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东:追思周总理的崇高精神

 

期刊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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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周总理身边工作

 

我是 1961 年从西安市入伍到了中央警卫团。

 

1968 年 8 月,周总理提出,要从部队里找一位年轻的干部到他身边做秘书工作。这样,我有幸被选中,于 1968 年 8月 15 日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也就是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我到总理身边前,在中央警卫团是一名连队指导员,当年 25 岁,总理已是 70 岁的年龄。当时总理身边的秘书由五六十年代的 20 多人逐步减少到 3 人:一位是在延安时期就做机要工作的孙岳,再一位就是从外交部到总理身边工作的钱嘉东,第三位是从总参作战部到总理身边工作的作战参谋张作文。又过了几个月,因为张作文的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正常值班,只好休息一段时间。到后来只剩下钱嘉东和我两个秘书,陪伴总理到最后。

 

按照总理给我们的分工,外事工作,包括外交、外贸、外经、对外友协,还有宣传、港台工作等方面的秘书工作,由钱秘书负责。其他党政军群等方面的秘书工作就由我来做。这是从秘书的业务分工上讲。按照工作时间,钱秘书主要是晚上,从下午 6 点到第二天早上 8 点,这一个时间段的值班,由钱秘书负责。早上 8 点到下午 6 点,由我负责。实际上,我们两人除了睡觉那几个小时以外,其他时间都在办公室里。因为要接听大量电话,翻阅大量文件,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各部门的,驻外使馆的,所有送给总理的电报、文件、资料,都要翻阅。当然,在那个特殊时期,全国全党全军由毛主席掌舵,但是许多具体的内政外交工作就落在总理身上了。重大的外事活动,包括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党政方面的重要领导人来访,总理还要求钱秘书到现场去办公。一些重要的国内会议,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要求我跟着去。总理给我们规定:两个人,一个白天,一个晚上。跟着他外出的时候,值班室不准关门,一人跟随出门,这样另外一个人就要继续值班,还特别规定秘书办公室不能关灯,值班室的电话不准改号。他对我们的要求特别严格、细致。总理和邓大姐还给我们所有工作人员提出了要求,就是大家一起保党的政治影响。总理提出,工作人员在履行工作职责时,要和总理的职务联系起来,要和总理的名字联系起来,要和对待群众的态度联系起来。我们的共识是,一定要尽心尽力为总理服好务,把工作做好,绝对不能给他老人家添麻烦,不能给自己的工作抹黑。

 

我在周总理身边待了八年,可以说总理在各个方面对我的教育很多,并亲自指导我怎么做好秘书工作。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回忆周总理生前的故事及我的一些感悟,和大家一起分享:不忘初心、坚定不移的信念,心系人民、甘当公仆的精神,持之以恒、严于律己的修养,鞠躬尽瘁、敢于担当的品格。

 

二、不忘初心、坚定不移的信念

 

周总理 12 岁就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 岁说出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23 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周总理在 1974 年 6 月 1 日因病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 587 天。1976 年元旦这一天,总理让工作人员给他找《国际歌》的歌词。据当时在医院里照顾他的老警卫员乔金旺回忆,总理躺在床上,邓大姐坐在他的床头,总理拉着邓大姐的手,两个人低声吟唱《国际歌》。我们两个秘书按照总理的要求,一直在西花厅昼夜坚持值班,没有到医院去陪护。总理去世以后,我问过当时在场的同志,我说总理和邓大姐不可能从头到尾吟唱这首歌,因为总理已经没有这个气力了。我问,两位老人唱得最多的是哪一句。他们告诉我,最多的就是那一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周恩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的理想信念到这个时候还始终坚守在心里。初心和使命在周总理的身上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用他的实际行动,从心里、从他的血肉里铸的,直到生命止息。

 

三、心系人民、甘当公仆的精神

 

周总理常提到:进城不能忘乡,忘乡就是忘本。我到总理身边工作不久,有一次陪着他坐车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会议。总理在车上跟我说:“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到一个地区去检查工作,发现了农村的一面墙上用石灰浆写着八个大字,并用手比画着说,一个字将近一米来高—“书记出巡,地动山摇”。我没有思考,很快地回答了一句:总理,书记出去,地动山摇。您出去,说不定有人会想到那一定是天翻地覆。在总理身边工作,他一直说我胆大,就是说敢于跟他讲话。但是这句话回答了以后,直到车到了新华门前头,他都没有回答我,眼睛一直盯着前方。当秘书的,你说了话领导不理你,心里就扑腾,没底了。过了新华门,他才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能这样啊,这样就把群众和领导的关系颠倒了。不要搞那些轰轰烈烈形式主义的东西,领导就是要为群众办事,而且要办实事。不要把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作为自己好像做了多少事情一样,实际上它是空的。一定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做实际的事情。实际工作中,总理外出,除非工作需要,把随行人员数量减少到最低,包括总理陪外宾、到外地都是如此。

 

平时总理最关注的还是全国人民的吃饭和穿衣。比如说过年,每一个居民能增加多少斤大白菜,一斤多少钱?能给供多少糖、多少烟?等等。现在穿衣服,不考虑布票的问题。当时每个人一年能不能增加一张布票,过年能不能增加二两肉,都是总理关心的具体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做好经济工作,总理把余秋里、谷牧这两位部门领导调到国务院,住在他旁边。总理对他们说,你们两个一定帮我把住经济关。不然的话,工人不生产,农民不种地,全国人民吃什么穿什么,还谈什么革命。

 

总理住院后,做了大手术还没有完全康复,躺在病床上不能下地,他深夜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说收到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山西的一个山区,当地供销社的盐比城里贵一分钱,群众不舍得吃盐,吃不上盐,你赶快派工作组去解决。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吃不上盐,因为一分钱还不舍得吃盐?那时候山区干一天活的工分也就几分钱,甚至几分钱都没有,年终结账可能还得倒贴,因为穷啊!他都病到那样了,还想着这样一件事。

 

在国务院会议上,我不止一次地听他讲过: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朝代更迭,制度变化,但是有一条没有变,就是所有的府衙、县衙的门口都挂着一面鼓,供群众击鼓鸣冤。只要有老百姓击鼓,不管府尹还是县令,都要升堂议事,何况我们现在是人民的政府。

 

总理对国务院机关的要求特别严格。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之所以建议中央从部队抽一些人充实到国务院各部门的政治机关,就是想通过这个办法来冲一冲机关的衙门作风。总理还跟国务院的部长、主任们讲:你们认为我当总理很轻松吗?不是啊,我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是那么轻松,要戒慎恐惧,遇事总有畏惧心才好,要格外谨慎才对!

 

长江三峡大坝修建之前,曾先修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在三峡的下边江段。当时湖北省提出,要实现毛主席说的“高峡出平湖”,既发电又通航。为了这件事,现在我不记得总理召开了多少次会议才作出决定。到会的同志,湖北省的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都同意修建。只有一位表示反对,这个人就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水利部副部长、水利专家林一山同志。他曾是解放战争时期南下工作团的秘书长,在党内以敢讲话闻名。对于这样一个有不同意见的人,总理都跟我交代,记着通知林一山同志到会。总理到了会议室,一进门就问:“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在一些关键、重大问题上,别人发言完了,他还都要问一句:“林一山同志你有什么意见?”每一次都如此。最后一次会上,因为前几次把具体问题,包括坝址、坝基、航道、过鱼道、货船升降机等都研究完了,该进行决定了。那一天下午 3 点开会,一直开到了晚上 11 点多。除林一山同志外,所有人都表示同意修建葛洲坝。这时,总理让林一山发言,林一山又重点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最后拍板的时候,总理说,与会多数人同意,国务院就通过了,明天我要报告毛主席。林一山在总理发言后,仍然表示反对。总理说,林一山同志,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而且,我要把你的反对意见也报告主席。但是你必须保证,积极地发挥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作用,积极配合,把它做成千年大计、百年大计的工程。林一山当即表示,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保证,一定配合好。

 

散会以后,我本来要整理文件陪着总理回去,一看林一山同志还没走。我就提醒总理,说林一山同志还坐在那儿,没回去。总理快步走到林一山的跟前坐下来说:林一山同志,会上你都讲完了,你的意见我都记下来了,你还有什么意见?林一山说,在您报主席之前,我仍然表示坚决反对。这样,两个人又坐下来,谈了一个多小时,快到凌晨 1 点钟。总理说,林一山同志,你明天上午 11 点以前写出一份 2000 字的报告。我在给主席的报告后面,把你的这个报告附上,请主席最后定夺,你觉得如何?林一山同志非常高兴。第二天上午不到 11 点,林一山同志把打好的四页纸的报告送来了,总理把林一山同志的报告附在了给毛主席的报告后面。毛主席收到报告以后批示:同意兴建此坝。现在的方案和实际施工中的情况是两码事,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方案。

 

这样,葛洲坝就开工了。一年以后,在验收大坝工程的时候,发现坝体有蜂窝和狗洞,就是没有严格按照施工程序办事,坝体没捣实。这个事情反映到总理那里,总理立即召开了会议。当时水电工程部队的领导见到总理以后,有的流了泪。这样的工程质量,怎么能够保证长江上游的来水,何况要百年千年不垮。会议决定,炸坝重建。总理宣布,葛洲坝指挥部的主任由林一山同志担任,必须按照工期,按照规程,按照要求,保证工程的质量。林一山表态,我一定这样做,请党中央放心。后来葛洲坝经过几年修建,成功了,一直到现在还在正常运转,为长江三峡的修建摸索了经验,找出了教训,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总理的政绩观建立在为人民负责,为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的基础上。

 

四、持之以恒、严于律己的修养

 

关于总理的修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了总理是我们党内严于律己、自我革命的杰出楷模。

 

我体会总理修养的特点:

 

一是坚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等,都为总理人生修养提供了有益的养分。对传统文化总理主张既要全面继承,又要批判吸收。1973 年“四人帮”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狂潮时,总理专门为我们秘书作过批示:“你们不仅要看法家的文章,还要学习诸子百家。”他要求我们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多方面汲取营养,不要被当时的一片烟霾障目、一时的现象迷惑,要提高自己的辨识能力。

 

周总理从中学时就注意和实践自身全面的修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他身上已经显现出来。南开学校特别重视学生仪容举止,要求学生衣着整洁,举止礼貌,教学楼入口处一面大立镜上镌刻着《容止格言》。这些对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穿衣,总理在家里办公,穿着也是很板正,从不随意,夏天仍然是短袖、凉鞋、浅色的裤子,出去穿着更是如此。

 

二是坚持向先进学习。总理那么忙那么累,很难抽出专门的时间坐下来读书。他通过什么学习呢?和专业代表团、工人代表团、外国政府和政党代表团等接触时,总理都不止一次长时间地向人家请教。通过这样的交流,他更多地掌握了国内乃至世界各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像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等华人科学家,每次来总理都见,一谈就是大半天。包括重视基础理论方面的培养教育,这些建议都是科学家们给我们提出来的。

 

总理还强调,“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他青年时代就远渡重洋到欧洲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也认知和吸收了科学与民主等现代文明的成果。当他成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后,仍然通过多种方法虚心向外国学习。这一点可以说在他有生之年从来没有停止过。许多外国朋友认为,在周总理身上同时闪烁着东西方的文明与智慧,称赞周恩来是东西方文化最美好、最优秀品格的化身。

 

三是坚持自觉和持之以恒。周总理1943 年 3 月在重庆党内整风学习时曾制定了自己的“修养要则”。这个“修养要则”包括了学习、工作、生活、思想、体质以及和群众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三次提到了要进行自我批评。如“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与自己的和他人的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要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周总理还总结出五条党性修养的科学方法: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二、读书与实践相结合;三、改造自己与完善自己相结合;四、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与求得组织与同志们的监督、帮助相结合;五、大局着眼与小处着手相结合。总理的一生都严格要求自己,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自觉接受监督。他曾经说过:“我们应该有遇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不得,丝毫马虎不得。”

 

我在总理身边待这么长时间,他的早餐从来都是那么简单,就是一片面包、一碗豆浆或者牛奶。面包就是现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把四个角去掉,抹上一点果酱或黄油,由当天值班的警卫员用个铁箅子架着,在值班室的电炉子上烤热烤焦。这么简单的早餐还经常不能坐下来吃,要带到汽车上边听秘书给他读要闻边吃。如果我们秘书不去,就由医生或者警卫给他读。中饭、晚饭在什么地方吃,确定不下来。邓大姐和保健医生对他的生活很关心,每周都定一个菜谱,但是这个菜谱几乎没有按照执行过,因为他出去走到哪儿饿了,就让那里给他做点吃的,有时候就是一碗阳春面就打发了。我原来以为阳春面挺好吃,佐料很多,其实不然,就是面条浇点酱油汤,他还只吃姜,不吃葱,不吃蒜。真正的阳春面应该放点猪油,但总理的心脏不好,又不敢给他放猪油,就是放点高汤,一碗阳春面就解决了。

 

我陪总理吃过一次夜餐。那一天的会议安排得很晚了,10 点多才开会,70 多人,准备正式的夜餐来不及了。那晚总理和参会的同志一块儿吃的,每人一个二两的果子面包,一个煮鸡蛋。每人前面有一个小碟子,里面放一点盐,吃鸡蛋,蘸咸盐,啃面包,就是这么简单。

 

总理的吃饭简单且没有规律。他的两个警卫员轮班跟他出去,警卫员总是要带着烤炉和烤焦的花生豆。总理实在饿了,用餐又不方便,就给他用一个小盘摆上十几粒花生豆。总理边讲话边把这十几粒花生豆吃进去,补充一下体力。

 

四是坚持做到慎独和慎微。总理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他用慎独和慎微教育晚辈,也要求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理从小事上就严格要求自己,管理自己。总理曾经这样说过,单独从事隐蔽之行为,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对待细微之事的态度,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灵魂。这是他对慎独和慎微的理解。

 

总理对自己细微的事情,对隐蔽的事情都很严格。总理什么样的环境没有待过,枪林弹雨,在敌人的屠刀下,有时候一天搬两个地方。总理什么人没见过,多少金银财宝经过他的手?

 

总理得了癌症以后,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洛阳去看石窟,在出发之前要吃一片药。医生把药片递到他手上的时候,没接好,掉到地下,不知道滚到什么地方去了。医生、护士蹲下来找,他老人家也蹲下来找。医生劝他:总理您别找了,我们给您找。他说不行,这是进口药,花外汇买的,很贵的。这是医生回忆的文章里头写的。他在这些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

 

五、鞠躬尽瘁、敢于担当的品格

 

“文化大革命”中,总理没黑没白地带病坚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内政外交大量的日常工作,落在了总理身上。他发扬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格,担负起了这样一副重担,一直到去世。

 

总理每天休息的时间很少,又有心脏病。邓大姐也跟我们说,总理心脏不太好,你们平常安排会议,送批文件,要注意一下这方面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能睡上五六个小时,我们心里就踏实了。但是遇到外宾特别是政府首脑、党的高级领导人来访不断,国内事务繁忙的时候,总理每天都睡不了五六个小时。他睡觉的时候给我们交代,几点几分叫他起床。这种情况下,秘书和当天值班的警卫员两个人一起看着表,直到秒针指到那个点,才轻手轻脚地打开他睡觉房间的门,站在他的床头,由卫士叫他:“总理,起床吧。”有时候因为他睡得太沉,一声叫不醒,再叫第二声,还叫不醒,卫士只好推动他的肩肘把他唤醒。我陪卫士叫总理起床不知有多少次,没有一次总理说你们让我再躺几分钟。只要听到我们的叫声,或者把他唤醒,他马上起来。这时,我就要把他睡觉前跟我交办的事情,或者是在他休息期间,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情况向他报告。

 

长期这样超负荷地劳累,到了 1972年 5 月一次正常的体检中,在总理的尿液里发现了红细胞。医生对我们说,工作上安排能否轻一点,文件少送一点,让总理早睡点。经过多方面的化验,确诊总理患了膀胱癌。刚开始,红细胞很少。当时正在进行中美会谈,又提出要召开四届人大,毛主席让总理负责筹备,加上来访的外宾增多。在这种情况下,确定采取保守治疗的办法,用电灼,注射药物。为了不影响工作,每次治疗都是在家里进行的。经过几次治疗,一段时间效果还好,便血没了或减少了。可以说,每一次治疗都有效果,但是每一次治疗都有反复,而且反复一次比一次严重。由小便里带血发展到便血,一直到 1974 年 5 月,将近两年时间。我看过总理留下的一次尿样,连一点黄色都没有,完全是鲜红的血,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便血越来越重,总理的体力明显下降,体重也减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安排会议、送批文件是很注意了,但是也不能不安排,必须总理办的事还得办啊! 1974 年 5 月,总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经过毛主席、中央政治局批准,于 1974 年 6 月 1 号下午住进 305 医院,开刀治疗。这一天上午睡觉时,总理跟我说,下午起床以后,我进 305 医院,你把需要带的东西都给我带上。他交代我带的东西都是文件。下午 3 点,他一进门就问我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了,一提包。他说,这怎么够?再拿个包来。我又给他拿了一个文件包,他自己又在文件里挑了一包,带上两包文件,进了 305 医院。从这次住院一直到逝世,只回过西花厅一次,在家里看了看不到一个小时就又回到医院里。总理在医院里一共住了 587天,做过大小手术 13 次,其中大手术有 5 次。

 

有一次做大手术前一天,总理把我们两个秘书叫到他病房里(总理住院期间,我们仍在西花厅里坚持值班)。他坐在沙发上,听我们汇报,还有什么事需要他来解决的。我们在家商量好了,挑最简单、最重要的给他报告。因为需要他处理的事太多了。我们前两次去医院的时候,还问一声总理好,后边几次就不敢再说总理好了,说不出来。因为看到总理不好,也没法再好起来,恢复健康了,所以只轻轻地叫一声“总理”。当离开他的时候,前两次说“祝总理早日康复”,后来“康复”也说不出来了,我们知道他老人家康复不了,只说一句“祝总理手术顺利”。我们跟他汇报工作的时候,眼里含着泪。好在钱秘书和我都戴眼镜,尽量控制,哪怕咬舌头,也要坚持不让眼泪流下来,怕他难过。每一次我们祝他早日康复、手术顺利的时候,他都面带微笑地安慰我们,跟我们说“不一定,两种可能”。这句话说完,他也停下来了,不再说下去了。我们理解,总理的意思是,在进手术室之前,叫你们两个来,这一次如果能够下得了手术台,出得来手术室,还可以找你们两个继续谈工作。如果下不了手术台,这一次就是诀别。在他的病房里,我们尽量忍着眼中的泪水不掉下来。一出了他的病房,我们就再也忍不住了,在走廊里掉泪,后来就是放声大哭。第三次大手术之后,周总理体重只有 61 斤,已经消瘦到这种程度。我们最后一次见他是到了 1975 年 12 月 1日中午 12 点,总理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卫士打电话让我们去医院。总理的面容更消瘦,手都是那么消瘦,但是眼睛还是炯炯有神的。他躺在病床上,非常费力地把右手从被窝里伸出来,跟我们招手示意,到这时他还保持着平时自身的修养。老人家只给我们说了一句话,声音微弱,断断续续的,但我们听得很清楚,他说完以后就又昏迷了,这句话就是:“你们来了,问家里同志好。我累了。”说完,就又昏迷了。总理跟我们秘书说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字就是累。在这之前,不管多累,不管多难,不管受多大的委屈,老人家从来没有给我们透露过一个字。这个时候,他想到的还是全国人民的健康问题。他给医务人员交代:我们国家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一旦离去,你们要好好地研究遗体,能为国家的医学作出一点贡献,我是会很高兴的。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十里长街送总理,当他的灵车到了八宝山停放好以后,邓颖超大姐哭喊着,对着总理的棺椁说:“恩来,你有许多心里话要说,我也有许多心里话要说。咱们两个谁都没有说,你就放心地走吧,我们还要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这时,周围的人都哭喊着:“总理,你不能走啊!”

 

总理遗体火化后,骨灰分了四包撒放:一包撒在了北京的长城内外;一包撒在了密云;第三包撒在了天津的海河入海口,这是总理和邓大姐一块在天津参加革命的地方;最后一包撒在了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邓大姐在总理的骨灰撒放完以后,对我们说,你们一定把这个骨灰盒保管好,等我走的时候也用这个骨灰盒,这样可以为国家节省一点开支。所以,这个骨灰盒上面镶嵌的是邓大姐的照片。

 

总理的骨灰撒完之后,罗青长部长有一次碰到了赵朴初先生。赵朴初让罗部长用一句话来概括周总理的一生。罗部长想了想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赵先生说,好,但是我要给你改一个字,是“鞠躬尽瘁,死而未已”,把“后”字改为“未”字。周总理生前为国家、为民族、为我们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去世之后还把骨灰撒向了中华大地,实现了他生前说的一句话,最后一次为人民服务。总理的精神是不朽的。

 

【本文选自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期刊目录:《百年潮》2026年第5期 纪东,曾任周恩来同志秘书,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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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任文;初审:邱诗懿、许雪靖;复审: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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