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我们产生的塑料垃圾数量在十年内的增幅超过了之前40年内的增幅。”联合国环境署在一份公开的报告里强调，一次性塑料制品无处不在，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世界各地，每分钟就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每年使用的塑料袋多达5万亿个。
“限塑”的堵点在哪？塑料垃圾为何不能被很好的回收？新京报零碳研究院近日专访了联合国环境署前官员、青合循环经济与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蒋南青。蒋南青表示，有必要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从塑料包装的全生命周期进行全方位改变，从而构建从生产到使用，从回收到循环的闭环，推动减塑工作走实向深。
“我们的问题在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的缺失”，蒋南青强调，这一制度理解起来就是，前端没人为后端的回收再生成本付费，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成本。塑料回收再生这个过程需要工厂生产，生产厂家要回收塑料却额外增加了成本，所以出现了回收再生塑料成本甚至比生产新塑料还要贵的倒挂现象。
联合国环境署前官员、青合循环经济与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蒋南青。受访者供图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缺失
拿外卖来说，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0年，我国主流互联网外卖平台订单量从17亿单增长到171.2亿单，消耗（废弃）的塑料从5.7万吨增长到57.4万吨，5年增长近10倍。蒋南青预计，如今餐盒的用量全国算起来每年应该超过100万吨了。所以我们要鼓励把餐盒专门回收、清洗，做成再生产品，比如行李箱、箱包、纺织、运动户外产品等。
与此同时，蒋南青表示，鼓励塑料回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塑料污染问题，这需要依靠从法律上健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塑料回收做得比较好的原因是他们有专门的回收押金制。在实施回收押金制的国家，饮料标准包装物的回收率通常能达到90%以上。例如，德国自2003年实施回收押金制后，饮料标准包装物的安全回收率达到了98.5%，显著减少了生活垃圾体积。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就是指生产者应承担的责任，不仅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之中，而且还要延伸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废弃后的回收和处置。
“我们的问题在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的缺失”，蒋南青强调，这一制度理解起来就是，前端没人为后端的回收再生成本付费，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成本。塑料回收再生这个过程需要工厂生产，生产厂家要回收塑料却额外增加了成本，所以出现了回收再生塑料成本甚至比生产新塑料还要贵的倒挂现象。
蒋南青介绍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提高再生回收前端分类比率。随着垃圾分类的推广，很多社区使用智能回收方式，如智能回收机，来分别回收塑料瓶、纸、玻璃等可再生资源，通过后端再生产品的链条，补贴回收成本。这种是基于国际上押金制体系的形式，可以保证回收材料的可追溯性和安全性，但是由于智能回收机设备本身的高成本、规模化收集的维持运营和运输成本很高等问题，很难与其他回收模式相抗衡。
从塑料包装的全生命周期进行改变
蒋南青表示，减少塑料污染还是要坚持3R原则，即减少（Reduce）一次性塑料的使用，做到“重复使用（Reuse）”和“回收（Recycle）”。在探索塑料包装绿色低碳循环之路时，我们既要解决现有产品塑料包装可回收性的问题，以减少进入到环境的一次性塑料，又要解决塑料包装回收再生产品高附加值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回收价值链，让更多的个人和消费终端参与到回收再生活动，并能获得激励或者利润。
另外，蒋南青表示，之前的闭环里面，对于中国来说，出现了一个契机。因为可持续发展理念，一些大品牌要做ESG，要承诺用循环再生材料，并且循环再生材料要达到一定标准，从而实现零碳发展。所以，现在很多大品牌产品在进行前端设计时就设计成后端好回收的、能回收、易回收的产品。例如，只用一种单一材料。
蒋南青介绍，此前塑料包装和产品本身的设计是限制回收率的关键问题。产品包装设计对于减少不必要的包装和确保塑料包装在其使用寿命结束后适合重复使用或回收利用至关重要。回收成本高的部分原因是许多产品在设计时并未考虑后端回收要求，如回收企业需要采用人工方式将塑料瓶身的标签剥离。重视产品设计，考虑回收再生标准，一个是材料本身可回收，且不含有对环境有害的物质，二是从材料到包装产品的设计，能够可拆卸、轻量化。
蒋南青强调，随着政府对于垃圾回收补贴的不断退出，要增强价值链回收途径，打开激励方式。国内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体系一直都存在，但与城市垃圾处理体系的不同在于，这个体系是市场化系统，没有太多的激励政策和财政补贴。由于低值和分散性，这些塑料包装回收再生成本增加，经济性成为循环再生的主要障碍。因此，构建可持续的回收再生循环体系，需要地方政府政策支持，有些城市提供低值产品补贴，或者提供回收再生运营服务许可，并优先采购再生产品。在提高再生产品高值化利用方面，需要有互联平台、品牌企业、消费者的共同参与，拓展更大的产品市场。
蒋南青介绍，再生减排潜力巨大，但由于塑料低值性，消费者一般不会在意塑料回收所带来的经济收入，而构成闭环最重要的是激励消费者把塑料包装送回去，这需要与企业和地方政府合作，给与绿色回收行为更多的奖励。通过将回收再生产品的减排量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挂钩，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回收体系。现在，各地方和很多互联企业、银行推出个人碳账户、碳账本，通过建立碳普惠交易市场，推动家庭和社区的回收利用。企业的绿色低碳循环产品可以通过碳普惠市场得到用户认可，并帮助企业实现供应链的碳减排，实现从企业端到消费端的跨越。
国际公约对中国塑料回收有正向刺激
蒋南青介绍，目前对于循环再生体系，有2022年新修订的《废塑料回收与再生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规定了废塑料产生、收集、运输、贮存、预处理、再生利用和处置等过程的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要求。目前再生塑料的标准开始实施不久，2021年发布了12项再生塑料颗粒标准，包括再生塑料的通则和8种塑料树脂。围绕着再生塑料的设计、生产、供应链陆续推出系列标准，包括《塑料制品易回收易再生设计评价通则》《绿色再生塑料颗粒评价》《绿色再生塑料认证-产销监管链》认证证书，并设计了相关标识。这些标准只针对于从事回收再生的中小企业，他们缺乏足够的能力和资金提升企业品质，距离再生产品特别是品牌应用仍比较遥远。
2022年3月，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了《终止塑料污染：制定迈向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决议，决定成立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以达成一项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塑料污染防治协议。这正式拉开了全球塑料治理的大幕，年底要开第五次大会。据蒋南青介绍，按照计划第五次大会应该能够达成一个统一的塑料公约文本。该项公约会将塑料的全生命周期放进去，从使用回收阶段，扩展到上游的生产，不仅看塑料末端污染治理回收，还把前端的生产消费，还有公众参与全部放进去。这项公约对中国企业而言是正向刺激和新的挑战。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陶野
编辑 白华兵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