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文章发表在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引发了广泛讨论与学习。

刘力功是一名在抗战时期由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党的训练班。在学习过程中，党组织发现他非常自大，“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观点”，同时考虑到他是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党员，因此毕业时安排他到基层锻炼。但刘力功却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党。为教育这名新党员，党组织曾经与他谈过七次话，可他依然拒绝执行党组织的决定。

刘力功上过党的建设的课程，曾经举手“拥护”党的纪律，行动上却背道而驰。中央党务委员会认为，党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刘力功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刘力功违犯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为让广大党员深入了解这一事件、严肃党的纪律，陈云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大讨论。大家纷纷对照检查自己是否真正遵守“四个服从”，并迅速整改。延安一时出现了“三多三少”现象，即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讲个人要求的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

个人服从组织，是“四个服从”的第一条。回顾党的历史，个人服从组织是共产党人代代传承的优良传统。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周子昆在中央苏区期间，工作频繁变动，几上几下，但他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揆诸当下，服从组织安排依然熠熠生辉。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王於昌从部队转业回到安徽萧县，成为一名百货公司售货员。他说：“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积极服从组织的需要和安排，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要把工作做好。”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忠诚于党、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党才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无穷的战斗力。

“讲服从”是党员的基本素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拒不执行党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等决定”明确定性为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规定应当根据情节轻重追究纪律责任。广大党员应时刻牢记党员身份，自觉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先，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安排，以忠诚担当维护党的团结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