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阎崇年从事史学研究已逾一个甲子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学术研究中，清史始终是阎崇年用力最勤、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领域。清史研究的魅力何在？阎崇年清史研究的关注点与治学方法是什么？清史研究与阎崇年其他学术研究的关系又是什么？如何将学术研究与大众出版相结合？近日，在阎崇年、宋志军的对谈中，二人围绕为人与治学、研究与出版的主题进行了分享。这也是阎崇年首次在讲座中系统地回顾自己研究清史的历程。

走上清史研究的道路

自己怎样走上了研究清史的道路？面对宋志军的这一提问，阎崇年表示，自己本来有志于先秦史，后来经历了杨向奎、白寿彝两位名家的指点，才走上了清史研究的道路。

阎崇年说，自己受到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杨钊的影响，毕业以后对先秦史有兴趣，钻研了三年，写出了一些文章拿给中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主任杨向奎看。杨向奎一方面鼓励阎崇年，认可他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告诉阎崇年应该发挥身居北京的优势，充分利用北京的明清宫廷档案，研究当时少有人涉足的清史。最终，在认真思考一个月后，阎崇年下定决心从事清史研究。

确定从事清史研究后，阎崇年先以康熙作为切入口，但始终感觉不得要领，对八旗制度、满族的基本问题搞不清楚。那么，究竟应该从哪儿入手呢？在迷茫之中，白寿彝告诉阎崇年，研究清史要从根源上入手，就是去研究清朝开国的历史。自此，阎崇年走上了研究努尔哈赤的道路。阎崇年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努尔哈赤传》出版于1983年。

从1963年到1973年，阎崇年用10年的时间看原始资料，写成了一篇关于努尔哈赤的论文。在白寿彝的鼓励下，阎崇年开始写《努尔哈赤传》，“所以努尔哈赤研究，我整整花了二十年的时间……跟努尔哈赤有关的中国的材料、朝鲜的材料、日本的材料、明朝的材料、清朝的材料，汉文材料、满文材料，我都见过。”

《努尔哈赤传》，阎崇年 著，北京出版社 1983年6月版。

在又用功十年之后，阎崇年终于在1983年出版了《努尔哈赤传》。这部花费二十年心血写成的《努尔哈赤传》，是全世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努尔哈赤的学术传记。不仅受到了国内学界的重视，美国、日本学界也相当重视此书，在全世界清史研究领域奠定了阎崇年的学术地位。

学术研究中“专”与“博”的关系

宋志军表示，在清史研究之外，阎崇年实际上还开辟了满学研究，此外，他还研究北京史。那么，在学术研究中，“专”与“博”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阎崇年结合自己的经历表示，博要建立在专的基础上，和专应该是交叉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阎崇年需要撰写北京史的相关论文。他结合自己对清朝开国史的积累，选定了袁崇焕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袁崇焕刚好处于明史、清史、北京史的交叉地带，便于他在已有的基础上开展研究。阎崇年表示，从此之后他的许多研究都是立足明史、清史、北京史的结合处，譬如关于明清皇帝的研究、故宫的研究、满族文化的研究等。202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阎崇年史学论集》就包含明史、清史、故宫史、北京史、满学五大领域97篇文章。

《阎崇年史学论集》，阎崇年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8月版。

阎崇年还表示，自己立足于清朝开国史的研究，最后能贯通理解整个清史，背后的要诀是追求“约-博-通”。正如他所说，把一个小小的点掌握扎实，然后吸收大量的材料，经过沉淀、积累，上升一个境界，最后剩下的才是精华。只有长期从事于一项事业才能实现“约-博-通”，有太多人因为半途而废而不能把工作做“通”，“其实说文解字对‘一’的解释已经讲了，数最小的是‘一’，做学问的从‘一’到‘十’，到望尽天涯路返回到‘一’就精了，以‘一’贯‘十’就是通了，约-博-通，我看说文解字已经把这件事讲通了。”

活动现场，阎崇年还谈及了一个关于一手史料的故事，北京郊区有个王府，大家长期以来不清楚其历史上的主人。当地想要发展旅游业，想请阎崇年为王府“担保”，确定王府的主人是某历史名人。为了确定王府的主人究竟是谁，阎崇年通过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史料，终于确认了王府的主人并非某历史名人，避免了一场张冠李戴的错误，他对待历史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

《森林帝国》，阎崇年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4月版。

阎崇年把对待事业的态度归纳为“敬、诚、淡、静”四个字。他将“敬”排在第一位，他说“敬就是爱，如果不用敬字对待自己的专业，就不能入其门”。第二是“诚”，历史就是要求真，而“诚”是求真的基础。第三是“淡”，要淡泊名利，才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最后是“静”，只有“静”，才能把一个领域做长久。在此，阎崇年鼓励年轻人要静下心做事，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再笨也会做出一点成绩，“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记者/何安安

编辑/张进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