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一个目标引发关注：到2030年，湖北全省经济总量将达到9万亿左右，武汉、襄阳、宜昌三市合计达5万亿左右。几乎同期，南昌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经济总量将力争突破万亿元大关。
这组目标背后，是中部地区一场围绕万亿俱乐部的角逐。自2020年合肥跻身GDP万亿行列后，中部万亿俱乐部里一直只有武汉、长沙、郑州、合肥四座省会城市，此后便出现明显“断档”，再无新的城市晋级。而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南昌、宜昌、襄阳等多座城市将“万亿”写入了发展目标。中部万亿格局的拼图，终于迎来补缺的悬念。
谁能率先跨过这道门槛，事关一座城市的能级跃升，更折射出中部区域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一条从“省会引领”走向“群城竞逐”的中部经济增长带正在加速成型。
万亿俱乐部的“中部缺口”
2006年，上海GDP首次突破万亿元，成为中国城市经济版图上的第一个万亿俱乐部成员。此后近20年，万亿城市如同中国经济的一根根承重柱，在版图上渐次拔起。到2025年，随着温州和大连携手跨过门槛，全国万亿城市总数达到29座，经济总量占全国GDP比重提升至42%以上。这意味着，29座城市撑起了全国超过四成的经济盘子。
但29座万亿之城区域分布并不均衡。长三角地区以10座万亿城市的数量，位居各大板块之首，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合肥等连成一片，是全球最密集的万亿城市群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紧随其后，拥有深圳、广州、佛山、东莞4座万亿城市。宏观来看，东部沿海的万亿城市占全国约四分之三；南方万亿城市超全国三分之二。也正因此，“南强北弱”“东强西弱”成为万亿城市版图上最直观的两个特征。
中部六省——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拥有武汉、长沙、郑州、合肥4座万亿城市。从数量上看，中部4座和西部3座（重庆、成都、西安）相差无几。但从体量来看，薄弱之处便显现出来：中部以全国约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承载约四分之一的人口，GDP占全国总量的23%左右，而万亿城市数量仅占全国不到14%。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部4座万亿城市，无一例外都是省会，非省会城市长期未能登上万亿台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安树伟分析认为，中部地区呈现出多中心化态势，本质上源于其城市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即超大城市数量稀缺，导致区域内部缺乏具备强辐射能力的核心增长极。中部地区仅有一个超大城市——武汉，在此背景下，各中心城市之间未能形成高效协同、功能互补的发展格局，反而陷入“低水平多中心”的趋向均衡状态。
中部地区万亿城市的晋级，有一条清晰的时间轴。2014年武汉率先晋级，此后新面孔渐次加入：2017年长沙、2018年郑州、2020年合肥。四座省会城市，用六年时间完成扩围。但2020年之后，这条晋级路突然中断。同期，东部非省会城市早已跑进赛道，东莞、常州、唐山、烟台、温州等一批地级市先后冲线。东北也实现零的突破，大连成功跻身万亿行列。
把目光转向万亿门槛之外的“准万亿”群体，最具冲刺潜质的中部城市有三座。
南昌2025年GDP达到8141.69亿元，“十四五”期间连跨三个千亿台阶，但GDP增速仅4.7%，未能追上全省步伐。湖北的宜昌与襄阳则上演“贴身竞逐”：2024年宜昌反超襄阳重夺“湖北第二城”，成为中部非省会第一城，锚定用五年左右时间迈向万亿级；襄阳也在“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速冲刺万亿级GDP”。两城差距不足百亿，围绕“湖北第二城”的位置角力不休。
武汉滨江数创大走廊，重点发展数智科学、数智产业等领域。图/IC photo
不同的跑道，各自的冲刺
这三座城市站在万亿门槛之外，姿态却不尽相同。南昌拥有省会优势，宜昌靠资源禀赋和产业转型异军突起，襄阳则凭装备制造底蕴紧追不舍。
南昌的处境，在中部省会中颇为特殊。2025年，南昌GDP迈过8141亿元，省内经济首位度却只有22.6%，仅高于太原。更棘手的是地理位置，东有杭州、福州，南有广州，西有长沙，北有武汉、合肥，周边全是万亿级城市。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这是南昌长期面临的现实。
南昌一直在发力。“十四五”期间，南昌电子信息产业年营收突破3000亿元，汽车及装备达到2500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位居中部省会之首。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单腿行走”特征明显，相比于武汉光电子信息等5大支柱产业全部迈入万亿级，合肥也明确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和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两个万亿级产业目标，南昌仅有一个有望打造万亿级产业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2025年南昌GDP增速4.7%跑输全省5.2%，暴露出新动能接续不足的短板。
江西省南昌市赣江沿岸。图/IC photo
2020年之前，合肥常常被拿来与南昌对比，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智敏指出，合肥的增长模式具有特殊性，在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中难以复制。对南昌而言，既要加快发展步伐，也不宜设定过高预期，扎实做强特色产业、持续自我提升，才是更现实的路径。南昌当前的破局之道，既要加速自身产业升级、缩小与万亿城市群的经济落差，又要精准借助周边强市的产业外溢。
江西省级层面已明确，“十五五”将以更大力度实施省会引领战略，支持南昌迈入万亿行列。2026年一季度，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增速均超过17%，显示南昌正在加速补课。
与南昌不同，宜昌的冲刺更多依靠不可复制的资源禀赋和果断的产业转型。坐拥占全国15%的磷矿资源和三峡电站的超大绿电供给，宜昌在新能源电池材料领域拥有天然话语权。更关键的是，它用五年时间，将精细化工占化工产业比重从2021年的18.6%提高到近48%，产业结构从单一化工拓展至现代化工新材料、生命健康、新能源等多元领域。
2024年，宜昌反超襄阳，重夺湖北第二城；2026年一季度，宜昌GDP增速达7.5%，居全国GDP前50城之首。宜昌的目标清晰：争当中西部非省会龙头城市。然而其人口规模劣势明显，2025年常住人口仅为390.06万人，较2024年392.65万人略有减少。
再看襄阳。与宜昌相比，襄阳的赛道更传统，追赶也更吃力。2024年GDP达到6102.41亿元，与宜昌差距缩小至不足90亿元。襄阳的底牌在于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航空航天等领域积淀深厚。近两年，襄阳投入近200亿元，建成了一批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试图通过科技创新为传统产业赋能。
但襄阳的短板同样明显，缺乏类似宜昌磷矿那样的独有资源，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产业配套能力尚在培育期。武汉、襄阳、宜昌构成的湖北“金三角”中，襄阳更偏向于传统产业升级的试验场。
三座城市，三种路径。南昌要解决的是省会不强的焦虑，宜昌凭借的是资源红利加主动转型，襄阳则是在传统底盘上寻找新动能。谁能率先拿到万亿俱乐部这张门票，取决于各自能否补齐短板、放大优势。
2025年11月，在湖北省宜昌市拍摄的三峡大坝和三峡电站外送输电线路。图/IC photo
中部城市如何从“物理组合”走向“化学反应”？
中部地区万亿城市，不仅数量不足，还有更深层的短板。武汉、长沙、郑州、合肥之间，并没有形成长三角那样的产业协作网络。
上海周围有苏州、杭州、南京、合肥、无锡、宁波。粤港澳大湾区则有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万亿城市密集分布的区域，往往也是产业链协作最紧密、创新要素流动最活跃的区域。反观中部，四座省会城市在体量上已构成了一定梯次，但横向协作仍处于初级阶段。有区域经济学者测算，中部四座万亿城市之间的产业关联度，远低于长三角同类城市群。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孙久文指出，中部地区科教资源富集，但更重要的是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协调发展格局，包括培育城市群和都市圈。多位研究区域经济的学者都观察到，四座核心城市产业交集有限——合肥的新型显示、武汉的光电子、长沙的工程机械、郑州的电子信息，各成体系，专业分工特征明显，但相互之间缺乏深度咬合的接口。
一个地区的增长极效应，不仅取决于核心城市的体量，也取决于城市之间能否构建起从研发、制造到服务的全链条分工网络。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长株潭、南昌都市圈为核心，是中部崛起的关键载体，要真正发挥联动效应，不能只靠个别城市的单打独斗。
今年全国两会小组讨论会上，曾就此话题有过一次讨论。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彦强调，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独特的枢纽地位和战略意义，“把这个‘圈’画好，不仅能支撑中部崛起，更能保障国家战略腹地的安全”。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辜清则进一步指出，长江中游城市群涉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画好这个圈，离不开协同。咱们得坐在一起，劲往一处使”。
根据2021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部地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服务和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安树伟指出，这要求中部地区始终紧扣“三基地一枢纽”（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及交通运输枢纽）的战略定位，培育创新型产业集群，同时增强与其他经济板块间要素的流动性和供需的互补性，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万亿城市群的形成不是中部崛起的终点，而是从单点突破走向链式协同的新起点。“十四五”期间，中部的关键词是“省会崛起”，武汉、长沙、郑州、合肥相继破万亿，完成了第一轮能量积累；迈入“十五五”，区域竞争的逻辑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学家范恒山指出，城市群和都市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战略导向，而像长江中游城市群这样的区域，正处在由大向强的关键跃升期，协同发展将从“物理组合”走向“化学反应”。
对于中部而言，万亿城市之间需要找到产业接口，万亿与非万亿之间需要形成梯度分工。第五城归属的悬念终会揭晓，但比答案更重要的是，中部正在经历从“省会引领”到“群城竞逐”的深层转型。谁能在这个转型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谁才能在后万亿时代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新京报记者 吴为
编辑 白爽 校对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