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教育在其国土之外总是被当作学习的样板，而他们自己批判起来却毫不留情，甚至认为批判才是正常的。那里曾是被中国各类学校和各路教育学者看重的PISA测试的发源地，面对后来逐渐产生的一种来自标准化的压迫，德国教育系统又是如何应对的？
2023年，一位没有受过师范训练的“外来者”，意外走进德国一所小镇文理中学任教。在这里，她看到的不是教科书里的教育理想，而是一个真实运转的学校世界：教师在繁重教学与行政任务之间疲于奔命；学生在合作学习、项目任务与传统学科训练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她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收入在《翻土的人》一书中。书中提到的这所学校的校长认为，要把基础教育改革当作土壤改良一样的问题，是基本的、深层的、急不得的、得一块一块地耕耘的。
这是一个关于“翻土”的故事：把板结的土壤翻开，让空气和水分重新进入。作者带着中国教育语境中“问题学生”的困惑，在德国课堂里重新理解什么是“问题”，什么是“学生”，什么是“老师”。这些故事为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国内的基础教育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参考。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林小英为本书撰写的导读。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翻土的人：我在德国文理中学代课的日子》
作者：李茜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8月
当标准化测试与教育公平发生冲突
初读这本《翻土的人》，你会觉得这是一本幽默风趣、一惊一乍的全面描述德国基础教育学校日常的“故事书”；再读，你会觉得这是一本教育意蕴深沉、思虑周全的回望作者所经历的中国基础教育的“反思集”。
作者在开篇就提到：“在德国，报纸上很少有好消息，教育版更甚。一则一则读下去，警钟长鸣，恍若消防版：职业学校生源告急、文理中学老师短缺、国际测试成绩表现不好、学生读写能力下降、移民学生德语知识匮乏、教学楼陈旧、学校数字化落后……”仿佛一场又一场永不停歇的“教育劫难”。然而，进入一个个描述学校非正常日常的段落时，我却意外地感到神经舒缓，读得津津有味。相比那些标题耸动的批判书籍，如《去学校化社会》《教育为何是无用的》或《濒临崩溃的学校》，这本书里的学校世界真实、嘈杂，但并不让人感到失去希望。因为教育这个东西，用我的家乡话来说，一看就是“挨骂的相”。
德国人也是如此，一不开心就把教育拎出来骂一骂。德国的教育在其国土之外总是被当作学习的样板，而他们自己批判起来却毫不留情，甚至认为批判才是正常的。当然，热爱是骨子里的，产出是丰盛的，批判只是工具性的。改吗？那好像也不是必须的，就算改，也是渗透在日常里的改良。这就是书中的校长的观点，教师么，就是翻翻土，除除草，育育苗；实在不行，就耐烦等一等。
我们生活在一个忍不住要将一切标准化的时代。这给德国的工业制造带来了优秀的业绩，给德国人也带来了良好的声誉，没想到，他们自己人，竟然对此是痛恨的。被中国各类学校和各路教育学者看重的PISA测试，竟然也是德国人的发明，但德国官方非常不喜欢这种拱火的方式。当这个测试把东亚各国都测量出个结果后，我们倒是蛮喜欢——又有了一把区分学校和学生等级的尺子了。
有趣的是，面对这种来自标准化的压迫，德国教育系统展现出了一种奇特的“制度韧性”。我们常把PISA成绩奉为圭臬，认为高分即教育成功。但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德国人的另类抵抗方式：当标准化测试与教育公平发生冲突时，他们牺牲什么，又坚守什么？
德国教育者看到了不少学生的成绩很差，改革的方向竟然不是想着让学生们多多刷题，让家长们掏钱搞课外辅导，而是选择了另一条更艰难、更长远的路：接受眼下的学生成绩下降，换取长期的教育公平。他们要求平权，废除了传统上引以为傲的严格的早期学生分流，要求把精英教育开放给普通大众，人人都可按照意愿得一份。结果，他们把我们熟悉的一中、二中、三中的分类给抹去了，让二中、三中的学生统统都可以去一中。于是，一中“人满”了，“为患”了没有？那就看怎么理解了。其实，单个优质学校的成绩下降，对整个社会来说并不见得是一种损失，而通过教育平权带来的广泛的社会融合，却是激发社区互助、实现人际团结的成功。这是我们在追求“清北率”的焦虑中，很难体会到的奢侈。它让我们看到，基础教育不仅是筛选，更是包容。
让人迷失的二楼实验室的廊道一角。（图片由本书作者李茜拍摄）
这所位于德国西部文理中学，接纳了历史上最多元的学生：“高净值的、低收入的、残疾障碍的、健康的、笨的、聪明的、本国的、外国的、成绩好的、成绩差的”。这种“乱糟糟”的融合，恰恰是社会大熔炉在学校里的倒影。作者惊诧道：“社会和街区都做不到的阶层与民族大融合，偏偏在学校实现了。”学校的乱糟糟，来自融合教育政策，也来自对儿童的保护，他们宁愿等待，把自己的耐心逼迫到极限，对孩子的忍耐也达到极限，还得用各种专业词汇来“包装”他们的天性和差异，用不可触犯的律令一般的要求，设置教师在学校的行为的禁忌，比如最基本的——不能当着学生的面谈论学生。
学生们因教育平权都堆到一个学校了，合格的教师持续短缺，但标准坚决不能降低，教师工资也不能抹平。至于人手短缺，那就每个老师分摊任务，要教的课程越来越多，要搞的活动越来越多，要接受的行政命令、评价也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一个学校要运转下去的工作总量总是那么多，毕竟就是这么些人，那就摊派吧——反正教师的工资高，绝不可以为了工作量的公平，招更多不合格的、无能之辈进入学校。
教育改革就像土壤改良
在高强度和严苛的入职训练后，就是教师的教学自主权或教学自由的开始。教师们一边极度忙碌和疲惫，另一方面还追求着教学的美感，在多样性中感受差异，不至于让自己觉得超级无聊。他们认为，只面向精英的项目千篇一律，既平庸，又没亮点。书中全面呈现了他们这类学校如何践行了我们老祖宗倡导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胆识，做着“土壤改良”的老农民的活计。正如书中校长所言：“教育的问题都很棘手，没法用一个决定改变，必须在很多地方先软化，就像是，土壤改良。”这位校长作为资深的、长期的，且并不打算离开的教育者，是把基础教育改革当作土壤改良一样的问题，是基本的、深层的、急不得的、得一块一块地耕耘的。
作为研究者，也作为同行，我在书中深描那些站在讲台前的人的段落里刻意停留更久。当我们在焦虑人口断崖式下降会导致教师过剩时，德国恰好相反。据书中作者提到的数据：德国教育文化部长会议预计，到2035年德国教师总数将短缺约2.4万名，而研究者的数据更加悲观，预计短缺将达到8.5万名。合格的教师会持续地供不应求。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落到一个学校的日常，那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是真正的“瑞士军刀”——出厂即坚韧，结构紧凑，没一项功能冗余。他们每周法定工作40小时，实际却工作60至80小时。他们是全德的劳模，不仅要上课，还要处理冗长的官僚主义流程、行政杂务和数字化设备的繁琐申请。看到这里，读者同志们，深有共鸣吧，哈哈。
我在书中读到令我嘴巴笑得裂开的段落是，原来德国学校里也有9%的教师是躺平的，他们也像我在《县中的孩子》里描述的那种临近50岁，已经拿到了高级职称，可以不听学校安排也毫发无损的那种教师，本着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心态，反正就是不来学校，不上课，校长拿他们一点办法没有，本应该由他们承担的工作，好吧，也分摊给还在职场和职称等级序列中奋斗的老师们吧。所以，凡是在工作日还在学校上班的教师，三头六臂，四面出击，忙得不可开交。这变相地让在岗的“教学部队”获得了一种“轻伤不下火线”的责任感，既是美德，也是一种结构性的压迫。可教育系统总有一种自我调节的韧性，这种韧性来自那些“不忍心放下孩子”的老师。教育公平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已经确立了太多年，可这所德国学校告诉我们，公平并不是终极追求，而是工具性的、原则性的，我们最终能依靠的依然是一种高于法律意义、职业意义、经济意义之上的教育情怀。
与教育人类学领域的经典之作《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有距离的研究者姿态相比，作者李茜作为一名跨行的中国籍DaZ（德语作为第二语言）老师，她是一个“局内的局外人”，也是一个“局外的局内人”。她用外行的眼光打量，能敏锐捕捉到教育研究者忽略的细节，以及令人意想不到的各种运行逻辑，看破也说破，通感十足；又用教育学的术语评价，把那些我们久违的老概念翻了出来，如正面讲授法，颇为讲究。她一边带我们观察，一边入局搅合。她像一名鸡尾酒的调酒师：在德语、英语、中文三种语言中“避重就轻”，相互搅拌，幽默中夹杂严肃，戏谑中添加正念。
书中有很多令人动容的细节：老师允许学生用“自己的话”解释化学原理，允许他们犯错，甚至允许一个撕纸成瘾的乌克兰学生用纸片拼出地理边界。在追求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老师眼里，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和“游戏”，然而，这些微小的“不合规”的日常，恰恰是在贫瘠的应试土壤里，所需的为数不多的“有机质”“酶”或“酵素”。
李茜还让我们看到，德国人如何用“落袋为安”的心态面对官僚主义，用“志愿者精神”打理社区博物馆等事务，用“手上有麻雀”的务实态度耕耘本地社群。他们极为看重自己作为社区成员的身份和归属感，他们不投向某个宏大的主义，而是选择与身边的人融洽相处、团结互助。
图书馆门口的定期旧书免费赠送。（图片由本书作者李茜拍摄）
很神奇，二十年前，我曾往返过德国很多趟，在李茜书中所描述的学校所在地的州生活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今天读李茜的书，带来了很多回味：有着厚实落叶的树林，蜿蜒的小路，静静流淌的河流，小镇的闲适，周日所有店铺都不开的静谧街道……这幅画卷之外，不曾想到还有这本书所细描的鸡飞狗跳般日常的德国学校。阴阳两极，相生相克，这大概就是生生不息之道。
最后，有一个小建议，可以考虑把德国的一个教育纪录片《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与本书同时服用，那里有另一种日常，很有可能，你还是会更愿意读这本书。严肃点儿说，相比之下，也许会对我们自己的教育的紧张和焦虑开出一剂缓释药。
原文作者/林小英
摘编/申璐
编辑/申璐
导语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