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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气象，丝路名城

和田古代文明的光芒随着张骞的到来，开始显出清晰的轮廓。和田在古时称为于阗，此名最早见于西汉《史记·大宛列传》中，《大宛列传》是张骞通西域之后，司马迁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情报资料写成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边疆和域外地理专篇。

文中描述了于阗多河富水的地理概貌并指出它盛产玉石：“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罗布泊）。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从此之后，于阗一名一直被沿用至宋朝，只有《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将之称为“瞿萨旦那”。

“于阗”一词为何意，众说纷纭，其中解为“地乳”之意最为普遍，此说在《大唐西域记》和吐蕃文献《于阗授国记》《于阗教法史》中都有记载，虽略有不同，但大意相当：

东方人和西方人（印度人）先后移居到于阗之地，双方经过争雄，东方人占据统治地位，两方人联合起来建立了国家；第一代建国之君的孩子因种种原因无人哺育，幸得毗沙门天令地中流出的乳汁喂养其成人，王子长大后，智慧和勇气过人，国家遂以“Kustana”（瞿萨旦那）为名，Kustana为梵文，“Ku”意为“地”，“stana”意为“乳房”。建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

汉西域都护府和唐安西都护府的设立

西汉之初，西域各地处在匈奴统治之下。公元前138年，为击退匈奴对汉朝边境地区的劫掠，西汉政府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21年，汉军大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军队，汉朝在此先后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01年，汉朝又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数百人进行屯田，并设“使者校尉”地方官员统领西域。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驻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治理西域全境，西域各地的首领和主要官吏均接受西汉赐予的印绶。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汉开始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西域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于阗也正式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东汉时期，因匈奴多次侵扰西域，东汉政府与西域三通三绝。西汉与东汉交替之时，西域再陷匈奴之手，公元73年，东汉政府派遣使者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在鄯善杀匈奴使者，使于阗王广德降汉，班超收复南道诸国，次年恢复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的建置。

不料，公元76年，中原遭遇严重旱灾、汉明帝病故，班超被诏令回朝，过于阗时，广德王不顾幼子在匈奴为质的危险，率国中官民挡住班超的人马，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竟抱住班超的马脚不让他走，班超本不愿撤出西域，见于阗、疏勒各国民心所向，决定策马回鞭，回到疏勒重新驻守。后来，正是在于阗和疏勒强有力的支持之下，班超再次统一西域，任西域都护。

公元102年，班超年老体迈东返，随后不久西域第三次易手，东汉政府遂于123年派班超的儿子班勇重新开通西域，招抚平定西域各国并大败北匈奴，从此东汉对西域的统治日趋稳定。

公元221年，三国（魏、蜀、吴）曹魏（公元220年～公元265年）政权继承汉制，在西域设“戊己校尉”，后又置西域长史对西域各地诸多民族进行管理。之后，中原战乱频频、政权更替纷繁，于阗与中原各王朝保持了一定的朝贡关系，但基本未受到中原战乱的影响。

隋朝统一中原，唐朝代隋而兴，公元630年，唐朝削平东突厥汗国，震动西域。公元640年，唐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设安西都护府，以之针对西突厥，这是唐朝在西域建立的第一个高级军政管理机构，后迁至龟兹（今新疆库车），改置为安西大都护府，管辖的范围最大曾一度包括天山南北、葱岭以西达至波斯。

武则天时期，公元702年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设置北庭都护府，后又升为北庭大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北庭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北麓及新疆东部地区，安西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南部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

唐玄宗年间，唐朝又在两大都护府之上设“碛西节度使”，作为当时全国八大节度使之一。其间，公元675年，唐朝在于阗设置具羁縻性质的毗沙都督府，西域在唐朝的管理之下，迎来继汉之后又一个稳定繁荣的时期。

于阗：西域南道的中心城

汉代在西域建立统治之后，西域战乱减少、社会安定、交通无阻，西域诸国繁荣发展。西域在西汉时有三十六国，至东汉时变为五十五国。各国都有自己一套统治机构，官吏由汉朝中央政府任命，各国“皆佩汉印绶”。魏晋时期，日益强大的于阗国统一了其他五个周边的城郭邦国，形成了与今天和田地区大致相同的管辖范围。这些被逐渐统一于于阗国的邦国有：精绝国、戎卢国、弥国、渠勒国、皮山国。

唐贞观年间，于阗又作为西域南道的大国之一与西域北道的龟兹（今新疆库车）、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及作为南北道结点的疏勒（今新疆喀什）并列为“安西四镇”，唐朝政府在此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

汉唐中亚贸易中转站

我们现在通常将汉代张骞在公元前2世纪凿空西域之后所开辟的中外贸易大通道称为绿洲丝绸之路，但根据中原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和田玉，中原地区至少在6000多年前就已经和西域产生了往来。其后漫长的时间之中，零星的中西贸易一直存在，只不过所经路途经常为不断强大的游牧民族之间的迁徙、战争所阻断。

这条起于汉代的欧亚陆上丝绸之路通常由长安或洛阳出发，沿河西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由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从楼兰分南、北两道：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焉耆、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经鄯善（今若羌）、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康居、奄蔡、安息（今伊朗），最远可达大秦（罗马帝国）的犁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一条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今波斯湾头）；如果从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历史上，这条路并非一成不变，有些路段因地理环境和政治的变动而经常发生变化，也有新开辟的路段出现，但若经南道往来，于阗基本是必经之地。

尼雅遗址

大汉精绝之地

尼雅遗址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尼雅为西汉时期三十六国之一精绝国故地，地处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然而，却在公元3～4世纪左右突然消失。现在所发现的遗址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的中心地带，位于今民丰县北100余公里沙漠深处的尼雅河尾闾。

遗址南北长约25千米，东西宽约7千米。遗址形制完整，地表建筑遗存丰富，至今发现各种遗迹200多处，是目前为止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所发现的最大遗址群，被誉为“沙漠中的庞贝古城”。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有户480，人口3360，胜兵500，精绝国接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统辖，国王属下有将军、都尉、译长等。根据尼雅遗址内发现的东汉“司禾府印”印章，还证明汉朝政府在这里实行屯田，并建立了相应的屯田管理机构。

根据遗迹显示，尼雅人沿尼雅河而居，呈带状分散居住在尼雅河的两岸，遗址内所发现的众多粮食作物和水果等遗存，也证明尼雅人十分重视农林生产。尼雅遗址中还出土了方头木铣、铁锄、铁斧、铁镰、木锤等生产工具，其中铁镰和“今陕西关中地区农民使用的镰刀形状相同”，方头木铣与北方农村扬场所用木铣没有差别，但在今南疆地区却不见此物，证明尼雅在汉代明显受到了中原农业生产的影响。

除了农业生产，尼雅人的手工艺也十分发达，在遗址的最北端发现了以窑址为主的生产区域，那里出土了炼铁炉、小坩埚、烧结铁、矿石、鼓风管等遗迹、遗物，表明尼雅人从事着冶铁、铸铜、烧陶等工艺生产。

纺织业在尼雅更是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在1995年发掘的95MN1号墓地中编号M3和M8的墓地中出土了男女合葬的箱式木棺，墓主人锦衣华服，丰富的随葬品中出现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等吉祥文字的织锦，都看得出尼雅人织造工艺之精湛代表了汉魏丝织技术的最高水平。

尼雅人崇信佛教，在整个遗址的中心立有佛塔一座，寺院遗址两处；佛塔和佛寺立于整个遗址中心的位置，显示出佛教在精绝国具有的崇高地位。佛塔的形制与楼兰、米兰、安迪尔等地佛塔相同，是西域地区早期流行的佛塔造型。佛寺遗址为“回”字型布局的木框架式建筑，平面基本呈正方形，室内有回廊，中心为方形台座，上置佛像，信徒们自入口进入后，绕佛像右旋进行礼拜。佛寺遗址中出土的佛像壁画造型端庄、木雕像刻画简洁，体现了早期佛教艺术的特点。尼雅遗址出土的卢文木简中有大乘教教义的记载，表明当时尼雅人信奉大乘佛教。

根据尼雅遗址的这些重大发现，我们不难判断，精绝国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文明。然而，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消失？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精绝国当时的环境是这般水分丰沛，而如今却深处一片茫茫沙海之中，又暗示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环境经历了如何巨大的变迁？有的专家认为是尼雅河的改道或断流导致了古城的荒芜，也有专家认为是突然而至的战争导致了古城的消失，但到目前为止，尚无定论。

丹丹乌里克，盛唐遗韵

如果说尼雅遗址向我们透露了汉晋时期和田及其周边地区的风貌，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另一个遗址——丹丹乌里克则向我们诉说了唐代时期和田及其周边地区境况。丹丹乌里克位于今策勒县达玛沟乡喀克夏勒克村北90千米处，西距和田河75千米，东距克里雅河35千米。

据考古学家考证，丹丹乌里克是唐代丝绸之路南道重镇“杰谢镇”故址，是安西四镇中于阗军镇防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它向西可以通向和田河中游的神山堡（今麻札塔格），与贯通塔里木盆地南北的和田河连接；向南可以到达坎城地区（今老达玛沟一带），进而和丝路南道会合，是把守丝路的战略要地。

遗址范围南北10千米，东西3千米，共发现近70余处建筑群废墟，包括城墙遗迹1处、住居遗迹30处、篱笆遗迹1处、寺院佛堂相关遗迹15处、炼炉遗迹2处、烧窑遗址11处、大小果园10处，合计70处。与尼雅遗址相比，这里发现的佛寺遗址大规模增多，共发现佛寺遗址15处，占建筑遗址总数的1/3以上，反映出唐代佛教在于阗人日常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民族文化大汇聚

丝绸之路带来的不仅是商业上的繁荣，更令人神往的是与它随之而来的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碰撞交融。印度、希腊、罗马、波斯等地的文化传入和田，使当地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而和田的音乐、舞蹈和佛教艺术传入中原地区，丰富了祖国的文化艺术。

如谜的文字：卢文、于阗文、吐蕃文

汉代，除汉文成为于阗的官方文字之外，于阗人也有自己的文字——卢文。卢文传入于阗的时间大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古代民族文字。

卢文起源于古代犍陀罗地区（今天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后来广泛流行于中亚。最早发现的卢文可追溯至公元前251年，至公元3世纪时就已逐渐消失，但在丝绸之路各地作为重要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可能一直到7世纪才彻底被遗弃。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卢文、汉文之外，和田又多了一种文字——于阗文的使用。于阗文属于塞（Sak）语的一种，使用中亚婆罗谜字母，在印欧语分类上属于中古伊兰语东支，流行于3～10世纪的和田地区，所以又称为和田塞语。

唐代后期至五代，吐蕃曾一度占领和田，吐蕃文（古藏文）又通行于和田的官方，吐蕃势力退出和田之后，古藏文和于阗文还在官方并行流通，但在民间，古藏文流行不甚广泛。为了应付来往于于阗的不同商旅的沟通需要，译长一职应运而生，这一职业相当于今天的翻译，在和田及其邻国都有设立，译长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回”字形佛寺建筑：

来自古波斯和古印度的影响

和田地区所发现的佛寺遗址大部分集中在公元3～10世纪之间，最显著的特征是呈现出独特的“回”字形布局、木骨泥墙的结构。和田的“回”字形佛寺是深受犍陀罗佛寺风格影响的结果，古代犍陀罗地区与和田相似，也是一个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交融之地。

起源于大夏的回字形佛寺，就是由贵霜人传入犍陀罗，后又从犍陀罗地区传入西域的。大夏人深受袄教影响，回廊是火教神庙的特有建筑形式，而早期佛教中围绕佛塔向右绕行则是礼拜的重要形式之一，贵霜人于是借鉴了火教的围廊形式构筑礼拜道，形成了“回”字形佛寺。

这种形制的佛寺在和田地区持续沿用了很长时间。于田县的喀拉墩佛寺（汉晋）和喀孜纳克佛寺遗址（魏晋南北朝）、民丰县尼雅遗址中的佛寺佛塔（汉晋）、墨玉县的库木巴拉特佛寺（南北朝至宋代）、洛浦县的热瓦克佛寺（始建于2～3世纪，沿用至10世纪）、策勒县的老达玛沟一代的众多佛寺（南北朝）都采取了这种回字形建筑方法。在这种形制的佛寺中，一般将佛塔或者佛像置于中心位置，围绕佛塔或佛像，建筑方形的绕行礼拜道，信徒们可从礼拜道右边进入，绕佛塔或佛像一周而出。

除佛寺建筑之外，和田地区日常生活中的建筑，也随处可见不同文化交融所带来的影响：和田汉代以后的城市平面有圆有方，圆形城郭是中亚和印度地区希腊化城邦的特点，而方形、长方形城郭的出现则说明中原汉王朝城市建设上的“崇方”观念已远播西域；尼雅遗址出土过斗拱，斗拱为中原建筑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建筑上的卷草纹样和八瓣莲花，又分别是来自波斯、罗马装饰纹样的母题以及印度莲花与希腊的一种水草叶的混合体。

犍陀罗风格雕塑：

古希腊与古印度的融合

早期的佛教不立偶像，后传到犍陀罗地区，受到犍陀罗地区希腊化的影响，佛陀的雕像和壁画大量出现，此种影响同“回”字形佛教建筑一样又从犍陀罗地区传到了和田。在和田所出土的佛寺雕像中甚至能看到这种转变的过程：建于3～4世纪的佛寺中，崇拜的中心为佛塔，但5世纪之后，佛像逐渐替代佛塔成为礼拜的中心，连回廊内都开始设置塑像，且立佛和雕像都塑造精细、体型优美、有“湿衣透体”效果，体现出浓郁的犍陀罗风格。

位于洛浦县吉亚乡西北35千米处沙漠中的热瓦克佛寺遗址，就是一座典型的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遗址，始建于2～3世纪，沿用至10世纪，总面积达2500平方米，是和田地区出土佛寺雕像较为集中的一个佛寺遗址。佛寺院墙内外两侧塑有精美的佛和菩萨像，以及大量形体较小的辅像和浮雕饰件，院墙上还有少量壁画，从建筑风格和雕塑的风格上看，它们都与犍陀罗艺术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研究犍陀罗艺术的英国人马歇尔爵士认为，犍陀罗艺术分为前后两期，后期的犍陀罗艺术用一排排的佛菩萨像装饰塔基，制作方法上尚泥塑，洛浦县的热瓦克佛寺泥塑完全体现了犍陀罗艺术后期的特点。

除了佛像之外，日常生活中的小雕塑，也都镌刻着外来文化的影子。在和田县约特干遗址（汉至宋）出土了一批颇为特别的红陶，多为动物像、人像、植物的雕塑，造型生动、小巧可爱，考古学家猜测这很可能是当时人们的玩具。其中有四件被称为“来通”的酒器更是引人注目。

来通是一种上端有杯口，下端有泄水孔，形似漏斗的酒器，这四件来通以陶为胎，表面施枣红色陶衣。上端为盘口人首，头戴螺形高帽，广额隆眉，双目舒展，美须飞扬，蓄络腮胡须，脸部喜气洋益；下端为两角竖立拢合成圆形的牛头，牛嘴作小圆口；上下端互通。研究者称它“起源于西方，克里特岛在公元前1500年已经出现此种器物，但当时其下部尚无兽首，传入希腊后才被加上这种装饰”。

于阗画派，兼收并蓄自成一派

在绘画上，隋唐时期的和田更是成绩斐然。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布萨格里曾这样评价：“在中亚，只有一个画派可以以其伟大的作品——包括精美的壁画和木板画而引为自豪，这些作品也为中国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们所赞赏，这就是于阗画派……这些作品无论在类型、来源、时代和题材上都有所不同，但都证明了于阗画派吸收了印度、波斯、中国、粟特甚至乔拉斯米安的因素。”

于阗的绘画艺术主要体现在佛教壁画、木板画上，在喀拉墩、丹丹乌里克、托普鲁克墩等佛寺遗址出土的壁画都具有典型的于阗画派的风格特征。其中，丹丹乌里克中被斯坦因拿走的《鼠神图》《传丝公主图》《波斯菩萨图》和《龙女图》最负盛名。

《龙女图》这幅艺术杰作集中体现了于阗绘画中西合璧的兼容性特点。龙女优美的裸体、富有节奏韵律的三道弯姿势及小巧的装饰物，体现出古印度通常的造型手法和犍陀罗艺术观念；而刚柔兼济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线描技术和龙女眉眼的画法、面带羞怯的表情和以手遮乳的姿态，则是中原绘画艺术和观念的写照。

于阗画派还产生了两位伟大的艺术大师，时称大小尉迟氏。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云：“尉迟乙僧，于阗国人。父跋质那。乙僧国初授宿卫官，袭封郡公，善画外国及佛像。时人以跋质那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画外国及菩萨。小则用笔遒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用笔虽与中华道殊，然气正迹高，可与顾陆为友。”又说“国朝画可齐中古，则尉迟乙僧、吴道玄、阎立本是也”。乙僧父子等于阗画家独创将中国线描技法与印度凹凸法融合一体，线描以“屈铁盘丝”般的坚韧勾勒出物象的形态，凹凸法则用不同色彩的深浅晕染出物象的立体感，可谓兼中印两国美术之长。

于阗画派在唐初入侍长安，将西域绘画新技法传入长安，不仅刺激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发展，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日本美术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元代汤垢说高丽佛画“其源皆出于唐尉迟乙僧”，日本奈良时代建筑的法隆寺内的壁画也有于阗画风的影响。

胡 乐 声 声 传 长 安

胡人歌舞，早在汉代就已在中原地区闻名遐迩。《西京杂记》记载：“戚夫人侍高帝，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这是西域音乐传入中原的最早记录，表明于阗音乐在汉高祖时已经传入长安，成为皇家乐队演奏的乐曲之一。西天取经、路经于阗的玄奘也说于阗“国尚乐音，人好歌舞”，其时《于阗佛曲》风靡一时，更有于阗音乐家进入中原地区。

尉迟青以善西域乐器篥而闻名于世，居长安长乐坊，唐德宗时官至将军，连远在幽州的人都知道长安尉迟将军吹奏篥“冠绝古今”。另一位于阗音乐家尉迟璋以善歌和长于吹笙而闻名，曾在唐朝太常寺中仙韶院担任乐官，据史书记载，他所演奏的笙“逶迤绕清洛，断续下仙云”，忽而“松风助幽律，鸾声如在群”，他的歌声“一声飞出九重深”，深得唐文宗赏识，官赐五品。

佛国于阗

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早在伊斯兰教传入前，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就相继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新疆，与当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一起在各地流传。

公元前1世纪前后，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经克什米尔传入新疆。不久，佛教就在各地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下，发展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佛教鼎盛时期，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佛寺林立、僧尼众多，形成了于阗、疏勒、龟兹、高昌等著名的西域佛教中心。

“小西天”：于阗佛教的兴起

佛教源于古印度，公元前6世纪由悉达多·乔达摩创立，尔后于公元前1世纪传入于阗。佛教传入于阗，一般认为其传播的路线有两条，一条经过塔里木盆地南缘，从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经葱岭、莎车传入于阗，这是官道，另一条小道是从迦湿弥罗经子合（即朱俱波，今新疆叶城县）、乌纥、皮山进入于阗。首先将佛教传入于阗的是来自迦湿弥罗的高僧毗卢折那。

于阗国先流行小乘佛教，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于阗佛教经典为小乘佛教的《法句经》，后输入大乘佛教，但大乘并未占上风。直到3世纪末，大小乘的地位似才有所改观，出现了大小乘并行的局面，据《出三藏记集》卷7载：于阗沙门祗多密罗在公元286年（晋大康七年），将《放光般若经》梵文本带到内地，译出华严部、般若部等大乘经典及阿含部小乘经典。

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佛教由普及到发展、鼎盛，最终成为国教。大乘佛教占据上风，于阗成为西域佛教的中心和佛教东传中土的中转站，以佛国著称于东西方各国。《魏书·西域传》称于阗：“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

5世纪初，从中原到于阗的瞿摩帝伽蓝暂住三个月的法显在《佛国记》中详细记载了于阗佛事兴盛的情景，“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法显住宿的瞿摩帝伽蓝，就是大乘教佛寺，有僧人3000名。3000僧人进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净人益食，不得相唤，但以手指麾，足见其规模之大，戒规之严。

公元518年宋云、惠生到西域取经，停留于阗，进行佛学交流，再次见证了佛教寺院建筑的宏伟富丽，“城傍花果似洛阳，惟土屋平头为异也”，“有屋室市井，瓜菜蔬，与中国等……王所居室，加以朱画”。

于阗：佛教东传的中转站

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深入以后，中原信徒不满足已有的佛典，纷纷西行求法。其时，于阗以佛国“小西天”著称于东西方各国，作为西域佛教的中心和佛教东传中土的中转站，西行求法的僧人去的“西天”很多时候就是于阗。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原僧人凡西行者必经于阗，每有所得；东去的于阗僧侣也携带中原所无的经卷，从事翻译介绍，中原的译经事业达到高潮。般若部、法严部、方等部、华严部等大乘佛典和《贤愚经》等小乘经典多种通过于阗传入中原，成为中国佛教传播史鼎盛时代的华彩篇章：

曹魏颍川人朱士行是第一个从中原到达西域取经的僧人。他于公元260年来到于阗，得到梵文正本《放光般若经》，遣弟子弗如檀将经文送到洛阳，自己则留在于阗，直至以八十岁高龄逝世。弗如檀在282年将所抄经本送至洛阳后，由于阗人无叉罗与河南居士竺叔兰译成汉文，迎合了当时的玄学风尚，风靡一时。

公元400年，已六十五岁高龄的僧人法显感到汉地戒律经典缺乏，为了维护佛教“真理”，遂毅然决定西行取经，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远度印度洋、遍游中天竺佛迹并成功而返的僧人。东归时，法显路经于阗，带回大量佛教经典，将佛典从梵文直接翻译成汉文，从而使中国佛教有了正本经典。

公元424～453年，河西沙门释昙学等八个僧人远寻经典，在于阗遇到般遮于瑟集会，此集会为五年一次的大众集，是佛教各派辩论讲道的盛会，各国学者云集一堂。释昙学等人编写《贤愚经》，由于阗高僧口授，分头笔录，并斟酌胡、汉语义，结集而成经。

公元475年（宋元徽三年)，据《历代三宝记》载，僧人法献为巡礼圣迹，由金陵经巴蜀而至于阗，获《妙法莲花经提婆达多品》及《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原本各一卷，并舍利十五粒、佛牙一枚（现藏于北京西山灵光寺）。

公元644年，唐玄奘西天取经，归途在于阗逗留，正是在这里他上书给唐朝，禀报了自己求法归来的消息，并在当地开坛讲经。

公元691年(唐天授三年)，于阗沙门提云般若，学通大小乘，他来到中原，在魏国东寺(后改称大周寺)译华严部、密教部经典各两部，其他有《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及《造像功德经》等六部。

于阗高僧实叉难陀，正值武后恢宏佛法、敬重大乘经典、欲求华严经梵本之际，携经典至长安，从公元695年至699年译《八十华严》，又于公元700年译华严部、方等部、秘部经典及般若部大乘论律共十八部二十七卷。

公元707年，于阗王之质子尉迟乐来中原，后出家，法名智严，于公元721年主 (唐开元九年)译出《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说妙法决定业障经》等大乘佛典共四部六卷及《尊胜陀罗尼》《法华经咒》等九首。

于 阗 佛 国 的 毁 灭

但是，佛塔的林立，僧侣阶层的扩大，加重了于阗百姓的经济负担，佛教走向了民间，感化力却渐渐衰退了。实则到了唐代，于阗佛教已经出现了由盛而衰的趋势。公元644年(唐贞观十八年)，玄奘取经至于阗，虽有于阗王的热情接待，却也感受了佛教衰退的端倪：当时全国仍有伽蓝百座，大乘教徒五千多人，但规模远不及法显时代，其他伽蓝多有荒废；玄奘住小乘萨婆多寺，为众僧讲瑜伽、对法、俱舍、摄大乘等四部经论，已是少有的宗教盛会。

不过，于阗佛教发展历史上的转折与崇信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的兴起则关系更为密切。公元9世纪后期，喀喇汗王朝大汗萨图克·博格拉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并大约在962年，喀喇汗王朝对于阗发起战争。起初，因喀喇汗王朝本身力量并不强大，多败于于阗，如《宋史·于阗传》中记载公元970年即天尊四年，于阗王尉迟苏拉写信给沙州曹元忠，说其去年攻破了喀喇汗王朝的都城疏勒（今喀什），并进献攻破疏勒所获取的舞象。后来，喀喇汗王朝“乞授伊玛目（对伊斯兰领袖的尊称）”，于阗孤立无援，遂陷于伊斯兰的势力范围。

约在1006年，于阗王城被喀喇汗王朝攻克，于阗王尉迟萨格拉玛战死，至此，起于秦汉而延续了1000多年的于阗尉迟王族政权覆灭。喀喇汗王朝控制了于阗，于阗的佛教文化开始遭到破坏，大批著名的佛教寺院被毁，于阗佛教徒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佛教僧侣逃亡西藏或青海。

但必须说明的是，于阗是一个古老的佛教地区，其佛教势力之巨远非其他宗教可比，佛教的覆灭时间应比政权覆灭的时间要晚，可能发生在11世纪末。

《宋史·于阗传》载：公元1063年即嘉八年八月，于阗以其国王请宋朝赐封“归忠保顺鳞黑韩王”名号，“鳞”是于阗人对金翅鸟的称呼，借自梵语，说明11世纪中后期于阗国王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随着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在于阗建立，在政治与宗教变革的同时，于阗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文化心理也发生了巨大变异，伊斯兰教节日和活动代替了佛教的节日和活动，至12世纪初，于阗彻底走向伊斯兰化。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6.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