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长达250万年的时间里，原始人类依靠采集和狩猎为生。但在距今1万年前后，世界各地的人类不约而同地陆续走向一种新的、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农业劳动。

大约公元前9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数千年时间内，人类陆续驯化了小麦、大麦、稻米、小米、马铃薯和玉米，直至今日，这些食物仍然占据人们每日90%以上的热量来源。

农业劳动所带来的更为深刻的变革还在于“未来”观念的产生。“采集者不会花太多心思考虑下周或下个月的事，但农民却会想象预测着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事……农民不仅时时刻刻都得想着未来，还几乎可以说是为了未来在服务。”

空闲是灵魂的敌人

进入农业社会后的诸多古文明，都留下了大量令今人赞叹不已的文化成就和建筑遗迹，而农业劳动是这些璀璨文明成为可能的基础和前提。是粮食“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了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

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只告诉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许多文化中都没有针对“劳动”的专门术语。公元前5世纪前后，伯里克利时期的希腊人还认为把从事体力劳动的奴隶和从事脑力劳动的作家归为一类是不可思议的。农民、工匠、商人、学徒和艺人的劳动被认为是经济性和依附性的劳动，是让人怀疑，甚至否定的。

最初，人们视劳动为苦力和负担，且束缚于室内，由奴隶、女人及地位低下的劳力所承担。与此相反的是城邦，即城里的公共场所，那里的事务由公民负责。这里的公民指的是家庭中的男性户主，完全不是工匠或商人，也不是农民或艺人，当然也不是没有技能的或做苦力的劳工。另外，他们有空闲，并且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享受公民的权利。

而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中，对待劳动的态度也存在矛盾，可以说劳动集“诅咒”和“祝福”于一身。比如，《圣经》一方面视劳动为惩罚和苦难；另一方面把劳动看作是人类完成“修理看守，治理这地”的神圣使命。在提倡祈祷不忘工作的本笃会，游手好闲被视为罪恶。努西亚的圣本笃认为，“空闲是灵魂的敌人，因此教徒应该把从事体力劳动和读《圣经》相结合”。也正因如此，本笃会隐修院的象征是十字架及耕地的犁。

异化劳动

在工业革命之前，虽然人们已经学会了利用风力、水力和畜力，但归根结底，所有能量的转换都不得不依靠人类或动物的身体。通过吃下食物，人类或动物才能输出力量，于是人类的历史发展就只能在耕种囤粮或者通过战争取得更多粮食和资源的循环中兴衰更替，直到蒸汽机的发明打破了这一限制，工业革命开始了。

但是，机器的力量并没有减轻劳动者的负担或使他们的工作变得轻松，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劳动者变成机器的附属品。人的劳动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在不平等的交易中成为资本家手中的筹码。

19世纪，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追猎活动；跟随生产过剩而来的是同样急剧的生产衰落……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为此，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他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是人的内在本性，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应该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然而，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劳动对他们来说，变成了一种异化的东西，脱离了人的本性。这样，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人们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

8小时工作制

马克思笔下的“人的自由”，是建立在时间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马克思又提出了“自由时间”的概念，并重点论述了时间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

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工作日等于必要劳动时间加上剩余劳动时间之和，“资本的经常趋势就是把工作日延长到体力可能达到的极限，因为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增加，剩余劳动，从而这劳动所创造的利润也将同样增长”，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逐，使得工人的剩余劳动被侵占，自由时间被盗取，“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在工业时代的时间秩序下，“自由时间”无疑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望。于是，“曲线救国”的“8小时工作制”应运而生。1866年，在“第一国际”的日内瓦会议上，“8小时工作，8小时自己支配，8小时休息”的口号正式提出。1877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罢工开始，工人们走向街头游行示威，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在1880年至1886年期间，美国又发生了4000多次以争取缩短工作日为目标的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150万。

1886年5月1日，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工人集体罢工，上街游行。芝加哥数千名罢工者被政府警察驱赶，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共有4位工人、7名警察死亡。这一事件因国际劳动节的设立而永载史册。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8小时工作制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劳工会议在1919年10月通过《国际劳工组织（行业）工时公约》，8小时工作制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正式承认。

新教伦理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乐观地预测，到21世纪初，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应该能将我们带到“经济乐土”。届时，每个人的基本需求能轻松地满足，工作者的每周工作时长不会超过15个小时。1997年，美国总统卡特也曾提议将工作时间缩短为一周四天，当时《华尔街日报》宣称，我们与自20世纪中叶以来似乎不可避免的休闲社会“近在咫尺”。

但实际上，时至今日，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有许多国家或行业奉行“996”工作制，甚至追求被称为“全天候工作”的“007”工作制。“你的工作将占据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做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热爱你所做的事情。”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所说的这句话被无数精英奉为圭臬，硅谷的科技创业者们通过提供非金钱待遇，把休闲、创新、自由等理念融入原本呆板僵化的办公室文化，打造一种“更酷的资本主义”，以此来吸引新员工。在此基础上，还会刻意模糊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劳动的概念被偷换成自我价值的实现，让员工们“自愿”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工作上。

将劳动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时，把《圣经》中“神的召唤”概念改造为“职业”概念。在他看来，职业，亦即神的召唤，是上帝为人安排的终身任务。新教这种把职业看作神的召唤或使命的教义，把工作上升到信仰高度的思想，使人们对生活的目的有了一种新的理解。

基于此，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新教伦理”的概念。韦伯认为，信奉基督新教的清教徒将劳动本身当作唯一目的，当作天职去完成，因为唯有因职业劳动的结果来获得财富, 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换句话说, 基督新教这种强调自我克制、敬业守职、勤勉节俭的“不休不歇，有系统的俗世职业劳动”伦理，孕育生成了一种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契合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气质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与快速增殖，有助于社会再生产，推动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消费主义

除了自我价值的包装，消费主义所带来的精致生活标准，成为压垮现代劳动者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消费社会将劳动者打造为消费者，以不断动员消费者欲望的方式实现资本扩张，劳动者背负着永不满足、一直有待提高的生活预期，持续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

在消费社会里，不仅是一个国家里工人和老板能开同样的汽车，去一样的剧院欣赏演出，他们的孩子能够进同一所学校接受同等的教育，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们也在消费同一个品牌的同一种产品。这让不同阶层的劳动者获得了一种“平等”的幻象，阶层区隔的模糊性使得人们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而这种理想生活的样本正是通过各种广告、影视剧等信息来源潜移默化地影响而植入人脑中的。

在互联网浪潮下，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自拍的即时分享更是将消费主义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行为只是为了获取一种象征意义，即通过一种对自我形象的营造博得别人的称赞，这种被他人肯定的良好感觉，成为除工作外自我价值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正如人类一旦进入农耕文明便无法放弃日复一日的农业劳动，现代的劳动者一旦过上了消费主义的生活便如同坐上了一列加速行驶的快车，除了应付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大额支出，各种电子产品的升级换代和风靡一时的网红打卡式休闲娱乐，使追求美好生活的劳动者们疲于奔命。

地球环境也因此背负巨大的代价，据统计，全球所有食物约有三分之一被浪费，每年损失近1万亿美元。而全世界丢弃的衣物价值逾4500亿美元。一个人一天的生活能产生1.5公斤垃圾，以此计算，全球77亿人口所产生的就是1千多万吨垃圾。一边是不堪重负的劳动，一边是应接不暇的消费，现代人就像陀螺一样围绕着它们不停地旋转。停下会是一个异常艰难的选择，却也蕴含着我们将往何处去的答案。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2.0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