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生活的本质在于，我们与一切事物，包括我们自己的关系都很紧张，逃离和追问是庞大、永恒、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主题。近日，诗人、批评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携新作《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做客北京雍和书庭，与《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及青年学者、批评家贺嘉钰一起，以“诗与思之舞”为主题，围绕文学、诗歌、评论及当代生活等话题展开分享。

“诗与思之舞”——杨庆祥《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分享会现场。

《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为杨庆祥个人作品编选，收入其作品、评论、创作谈、访谈和作家创作年表，包括《世纪之爱》《春夜独饮不醉》等37首短诗，《同时代人》中节选的2首长诗，《“黄金时代”备忘录》等6篇随笔。据介绍，该书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的“新坐标书系”之一，至今已推出双雪涛、张悦然、葛亮、鲁敏、李修文、徐则臣、张楚、李宏伟、刘汀、乔叶、笛安、赵志明、石一枫等14位作家的作品集。

《另一个世界的入口》，杨庆祥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9月。

另外一个“我”在跟我对话

谈及创作，活动现场，杨庆祥表示，自己理想中的写作状态有两种：一是躲藏于大城市之中，万人如海一身藏；二是如同一个流浪者，到处奔波穿梭，漫无目的，一边走一边写作。这两种状态中，第一种是他没有做到的，第二种是部分可以实现的。在杨庆祥看来，流动产生故事，流动产生市场，流动产生思想。如果没有流动，一切都会停滞……没有流动就没有故事市场，没有流动也就没有思想市场，没有流动同样就没有经济市场。因此，自己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寻找流动性，在流动性里进行创作。

从这个角度而言，杨庆祥认为，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应该习得一种幻术——心灵的幻术，“通过幻变的方式至少有一个简单的逃脱，找到一个入口……《列子》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讲人御风而行。这其实是古老的、原始的记忆，是集体意识的回响。我们其实有可能是会飞的……这是幻术。但是，我们现在失去了这个技能，尤其失去了心灵对它的想象。所以，我们就总是活在完全世俗的层面，缺乏一个世俗性的装置来拯救我们。”

据此而言，杨庆祥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在肉体的层面实现自己的幻变。怎么办？我们需要通过艺术和写作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幻变。随着文化的诞生，宗教的诞生，社会化戏剧的诞生，每个人都变成了单一的角色。这种内在的身体里面的幻影就被遗忘掉了。可能只有在一些通灵的时刻，另外一个‘我’在跟我对话的这种体验，才能够刺穿日常的秩序和日常的经验，让我们感受到这个部分，打破固有的对于‘我’的认知。”

文学在当下是必需品吗？

那么，为什么要读文学？文学在当下是必需品吗？

徐晨亮表示，这其实是一个特别现代的问题。汉学家包弼德写过一本书叫《斯文》，英文原著叫our culture。在某个历史阶段，不管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文化就是属于少数人的。而进入到现代，这种状况被打破了。这种曾经专属于某个层级的权利，成为了每个人都面临着的：文学给我们精神上的滋养，精神上的启发，精神上的触动。

“我觉得文学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沉重的。很多时候，我们从小到大的文学教育，只强调了文学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但是，其实我们真正去看一同在文学青年的路上跌跌撞撞遇到的朋友们……我觉得可能在很多作者身上，我并不确定写作这件事情是能够让他们更幸福、更丰富、更美好、更完整的。我是不确定这件事情的。”在徐晨亮看来，我们在对整个文学的认知里，往往忽略了一点，就是和文学“肉搏”的时候是需要盔甲的，“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精神上的、自我的，叫做修养也好，自我的教化也好，自我的教育也好。”

徐晨亮说，“我们那么多的年轻人好像是为了成为作家而写作。那么其实真正意义上让我们能有所触动的一些写作者，他们是因为写作而成了作家。这其实并不是说，我要在文学这样一个结构里面，一个场域里面，占据某种要称为‘作家’‘诗人’的身份。而是说，他生命的某一种状态里，他觉得非如此不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通道，去释放我们某种能量。至于说，这种能量的释放的过程和成果，是不是能叫做诗、小说、文学？是不重要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叫做文学的东西。”

杨庆祥补充说，“文学就是关于我们心灵的体验，生命的真实的体验。当你拥有这个体验的时候，你就拥有了文学的时刻。如果你把它写下来了，你就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文学生活。至于你是不是能进入到这个文学制度里面来，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在这里，他赞同徐晨亮的观点，“很多人为了进入文学制度的写作，往往适得其反。我们听到很多的普通的写作者问，‘你们这个杂志有什么风格？’‘你们这个杂志写什么能发表？’这就搞错主次了。恰恰是你是为了自己的文学生活，为了自己的精神感受来写，你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文学生活。”

注：封面题图为《我的塞林格之年》（My Salinger Year，2020）剧照。

记者/何安安

编辑/罗东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