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科学事业从艰难起步到自立自强、从跟跑追赶到领跑突破，每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都有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奋斗的身影。茅以升、何泽慧、邓稼先……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一则则动人的故事，都汇聚在一座展厅之中。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完成提质升级改造的“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通过“救国·星火燎原”“报国·铸就重器”“兴国·改革焕新”“强国·复兴征途”四个篇章，展出160余位科学家的200余件（套）实物、300余张珍贵照片及若干历史影音资料，深度诠释“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内核。

“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出的科学家信件。

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茅以升关于钱塘江大桥的回忆录。

观展·亮点

一本《回忆录》手稿

茅以升：修桥炸桥皆为家国

“三年心血，我修我炸，痛心无已。”在关于钱塘江大桥的回忆录中，我国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茅以升亲笔写下了这12个字。透过玻璃展柜，抗日战争的严酷时局仿佛在眼前浮现。

这座被茅以升亲手修建，又亲自参与炸毁的桥，正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为了减缓日军南进的速度，1937年12月23日，这座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历经900余天才建成的大桥，仅通车了89天便轰然倒塌。

“父亲造桥是爱国，炸桥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茅以升之女茅玉麟回忆，父亲对造桥的执着信念，源于他年少时的一次经历。茅以升的青少年时期在南京度过，在他10岁那年的端午节，由于观看龙舟的人太多，南京秦淮河上的文德桥不幸坍塌。当天茅以升并未到场，而遇难者中，就有他的小伙伴。

“正是这次经历，让我父亲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造永远不会倒的桥’。”茅玉麟说，从那以后，父亲的人生就和“桥”紧密相连，“他看见桥就要仔细观察，在书报上看见有桥的文章、短句就抄在本子上，有桥的图画也要剪下来攒着。”

在海外留学期间，茅以升提出了著名的“茅氏定律”，就读过的两所美国大学都希望邀请他留下任教。但茅以升婉言拒绝，并表示：“我的事业在中国。”

在钱塘江大桥被迫炸毁后，茅以升悲愤立誓：“桥虽被炸，然抗战必胜，此桥必获重修，立此誓言，以待将来。”他随身带走了建桥的14箱资料，为后续大桥的修复保存下了珍贵的技术档案。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践行了自己的誓言，带领工程团队奋战，终于在1953年彻底修复了大桥结构，从硝烟战火中走来的钱塘江大桥全面恢复通车。

“父亲和他那一辈的知识分子一样，一生在祖国的江河湖海上架设大桥，为科技和人民之间架桥，为祖国的繁荣和国家的统一架桥。”茅玉麟动情地说。

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泽慧所用的背包。

海洋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瑞玉的彩绘虾类图稿。

一个“补丁”书包

何泽慧：甘于清苦的“中国居里夫人”

“春光明媚日初起，背着书包上班去。尊询大娘年几许，九十高龄有童趣。”光学专家、“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曾为90岁的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泽慧赋诗一首。诗中提到的书包，如今就静静地躺在展柜中。

这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绿色双肩背包，有着明显的岁月痕迹。拉链掉漆、边角磨得起球、多处破洞，甚至还有几处白色粗线缝补的痕迹。背包的一个拉链不能用了，就用夹子把口夹住；另一个拉链的拉环掉了，就用易拉罐环代替。看起来几乎要“散架”的书包，何泽慧却使用了十几年。即使当年已经年过九旬，只要身体状态允许，何泽慧还是会背起它，坐着公交车前往实验室工作。

展柜里的旧书包，是何泽慧纯粹人生的缩影。她的一生都与科学研究为伴。一套深蓝色的工作服穿了十几年，她把磨烂的袖口卷起来，依然继续穿；戴了30多年的手表，平放在桌子上指针才能走动，她就坚持这样用。

这样俭朴的生活，何泽慧过了一辈子，而她在科学上的成就，却令人高山仰止。她是我国核物理事业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在德国海德堡首先观察到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并与丈夫钱三强首次发现了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引发国际科学界轰动。

1948年，何泽慧与钱三强回国。“我们早知道国内的情形，回来并不是来享受的，而是来吃苦的。希望带领本国的青年做一些事，创造一些工作。”何泽慧曾这样回顾当时的决定。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何泽慧在国内近乎空白的科研基础上，推动原子核物理研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一台从旧货市场淘来的老车床、几台简易拼凑制作的设备，就是何泽慧带领团队研发核乳胶的艰辛起点。历经420余次反复试验，1956年，中国第一批核乳胶研制成功，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核物理实验与“两弹一星”事业发展扫清了重要障碍。

现在，一颗以何泽慧的名字命名的卫星，仍在太空中凝望宇宙。由于何泽慧对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的立项有着卓越贡献，研发团队便为这颗卫星取名“慧眼”，希望这架空间望远镜能像何泽慧一样慧眼如炬，穿过星际物质的遮挡发现黑洞，寻找高能天体的美丽风景。

一张张彩绘科学画

两位院士：手中的笔就是最精准的“照相机”

著名画家齐白石的拿手功夫之一，便是画虾，寥寥数笔栩栩如生的虾便跃然纸上。而在展厅中，一张彩绘虾类图稿，则出自海洋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瑞玉之手。纯黑底色的纸张，让虾头甲片上的细纹、步足末端的小钳、触须的分节情况都清晰可见，每一笔都代表着科学的分量。

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海洋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成立，刘瑞玉是28位初创工作人员之一。彼时，我国近海甲壳动物研究存在大量空白，刘瑞玉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认虾。

在泥沙中一点点地筛、一个个地认、一笔笔地画，刘瑞玉和发育生物学家吴尚懃首次摸清了中国对虾的产卵习性和生活史，后来研究团队在室内人工养殖条件下培育出第一批仔虾，总结出对虾人工培苗方法。经他们指导过的对虾养殖产业迎来快速发展，创下产量、出口量、育苗量三项世界第一，让我国告别了对虾“只能靠捕捞”的历史。原本名贵的海珍，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

科学画，就是运用艺术手法，既精准反映生物的形态特征，又展现出自然界的美，二者不可偏废。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这样的画作还有很多。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靠着一支笔丈量山野，在没有高清数码相机的年代，他手中的笔就是“照相机”，“照”出了大批精美的手绘植物图。

一朵花，在王文采的笔下被“解剖”，每一处结构他都精细描绘，并用文字记录下植物的相关信息。他的一生与植物相伴，是我国发现植物新类群最多的学者之一；由他主持编纂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与《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共收录我国高等植物15000余种，约占当时全国已知高等植物总数的二分之一，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植物图鉴类著作。

地质学家谢家荣的笔记本。

观展·解码

泛黄纸页读懂科学家赤子之心

在展厅中，最常见的展品类型，是科研工作者亲手写下的一本本工作笔记、一封封信件。泛黄的纸页带着岁月痕迹，成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见证。

一封落款“老邓”的信件，吸引观众久久驻足。1986年3月14日，刚结束第一次化疗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在给战友于敏、胡思得的信件中安排好重要建议书的报送工作后，又在末尾写下：“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挺不舒服的。”

当时，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正值关键“窗口期”，已经饱受病痛折磨的邓稼先，却依然牵挂着这份重要的战略建议。在病榻上，邓稼先与同事反复商讨、修订，最终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实验室模拟+计算机仿真”核技术发展新路径。这封信，正是他为国家鞠躬尽瘁的缩影。

十余本大小尺寸各异的笔记本，记载着我国著名地质学家谢家荣的工作点滴，其中不仅包含了我国地质学奠基与发展的历程，还成为科学事业发展中关键事件的见证；“〇九（注：即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代号）健儿志气高，过关斩将逞英豪，哪怕狂风激恶浪，定叫惊雷震海天……”，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创作的《〇九战歌》歌词手稿振奋人心；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先驱、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以笔为器、以纸为机，手算验证“几何定理机器证明”新方法，草稿纸见证了著名的“吴方法”诞生……

17万件实物原件照见科学征程

作为首个以国家名义为科学家群体建立的博物馆，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不仅妥善保存科技史料，更让它们“活”起来，推动科学家精神走进大众。馆内的大量展品，来自国内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类型最广泛的科学家珍贵历史资料收藏工程——“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展柜内，平日用于实验记录、工程制图的专业坐标纸上，绘制着一幅五星红旗图样。1949年10月，在美留学的洪朝生获悉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虽然没有亲眼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但他找来坐标纸，按照制法说明的要求仔细绘制，画出的图样与实物几乎一模一样。此后不久，他就选择归国，并成为我国低温物理与低温技术研究的开创者。在开展采集工程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浩繁的文献资料里，意外发现了这张被他珍藏了大半个世纪的手绘国旗。一颗报国丹心穿越时空，依旧炽热。

该工程已启动700余位科学家和群体的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收集实物原件资料17.2万件、数字化资料48.9万件、视频资料54.2万分钟、音频资料63.9万分钟，累计出版科学家传记、绘本等200余册。

观展·提示

■展期：长期

■地点：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朝阳区北辰东路3号院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内）

■票价：免费，需提前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小程序进行参观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