澳门表演。我们基金会支持的这种文化交流活动，每年有300个左右。
新京智库：3月1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零时正式实施封关运行。你认为这对于粤澳合作来说意味着什么，将产生什么影响？
吴志良：横琴封关应该是琴澳一体化的正式开始，意味着深度合作区步入了正轨。这个对打造澳门四“新”有很大帮助，是“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和粤港澳合作的新高地。四“新”即“四新产业”，包括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产业。
横琴封关是个大胆的尝试，因为有很多制度创新，无论是海关、检疫、税收等各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但这种创新肯定也是逐步展开的，现在刚启动，但经历一段时间的试验就能看得出这些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变化。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 柯锐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