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
首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夏令营在北京大学举行
来自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
加拿大、意大利等十余个国家的
青年汉学家齐聚北大
围绕中国人文典籍展开交流与研讨
青年汉学家在未名湖边
他们参与“百年千册学术经典外译项目”
走近一批影响世界的中国学术著作
这一项目由北京大学依托发起，“百年”意指北大文科悠久的学术历史，“千册”代表计划集成的规模性经典成果，是北大又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文化工程。项目系统梳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文典籍，遴选千部著作推动海外传播，联合全球十余所高校组建国际研究团队，邀请北大教授陈平原、邓小南、董强、夏晓虹、杨立华及多名海外知名学者担任夏令营讲师。
在典籍与语言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青年学者尝试寻找理解彼此的方式
这时，北大不再只是活动发生的地址
它成为一个让不同目光相遇的地方
当他们与中国对视
看见，总带着一点距离。
人站在远处，才能看见一座山、一条河，或者一个文明。
对视却不同。
它意味着彼此都不再只是风景。目光从一个人抵达另一个人，也在返回的瞬间，重新照见自己。
这个夏天，在北大首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夏令营里，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汉学家，正经历了这样一次关于目光的旅程：观看中国，也重新观看自己。
文丨陈雪霁
人总会先看见最显眼的东西。
一个写错的汉字，一块残损的石碑，一部读起来有些艰涩的小说，一尊被重新生成的佛像……它们足够醒目，于是人们能够很快给出解释，形成判断，也很快继续向前。
真正困难的，是停下来，再多看一眼。
今年夏天，来自十余个国家的30余位青年汉学家走进北大。他们望向中国的方向各不相同，却几乎都在同一个地方停了下来。
他们发现，第一眼看到的，往往不是全部，常常只是最醒目的部分。只有在一次次移开、停留、追问和回望之后，目光才可能穿过熟悉的解释，触及一个更复杂的中国。
而中国，也在那些目光里，慢慢转过身来。
第一眼
来自匈牙利的孔茗（Balázs Szigethy）发现，外国学生写汉字时，常常会犯一些相似的错误。
他们混淆字形，错用部件，看着一个字的外形，推测一个并不存在的意思。有些错误反复出现，并不因为学生不够认真，也不只是因为汉字难学——问题可能藏在更早的地方。
现代教材常常把检字所用的部首与构成汉字的部件混为一谈：为了让汉字显得容易记忆，一些教材又倾向于提供形象、生动的字源故事，却未必真正符合汉字的构形规律。久而久之，学生记住了一个故事，却未必理解了一个字。
在首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夏令营的分论坛上，孔茗把这些错误一一呈现出来。
错字原本是课堂上最容易被划掉的部分。在他的研究里，它们却被重新保留下来。因为当许多人以相近的方式写错，错误便不再只是错误，它开始指向某种被忽略的规律。
他由此提出建立一张“汉字教学地图”：重新厘清部首、部件与字形演变的关系，让学习者不必只凭模糊的形象记住汉字，而能真正理解它们如何生成。
第一眼看见的是学生写错了字，再看一眼，却发现真正需要被重新审视的，也许是那套早已被使用者习以为常的解释方式。于是，研究的起点不再只是“我看见了什么”。而是：我为什么会这样看？
孔茗关注的是一个汉字如何被理解，而来自英国的菲比（Phoebe Haines），则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文学世界。
在菲比看来，阅读中国文学，首先面对的并不是语言之间简单的转换，而是一个人的经验如何进入另一个人的生命。一首诗、一段叙事、一种情感，离开原本的文化环境后，如何仍然保留它的温度与力量，是翻译者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
她逐渐意识到，翻译并不是寻找两个语言之间一一对应的词语，也不是把一种文化替换成另一种文化熟悉的样子，而是在承认距离的同时，寻找彼此抵达的可能。
一本书被另一种语言重新打开时，改变的不只是文字的排列方式，还有一个人理解世界的角度。
第一次看见中国，或许始于一个字、一句话、一本书。但真正的理解，总发生在目光停留之后：当一个人愿意走进另一种语言背后的世界，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观看方式。
来自俄罗斯的列娜（Elena Kozhevnikova），最初也是从语言走近中国。一个词、一句话、一个难以准确翻译的表达，常常成为她理解中国文化的入口。
当她试图理解一个汉字、一句古诗或一种文化意象时，列娜逐渐意识到，学习一种语言，并不是把另一种文明转换成自己熟悉的样子，而是允许自己进入另一套观看世界的方式。
在夏令营讲师、北大燕京学堂院长董强看来，翻译并不是把一种语言机械地替换成另一种语言，而是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找一种经验如何抵达另一种生命的方式。好的翻译，并不是消除距离，而是在承认距离之后，寻找抵达彼此的可能。
当一个词、一首诗、一本书进入另一种语言，它改变的不只是文字的排列方式，也改变了一个文明被理解的路径。
移开目光
真正的研究，常常始于目光从最醒目的地方移开。
一块碑石最容易吸引人的，往往是那些最醒目的名字：帝王、官员、重大事件。但当目光沿着石面缓缓移动，那些被刻在边缘的名字，才逐渐显现出来——共同捐钱修桥的人，为亲人祈福的人，只在碑刻边缘留下姓名、却从未进入正史的人。这些人并非不存在，只是长久以来，历史的光束很少落在他们身上。
夏令营讲师、北大中文系教授夏晓虹在旧报纸上寻找晚清女性时，也经历过相似的时刻。
她并不急于用一套宏大理论框定晚清，而是进入报纸、书信、广告、账目和图像，在细小材料里重新拼接那个时代。在一幅关于上海张园中外女士大会的画报中，她从一段毫不起眼的文字里捕捉到普通女子彭剑云的名字，又沿着这个名字继续追索，填补了一处几乎消失的历史空白。
在传统近代思想史中，何震一度被视作爱出风头的人，甚至有人怀疑，署在她名下的激进文章其实出自丈夫刘师培之手。夏晓虹没有接受这个已经成形的判断。她回到文本，保留对何震写作独立性的尊重，再借助性别视角重新理解那些曾被视为“疯话”的激烈言辞。
目光挪动之后，一个被丈夫名字遮蔽的女性思想者，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声音。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兰文彬（Walsh Millette），也逐渐把目光停留在那些被历史轻轻掠过的人身上。
在碑刻研究中，最先吸引他的，并不是帝王将相留下的宏大叙事，而是石碑边缘那些并不起眼的名字。它们没有进入最熟悉的历史叙述，却曾经真实地属于某个家庭、某个村落、某段共同生活。
对兰文彬而言，碑刻并不仅仅记录已经发生的历史，也保存着那些没有进入传统叙事的人们如何表达自己。
当目光从碑文中央移向边缘，历史也因此打开了另一面。
如果说兰文彬和夏晓虹是在寻找历史中被忽略的人，那么同样担任夏令营讲师的北大博雅荣休教授邓小南关注的，则是制度文本背后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现实。
她做了一个日常的比喻：研究北京的交通，不能只读交通规则，还要走到道路上，看行人和车辆究竟怎样通行。研究古代制度也是如此。法令写了什么，只是开始；制度遇到具体的人、关系和现实之后，如何变通、走形甚至产生新的运行方式，才构成它真实的生命。
制度最真实的样子，往往不只在制度写下的地方；历史最真实的人，也未必站在历史中央。
研究者必须学会，看向中心以外。
那些没有被看见的
当目光离开中心，真正困难的问题才开始出现：那些被重新看见的人、土地和记忆，究竟如何继续生活？
历史之外有普通人的人生，宏大叙事之外有日常的选择，而一个地方留给人的影响，往往要在多年以后才显现出来。
来自美国的马修（Matthew Hale），把目光停留在一场已经不再热烈的四川乡村实践上。
多年前，当一些人尝试通过生态农业、合作社和新的生活方式寻找乡村未来时，他们曾经相信，另一种生活可以被创造出来。但多年以后，当马修再次回访那个村庄，他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成功或失败故事。
许多研究会停留在这里：一个理想如何开始，一项实践如何展开。
马修却继续往后看。
项目未能如期进行，但生活没有结束。村民仍然要劳作，要面对家庭关系，也要为未来寻找一种能够继续下去的方式。真正留住马修目光的，不再是乡村建设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成败，而是当理想退潮之后，人怎样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另一场报告里，来自匈牙利的祹络岚（Laura Torma）发出追问：人为什么会怀念一个曾经让自己受伤的地方？
她把知青文学与生态小说并置起来。知青进入乡村、边疆和草原，经历的不只是空间移动，也包括语言、族群、气候、劳动方式和自然环境的错位。多年后，有人重返曾经生活的土地，怀念青春，也为故乡般的环境遭到破坏而痛苦。
这种情感难以被简单命名。时间上的青春怀旧，与空间上的故乡记忆纠缠在一起。人怀念的并不只是过去的自己，也是一片曾经改变过自己的土地。在小说《大林莽》中，试图改造森林的人，最终被森林反向改变；幸存者用植树纪念死去的同伴，环境从等待征服的对象，变成了记忆的载体。
边缘因此不只是一个地理位置。它可能是失败之后的时间，是正史之外的名字，是人在离开多年后仍无法割舍的第二故乡。
当研究者把目光留在那里，许多原本只有结论的故事，重新获得了人的体温。
对来自俄罗斯的灵风（Valeriia Solostova）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研究对象。随着学习和研究深入，中国逐渐进入她理解世界的方式。
她发现，一个人真正走近另一种文明时，改变的不只是知识结构，那些新的语言、新的故事、新的人生经验，会反过来照亮自己的来处。
中国让她重新认识中国，也让她重新认识自己。
目光交汇处
在夏令营的结营仪式上，青年学者们彼此交流分享了此次的心得体会，不同的问题开始相遇。
他们研究的对象看似毫无关联，但当这些目光在同一间教室里交汇，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人如何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来自意大利罗马的林明月（Martina Benigni）带来的，是一种关于观看方式的想象。她借用“复眼”这一概念，讨论当代女性诗歌如何突破单一的人类视角。
在她关注的诗歌中，“我”可以成为瀑布、雷阵雨、共享单车、小鸟、小猫，也可以成为城市中的一滴水、一片空气。世界不再只有一个观看中心，万物都拥有了重新发声的可能。
评议人随即追问：这套研究如何与中国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感官史和早期思想传统形成更直接的对话？
林明月回应，她也意识到，仅仅套用西方理论存在局限。接下来的研究，需要在中西理论之间寻找更有解释力的结合。
目光在这里并没有被否定，而是被另一双眼睛照见了自身的边界。
哈佛大学博士诺麦克（Michael Norton）的屏幕上，出现了莫高窟第428窟的方位图、中央塔柱和四壁图像。
在他的解释里，洞窟并不是若干壁画的集合，而是一套让观看者在行走中改变感知的空间。光线、尺度、图像与人的路径共同作用，使观看者重新理解身体与世界、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
评议人、北大艺术学院助理教授柯伟业（Michael Cavayero）提出了一连串问题：顺时针观看真的具有历史依据吗？洞窟是否从一开始就按照统一方案设计？它预设的观看者，是僧侣、供养人，还是更广泛的人群？
诺麦克没有急于守住原来的答案。
他承认，把南亚佛教空间中常见的移动模式直接套用到中国洞窟，需要谨慎。既有研究常常默认顺时针观看，但这种假设仍应接受检验。真实洞窟的尺度、昏暗光线和宗教氛围，也会改变人的观看经验。
诺麦克讲述内容
真正的交流并不只是别人理解了你，也意味着在别人的追问中，你开始看见自己原先没有看见的部分。
这种改变，也发生在夏令营的讨论现场。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北大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田海作为点评嘉宾，面对不同研究主题，田海并没有急于提供一个确定答案，而是不停追问研究者是否真正进入了对象自身的历史与生活逻辑。研究中国，并不是寻找一个已经完成的答案，而是在一次次追问中，让自己的观看方式发生变化。
当来自巴西的陈天武（Cristian De Silveria）把人工智能生成的佛像呈现在屏幕上时，问题并不是它是否足够逼真，真正的问题是：当机器能够模拟神圣的外形，人类对于意义的追问是否会消失？
陈天武关注的，并不是技术如何取代传统，而是技术如何让那些古老的问题重新出现。在算法与佛像之间，他看到的并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在这场夏令营中，青年汉学家并没有获得一个关于中国的最终答案。相反，他们不断遇见新的问题，一个问题被另一种语言重新提出，一种解释被另一种经验重新校准。
目光交汇的意义，并不是让所有人看到同一个中国，而是在彼此观看的过程中，让中国显露出更多层次。
回望
当不同的目光在交流中相遇，中国也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那些进入中国文本、历史和思想的人，最终也会让中国重新审视自身。一种文明真正走向世界，也并不是让别人看到一个已经完成的自己，而是在交流中不断发现新的可能。
在另一场讲座中，屏幕上依次出现于阗的地理图、佛寺遗址、玉石器物，以及梵文、于阗文和汉文写本。夏令营讲师、匈牙利罗兰大学教授郝清新（Imre HAMAR）以中英文交替讲授，把青年学者的目光引向西域南部的一片绿洲。
过去，人们容易把文明传播理解成一条单向道路：一种思想从一个地方出发，经过漫长旅程，抵达另一个地方。但郝清新关注的于阗，让这条道路呈现出另一种形态。
于阗不是沉默的中转站：佛教经典在这里被翻译、解释、实践，并与当地的语言、信仰和社会生活结合，形成新的面貌。与此同时，中原的文字、制度和伦理观念，也沿着交流的道路重新进入于阗。
文明从来不是一束单向投射的光，更像一次漫长的凝望：每一种文明在看见另一种文明的同时，也重新认识自己。
剑桥大学教授高奕睿（Imre GALAMBOS）关注的，是另一个层面的距离：一个词如何进入另一种语言，并不只是技术问题，它决定了一个文化概念会以怎样的面貌被世界理解。
他谈到“Confucius”这个已被全世界熟悉的名字，其实并非“孔子”的直接音译，而来自耶稣会士对“孔夫子”的拉丁化处理。几百年来，这个名字进入欧洲语言，又在现代重新成为中国面向世界时主动使用的名称。
当中国进入另一种语言，它会被重新命名；而当那个名字流传数百年后返回中国，中国也会在其中重新辨认自己。
一个名字如何进入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明又如何在另一种知识体系中被理解，这也是德国汉堡大学亚洲-非洲研究学院教授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在讲述欧洲汉学发展史时反复追问的问题。
在他的讲述中，汉学并不是一套静止的知识体系，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调整自身位置的观看方式。傅敏怡提醒青年学者，真正深入的中国研究，需要回到原始文本与本土语言之中。因为语言并不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它本身也是理解一个文明的路径。
当一种文明进入另一种语言，它并不会简单地被复制，而是在转换中不断被重新解释。翻译如此，汉学亦如此。
几个世纪以前，《庄子》中的“蝼蚁”被译作“蝼蛄与蚂蚁”。一个源于古注的误解，后来进入传教士编纂的词典，再被牛津、剑桥和耶鲁的学者沿用。权威让它获得了漫长的生命，直到今天，仍有译者因为查阅词典而重复同一个错误。
一个错误之所以难以纠正，不只因为它出现过一次，更因为它进入了一整套知识体系。翻译者、研究者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如何让中国经验在另一种语言里保持生命。每一次翻译，都在决定别人将看见怎样的中国。
在这些青年汉学家的研究中，中国并不是安静等待翻译和解释的对象。它的文本会抵抗现成的词语，它的历史会冲破单一的理论，它的洞窟会改变观看者的身体经验，它的乡村会让研究者的结论在多年后重新打开。
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杨立华从中国哲学传统出发，引导青年学者重新理解中国思想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追求。中国思想并不是被保存于过去的知识遗产，它仍然能够参与今天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讨论。
研究者以为自己正在凝视中国，而许多时候，中国的材料也正在反过来检验他们的概念、语言和经验。
中国开始回望。
对视
夏令营最后一场专题讲座上，邓小南谈“活的制度史”。
她说，历史上的制度几乎不可能完全按照最初设计原样执行。调整、修正、变异和走形，才是常态。但所谓“活”，并不意味着可以轻巧地想象历史。只有下足“死功夫”：认真阅读条文，追索材料细节，历史才可能真正活起来。
这或许也是那些青年汉学家共同经历的事。
最初，他们各自带着一个问题来到中国。
有人想知道，学生为什么会把汉字写错？
有人想知道，一项乡村理想失败以后，人们如何继续生活？
有人想走进一座洞窟，理解一千多年前的人怎样观看佛像？
有人在诗歌里寻找女性的身体，有人在知青文学里寻找人与土地之间复杂的感情，有人在一块碑、一份旧报纸、一种语言变体里，寻找没有站在历史中央的人。
他们的研究对象并不相同。但他们慢慢发现，真正需要改变的，往往不只是答案，还有提问时所站的位置。
第一眼，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陌生而庞大的中国。后来，他们学会从中心移开目光，停在错字、边缘、失败和沉默之处。再后来，别人的追问进入自己的研究，动摇一个假设，补上一种语言，改变一条观看的路径。
直到这时，中国才不再只是他们面前的对象——它成为一个有能力提出问题的存在。
一个汉字反问教学者：你所熟悉的解释，真的理所当然吗？
一座洞窟反问观看者：你以为自己在看图像，还是空间正在改变你的观看？
一个乡村反问研究者：你只关心一场运动是否成功，还是也愿意看见失败以后仍然继续的人生？
一段历史反问翻译者：当你用另一种语言命名我时，究竟带走了什么，又遗漏了什么？
在这些不同方向的探索背后，夏令营讲师、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关注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学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话。
真正的国际化，并不是简单地走向世界，也不是用另一套标准重新解释自己。它意味着在不同学术传统之间建立交流，在理解他人的同时，也重新确认自己的问题意识。
对中国学术而言，走向世界并不意味着成为另一种知识体系的附庸，而是在平等交流中，让自身的问题、经验和思想进入更广阔的讨论之中。真正的汉学，也并不是终于找到一种关于中国的完整说法。它更像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不断接近，不断怀疑，不断修正自己的目光。
闭幕式合影
在这个过程中，青年汉学家们并没有站得越来越远，以便看清一个完整的对象。他们反而走得更近，近到能够看见那些微小的、不整齐的、彼此矛盾的部分，近到中国不再是一幅等待描述的风景，近到彼此都能看见对方的眼睛。
那一刻，他们不再只是看着中国。
他们终于与中国对视。
来源 |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
文字 | 陈雪霁
排版 | 殷梦涵
责编 | 雪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