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来自义乌的90后创业夫妇阿甜和小豪的故事引爆微博热搜：原本是“大厂”员工的两人，毅然放弃月薪5万的高薪职业，裸辞到义乌创业，希望能在这片土地上靠电商直播赚到一百万。但残酷的现实却是，在这个看似“低成本创业的天堂”，遍地都是激烈竞争的创业者，爆单甚至是一件值得放炮仗庆祝的幸事。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像阿甜和小豪一样，日收入只有200元……
“是否要裸辞？”“当下创业是个好的选择吗？”……这些话题，无疑是当下诸多年轻人关心的——他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已实践的样本，并从中总结出有价值的、可适用的经验。而这一切，都可以在优酷出品的城市漫游纪录片《万物经济学》中得到解答。
纪录片《万物经济学》剧照。
“在创业中，创业者的判断力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经济学家薛兆丰在《万物经济学》中如此点评阿甜和小豪当下的创业境况。作为一部以经济学为主视角的纪录片，《万物经济学》从个体出发，走进大众生活。薛兆丰以观察和记录者的身份，以理性经济学的视角试图帮助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从繁复的困局中抽离，给予合理的发展建议。除了义乌直播创业外，《万物经济学》还将探讨北京人工智能、横店短剧风口、大理数字游民、东莞潮玩经济，既有年轻人向往诗和远方的自由，又有当下AI科技和创新产业的冲击与机遇、更有“追梦演艺圈”的横漂百态。
事实上，随着当下越来越多普通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与经济环境唇齿相依，“经济学”也成为一门日益下沉的学问，各界人士都开始对其产生浓厚兴趣并试图用经济学理论武装生活。如此应运而生的《万物经济学》，我们该如何定义它？日前，新京报记者专访《万物经济学》联合出品人兼总策划薛兆丰。薛兆丰坦言，他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继续打破大众对经济学的刻板印象：经济学不只是数学，不只是会计，不只有炒房、炒股的人需要关心，它与每个人的人生决策都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希望观众在这部片子里能真正看懂什么是经济学，并把经济学理论投射到生活中。当然，我也不是说非要让大家用经济学去完成什么，你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就像各个行业都愿意如数家珍去讲述理论与成就，但我更关心学问所总结和理解的东西，有什么是能够带给你们去应用的。这是更重要的。”
把人的故事，放到经济学环境中去讲述
新京报：做《万物经济学》的契机是什么？作为主理人，你具体参与到哪些具体工作中？
薛兆丰：契机就是我想再扩充经济学的应用。这些年我们在大学的讲堂里、书本里、节目辩题里，都大量应用了经济学，但我觉得还不够。此次《万物经济学》不管我们选择哪个城市、哪些行业，背后的原因都是为了把“人”放到这个经济环境之下去讲述。我们关心的是人。我们首批选择的五个故事首先考虑的是，哪些事大家比较关心；然后，我喜欢找普通人。我不想找天天对媒体说很多话的人，因为他们把故事讲“圆”了，很多事也已经为人所知，这也导致我们前期花了很多工夫寻找现在片中的这些人，他们的故事或许很普通，但他们愿意展现自己。
新京报：这档节目和你之前做的节目相比，有哪些挑战？
薛兆丰：挑战是我要放慢我的节奏，不是坐下来就给你几条经济学定律。首先还是要好好地听他们的讲述，其次设身处地去思考他们每个人身处在怎样不同的约束条件里。他们为什么选择做这个？有时候你能选的，并不一定是他能选的。那在他们所在的环境里，你能做什么？所以在《万物经济学》里我不会轻易输出。
还有一个不同，以前我会让大家产生一个刻板印象，觉得这个人很犀利、没有感情。我自己也念过：“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经济学家”（笑）。但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如果我没有感情，我是不会去关心人的故事的。
新京报：从义乌创业、人工智能到微短剧，在你所遇到的这些行业当中，哪个和你预期不太一样？
薛兆丰：大理的“数字游民”。大理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地方，很多人在那里追逐梦想。但当你真正去问在那里做“数字游民”的人：“你会跟其他想要来大理的人说什么？”他们通常第一句话就是：找一份好工作，要有足够的储备，不然“浪漫”很快就过去了。
薛兆丰。
新京报：以第一期为例，在义乌创业的人千千万，你为何会聚焦到这对小夫妻身上？他们有哪些特质？
薛兆丰：我们是在直播间里发现了他们。他们非常积极、向上，充满活力，愿意放弃大厂的高薪工作去义乌创业，非常敢于挑战。什么叫成本？不是说义乌的东西很便宜，你的成本就低，而是你放弃了过去那份工作，放弃了稳定收入来源，这才是你的成本。其实从前面的采访、了解，再到最后我们拍摄，每一期都要经历两个多星期。其中我们也遇到一些例子不够好、不够典型的，经过采访阶段后我们就舍弃了。纪录片其实是一个苦工作，你要寻找非常多的人物，每一次拍摄都是全天候的。到后面几站我都会再提前一天去开会讨论，但每一次拍摄还都会有些紧张，因为你总是遇见新的人，你会思考到底能不能和他们聊出东西。
《万物经济学》具有普适性，但不服务于娱乐性
新京报：往往人文纪录片的表达是不受时代变迁、时间流逝的影响而“过时”的。但经济学与当下市场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在你看来，《万物经济学》与其他纪录片相较，是否与时代、市场，或者是“当下性”连接得更紧密？
薛兆丰：有变的，有不变的。比如直播行业、AI概念，确实是随着时代在变化的。你想想，这些年所谓的“风口”变得多快，从最早的大数据到现在的人工智能，直播从横屏到竖屏……风口一直在变化。但这其中重要的决策点与所权衡的要素、人纠结的东西，这些是长久不变的。经济学讲到最后，是一门研究人性的学问——你要什么？你想要的如何才能够得到？我们如何跟踪不变的人性，放到变化的环境当中，这是非常吸引人的。其实我真正关心的是那些不变的事。
新京报：在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里，经济学是相对枯燥或严肃的。如今以田野调查这种记录形式呈现，是否也兼具了一定的娱乐性功能，以吸引观众看下去？
薛兆丰：我们没有娱乐的功能。我觉得观众只要看下去，会觉得这个节目是有意思的。很多人现在刷短视频都希望前零点几秒就能被吸引住，咱们不服务于这类观众。你需要看进去，看到后面就觉得是有故事的、有冲突的，跟自己的生活可以形成对照的，与经济学视角是贴合的。最后你会发现，船是造船的人造的吗？其实不是，船是大海造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迎合与不迎合受众这个问题，因为谁都做不到。但你说我不迎合吗？我挑的主题我认为是受众比较广的，必须是具有普适性的。
新京报：你接下来在普及经济学方向上会有什么计划？
薛兆丰：《万物经济学》后我们要好好总结一下，看看要不要再做几季。这个事情本身是值得好好去做的。怎么才能做一个爆款？如果你去问做出爆款的，往往他会说从来没有想过做爆款。“想做爆款”的心态就是不对的。《万物经济学》播出后，首先我们要看看大家的反馈是怎么样的，我们有哪些能够在既有资源上可以做得更好。就像写文章，写得越不好的文章，改得越少；写得越好的文章，改得越多。
新京报记者 张赫
编辑 徐美琳
校对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