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4月28日，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指出，任弼时同志在毕生奋斗中展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品德，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被大家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滋养和激励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他出生于1904年4月30日，16岁参加革命，1950年46岁英年早逝。1945年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任弼时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史称“五大书记”。
近日，任弼时女儿任远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追忆父亲任弼时。出生于1938年的任远芳说，“我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但是，父亲的爱却温暖了我的一生。”任弼时逝世后，她看到毛主席、周总理都来吊唁，才意识到父亲任弼时可能是个大人物。
上大学后，任远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陈松，至今身份证上还是这个名字。任远芳说，“我不喜欢特殊待遇，名字改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方便。”
1950年元旦，任弼时与女儿任远芳在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维赫疗养院。（受访者供图）
谈与父亲分别10年后首次重逢
“告诫我，学习不要骄傲，一定要踏踏实实”
新京报：前几天看你回了一趟湖南老家，是如何纪念父亲的？
任远芳：在湖南的任弼时纪念馆，我参加了敬献花篮仪式，给父亲敬献了花篮；参加了“任弼时与中国共产党”学术研讨会。每年4月可能是我最忙的时候，会参加各种活动来纪念父亲，也会回到家乡寄托我们的哀思。
新京报：你1岁多就被留在莫斯科，再见到父亲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年底。这期间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任远芳：1938年，父亲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938年12月8日，就有了我，俄文名字是卡佳。1940年2月，父亲他们结束了代表团的工作，准备回国，当时我才1岁多，考虑到祖国大地上弥漫着抗日烽火，父亲就把我寄养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
任弼时与任远芳。（受访者供图）
儿童院是国际救济会办的一个儿童组织，寄养和收养许多革命家的子女和烈士们的遗孤，这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等，大概有40多个人我们都在一起上学。其间，我主要是通过书信与父亲联系。
新京报：在莫斯科见到父亲，是什么印象？
任远芳：真正跟父亲见面是在我12岁那年。1949年年底，父亲由于患了很严重的高血压等多种病，当时高压有260，中共中央决定让父亲赴苏联治病。那会儿正赶上国际儿童院放寒假，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到了父亲身边。
与父亲分别10年后首次重逢，我很认生，看见他就不想叫他，关系也不那么近，比较疏远。因为当时在儿童院长大，我全然没有父母的概念。儿童院只放一个星期的寒假，在这一个星期时间里，我们相处得十分愉快。
父亲对我特别好，特别关心，问东问西，总是很关心我的学习，老问我的功课好不好。我的成绩当时在班里算是拔尖的，儿童院的中国孩子成绩都挺好的。他会讲流利的俄语，更会写漂亮的汉字。为教我准确发音，他在每个汉字右下角用俄文字母注明拼读，在他的带读中，我学习读写这些基本语汇。他告诫我，学习不要骄傲，一定要踏踏实实。
因为没有多余的床，那几天我睡在沙发上，父亲时常起来给我盖被子，让我感觉很温暖，我开始有父爱的感觉。这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生活体验。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
新京报：父亲回国后，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任远芳：给他写信，差不多隔一天写一封，有时甚至天天写。父亲也很想我，我离开疗养院4天，在尚未收到我的来信时，他就先给我写信了，叮嘱接到信后，马上回信。
谈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5个月
“这是我一生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新京报：1950年5月，你随父亲踏上了回国旅程。关于回国，当时你和父亲有哪些讨论？父亲为何要求你要“带着专业知识回国”？
任远芳：当时我由于年龄小，对许多问题根本考虑不到，对于回国与否，全是孩子式的凭习惯和感觉：出于习惯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舍不得离开同学们，我不想走；出于和父亲的感情，我又想和他一起回国。
父亲在1950年1月20日的信中写道：“关于回国还是留在苏联这个问题，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做决定。”父亲在信中提到“我想你最好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业知识回国，这就是你在这里的时候我向你说的。”
父亲要我带着专业知识回国，我想可以从1949年11月，他给我写的信中找到答案：“中国已经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手中解放出来，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青年任弼时。（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回国后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5个月，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任远芳：有记忆以来，我也只是1950年5月至9月这短短5个月，有幸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不足一年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这是我一生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我曾计算过，我一生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但父亲的爱却温暖了我的一生。父亲逝世后，我通过学习越来越认识到父亲的伟大，有责任把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传承下去。积极参与红色活动，让年轻一代珍惜这美好时光，这也是近年来我一直努力做的一件事。
谈父亲最后的工作状态
“每天抱病工作八小时以上，常常坚持到深夜”
新京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任远芳：父亲回国后，医生本打算让他静养一段时间再适量地参加一些工作，但父亲怎么也躺不住。朝鲜战争爆发后，父亲便赶紧给毛主席及中央书记处写信，要求恢复部分工作。毛主席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工作。
可父亲依然每天抱病工作八小时以上，常常坚持到深夜。病逝前的一星期，他还和基层干部在办公室座谈，调查农村党员的思想情况。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一晚，深夜父亲房间的灯依旧亮着，他全神贯注研究一幅朝鲜地图，母亲给他披上一件大衣劝早点儿休息，父亲吃力地摇了摇头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过了十二点，父亲在地图上划下了最后一个红圈，把台历翻过了一页，但头越来越眩晕，强忍着不适把文件和资料搬到了床上，艰难地躺了下来。而这一躺，却再也没有能够醒来，1950年10月27日，46岁的父亲英年早逝。
任弼时。（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小时候你知道父亲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任远芳：不知道，他也不说。在回国途中，我下车到商店买东西，遇到一位男同志用俄语问过我：“和你一起坐车的是谁，叫什么名字，他干什么工作？”我告诉他：“叫弼时，干什么工作我不知道。”后来我问父亲，他对我说：“我干一般工作，坐办公室。”
父亲逝世后，看到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来吊唁，我才知道属于中国的那份伟大事业也有父亲的一份功劳，才知道他工作性质的重要，才意识到我的父亲不只是简单“坐在办公室工作的人”，父亲任弼时可能是个大人物。
谈父亲对子女的要求
“疼爱却不溺爱”
新京报：你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陈松，为何要改名字？这背后有哪些考虑？
任远芳：任这个姓当时太惹眼了，大家很容易猜想到我的身份。为了不搞特殊化，上大学后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陈松。陈松也是当年我母亲陈琮英在莫斯科的别名。
我在大学期间只有校领导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工作后知道我是谁的也不多，甚至和我住了20年的老邻居都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我不喜欢特殊待遇，名字改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方便。可能我会少获得一些资源，少得到一些支持，但我从来不考虑这些。现在大家可能知道我叫任远芳，但我身份证上的名字现在还是陈松。
新京报：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吗？做错事会批评你们吗？
任远芳：他平常对我和弟弟都很严，要我们好好学习，问我们功课好不好，经常看我们的成绩单。
父亲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对孩子疼爱却不溺爱。休息时，他喜欢和秘书赖奎下棋。后来，赖叔叔也带着我玩，我因为输棋而耍赖，甚至推翻了棋盘。父亲并不迁就我，而是严肃批评了我，这让我受益终身。
任远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何强 摄）
谈“骆驼精神”
“默默奉献、踏实工作、不计个人得失”
新京报：任弼时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你怎么理解这“三怕”？
任远芳：父亲投身革命30年，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但他一直“为党为民，廉洁奉公”。他一生恪守的“三怕”，诠释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仰、优良作风和崇高品德。
新京报：任弼时逝世后，叶剑英在《哀悼任弼时同志》一文中第一次把任弼时称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你认为“骆驼”代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任远芳：叶帅对父亲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所以广为流传。一心为国、一生为国的“骆驼精神”是对任弼时精神的高度概括。“三怕”其实就是“骆驼精神”的具体体现。
我们每个人都有家，也有国。父亲的老家是在湖南汨罗，自他投身革命后，就牺牲了小家，以国为家。他真正有了自己的家是在解放后。国家工作人员要为他安排大一点的房子，他说不要为我搬走一个机关。在供给制年代里，他没有领过一次国家发给他的工资。每个房写上“随手开关”“人走灯灭”字样提醒大家节约用电。他就是这样一位节约国家资源、怕用钱多的领导人。
他十分怕工作少，始终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他的病早在七大前就发现了，常常感到疲劳、头晕，不能看东西。这也是一种献身精神。父亲与母亲前后一共生过9个孩子，但活下来的只有4个，这始终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
“骆驼精神”说到底，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就是默默奉献、踏实工作、不计个人得失的大公无私的精神。这样的精神，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浓缩，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谈传承
“要甘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新京报：任弼时的“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准则，对当下社会来说，有哪些启发？
任远芳：红军长征初期，父亲率红六军西征，不幸患上疟疾，但他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尽职尽责，常常工作到深夜。在中央移驻西柏坡后，他更是与各位同志彻夜不眠地研究全国战局。
医生多次告诫他必须卧床休息，他却说：“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这种天下为公的情怀，坚持崇高理想追求、坚定政治信念的担当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父亲的一生？
任远芳：父亲的一生可以概括为“应有尽有不算有，应有尽无才是有”。他不追求那些虚浮的东西，一辈子为党和人民操劳。看似什么都没有，其实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新京报：共产党员应该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汲取哪些力量？
任远芳：要多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学习清廉本色，汲取担当、奉献等精神力量，常补精神之钙。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甘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提升拒腐防变能力。
新京报首席记者 何强
校对 吴兴发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