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正聚等：热话题与冷思考——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历史洞见与当代价值
期刊文摘
［编者按］2026年是列宁所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创作110周年。这部经典著作系统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基本特征和基本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不仅为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反殖民斗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也为我们科学分析20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和美国霸权的实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当下，经济金融化、数字垄断、科技霸权、逆全球化、贸易霸凌、地缘冲突等新现象层出不穷，列宁帝国主义论依然焕发着真理的光辉。面对新形势下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新特征、新手段，如何运用列宁帝国主义论这一思想武器深刻剖析帝国主义的本质与霸权逻辑？如何看待美国的霸权、霸凌、霸道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影响？围绕上述问题，本刊特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季正聚研究员，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解读。
鞠俊俊：1916年列宁创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系统阐明了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用科学理论武装了俄国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把握帝国主义本质、基本特征、基本矛盾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此后，资本主义出现了很多新变化、新发展，同时苏东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西方一些人借此宣扬所谓“历史的终结”。有人声称，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否定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这一判断；有人提出，帝国主义并非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有人将苏东剧变归咎于帝国主义论的原罪。那么，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果真过时了吗？
季正聚：《帝国主义论》是穿越时空依然具有强大理论解释力、思想穿透力和现实指导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新变化，但是揭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实质、基本特征、内在矛盾及历史趋势的列宁帝国主义论，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依然是我们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依然具有十分重要当代价值。所谓“过时论”，本质上是脱离历史语境、无视现实逻辑的片面认知，既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历史，也没有看清当代世界的深刻矛盾。
列宁从历史发展趋势出发，深刻指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科学揭示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历史命运。一是关于帝国主义的寄生性，突出表现为垄断资本依靠垄断价格、资本输出、殖民掠夺等方式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而不再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与生产改进。少数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剥削全世界，形成庞大的食利阶层与食利国，大量资本脱离生产流向投机领域，社会生产与实体经济发展受阻，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越来越依靠掠夺与寄生维持。同时，垄断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中的一小部分收买“工人贵族”，分裂工人运动，进一步体现了其寄生本质。二是关于帝国主义的腐朽性，集中表现为垄断在推动生产社会化的同时，阻碍了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垄断组织为了维护垄断价格与垄断地位，往往人为阻碍新技术、新设备、新发明的应用，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生产效率下降、经济活力衰退。帝国主义在经济上走向停滞与腐朽，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对内加强专制统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显示出制度衰败的迹象。三是帝国主义的垂死性，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走向崩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这并非意味着帝国主义会立即崩溃，而是指明其历史过渡性与历史暂时性。垄断使生产社会化达到极高程度，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同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空前激化，三大矛盾不断尖锐化，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实践。列宁强调：“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这些论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也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当然，列宁帝国主义论指出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但并未否定帝国主义在一定时期内的快速发展，也不否认，资本主义利用科技革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阶段性复苏与繁荣，而是从历史趋势上揭示其制度本质，强调这种发展“更不平衡了”。帝国主义在发展中走向腐朽、在腐朽中酝酿危机、在危机中走向灭亡，这是由其内在矛盾决定的客观规律。
关于帝国主义是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质疑，需要区分“最高”与“最后”的概念。列宁所说的“最高阶段”是指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后，垄断成为其最本质的经济特征。这一判断在当代不仅没有被证伪，反而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印证。当代帝国主义依靠金融投机、军事掠夺、技术霸权食利，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充分暴露了其寄生腐朽的本质。同时，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垄断资本与全球劳动者的矛盾不断激化。所谓“后帝国主义”“信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概念，并没有否定列宁的判断，反而从不同侧面印证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的科学判断。总之，当代帝国主义只是在表现形式、扩张手段上出现了新变化，其垄断本质、剥削本性、霸权逻辑与历史过渡性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至于苏联解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结果，其中关键因素是苏共自身出了问题。将苏联解体简单归咎于帝国主义论过时，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也是对历史事实的无视。正是由于苏共放弃马列主义指导，背离了马列主义，苏东社会主义才会在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攻势面前节节败退。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逐步放弃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和苏共的领导地位，放弃了党对军队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他既过低估计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国际斗争的严峻性、残酷性，又过高估计了西方政客所谓的“真诚”，患有政治幼稚病。
鞠俊俊：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时带有鲜明的论战色彩，尤其针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在您看来，这场百年前的论战，其核心分歧是否仅仅在于对帝国主义定义的不同？为什么说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定义实现了从政策批判到制度批判和从现象描述到规律揭示的理论变革？
季正聚：列宁与考茨基的分歧，绝不仅仅是对帝国主义定义的字面之争，而是涉及在帝国主义的本质、历史命运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等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立场和政治路线的对立。列宁与考茨基之间的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事件，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论战语境。
考茨基在1914年发表《帝国主义》一文，将帝国主义定义为“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的政策。这一定义将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种政策选择，而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割裂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与政治表现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考茨基提出了“超帝国主义”的设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金融资本之间可以达成国际协议，形成一种“有组织的”世界经济，从而消除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战争，实现持久和平。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粉饰和对其基本矛盾的回避。列宁指出，考茨基的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因为它“片面地，也就是任意地单单强调了一个民族问题……任意地和错误地把这个问题单单同兼并其他民族的那些国家的工业资本联系起来，又同样任意地和错误地突出了对农业区域的兼并”。
帝国主义最根本的经济特征是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所导致的垄断的形成。列宁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基础上，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既延续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又具有不同于自由竞争阶段的全新特征，是资本主义走向衰落、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过渡的历史时期。列宁认为，不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征突出表现为金融寡头的压迫与垄断凌驾于自由竞争之上引起的“全面的反动和民族压迫的加强”。考茨基将帝国主义仅仅视为一种“政策”，就如同将树木的枝叶误认为是其根本，无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所推动的历史发展趋势。他的“超帝国主义”设想，是建立在对垄断资本贪婪本性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抱有天真幻想之上。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企图把霍布森所描写的东西，实质上是英国牧师的伪善言词，冒充为马克思主义”。他这种试图调和资本主义矛盾、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观点，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
列宁帝国主义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把帝国主义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加以把握，指出帝国主义不是外部强加于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定义，为整个帝国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逻辑起点，使帝国主义研究从政策批判上升到制度批判、从现象描述上升到规律揭示，实现了理论上的根本变革。
鞠俊俊：如今，“超帝国主义论”的变种层出不穷，如“霸权稳定论”“全球化终结论”，以及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提出的“帝国”理论等，这些理论与考茨基的范式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
季正聚：各种“超帝国主义论”的变种，尽管在表述方式与论证路径上与考茨基的范式有差异，但其思想内核与理论逻辑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它们都是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歪曲、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掩盖。
“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家的存在是维持国际政治经济稳定的必要前提，霸权国能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自由贸易体系、调解国际冲突，进而实现“霸权稳定”。这与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中各国金融资本通过协议形成“有组织的”世界经济、实现和平的幻想如出一辙。二者均忽视了霸权国维护自身垄断利益的根本目的，其所谓的“稳定”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剥削与压迫之上。一旦霸权国实力相对衰落，其主导的“稳定”秩序便会动摇，国际冲突反而会加剧。
“全球化终结论”则在全球化遭遇挫折时，将问题归因于全球化本身，或是某些国家的逆全球化行为，未认识到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其进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正是帝国主义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的体现。当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中受阻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恰恰是帝国主义国家维护自身利益、转嫁危机的表现，而非全球化的“终结”。这与考茨基回避帝国主义矛盾、寄望于资本主义“和平进化”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都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回避。
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理论，则试图描绘一种“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的帝国，并提出传统帝国主义已被这种“帝国”所取代。他们认为：“帝国是一个政治现象……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帝国”通过网络权力、文化渗透等方式实施统治，淡化了国家主权与垄断资本的核心作用。该理论虽注意到当代帝国主义在统治形式上的一些新变化，但其核心逻辑（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否认民族国家间的根本矛盾、倡导超越革命对抗的“诸众”抵抗等）与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构想惊人地相似。“帝国”理论将帝国主义的某些表象特征夸大为本质变化，从而否定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特征与规律的科学论断，这同样是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曲解。正如有学者批评的那样，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是左翼版本的“历史终结论”，不过是在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语言包装美国外交政策罢了。
以上理论与考茨基的范式存在共同的逻辑缺陷：其一，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将其归结为政策选择或历史偶然；其二，遮蔽或淡化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夸大合作与联合的前景；其三，否定或弱化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的必要性，代之以改良主义或文化批判；其四，在方法论上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陷入抽象的政治分析或文化分析。
鞠俊俊：除上述理论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如戴维·哈维还提出了“新帝国主义论”，着重强调剥夺性积累以及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的辩证关系。您如何看待这一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论之间的关联？它属于继承、修正还是超越？
季正聚：哈维的“新帝国主义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研究的重要成果。哈维的理论总体上属于对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当代条件下的阐释和发挥，而非根本性的“超越”或“修正”。
哈维将帝国主义解释为：“国家和帝国政治”与“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的矛盾混合，认为“帝国主义的实践以剥夺资本积累在其中发生的非均衡地理条件和利用……从空间交换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非对称性’为特征”。他明确承认列宁帝国主义论对自身的深刻影响，在《新帝国主义》中多次引用列宁的论述，并将其作为自己分析的出发点。哈维最著名的理论创新是提出了“剥夺性积累”这一范畴，并分析了其与“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的辩证关系。“剥夺性积累”是他对马克思“原始积累”概念的拓展。哈维指出：“剥夺性积累所做的是以很低的价格……出让一系列资产（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且迅速将其用于赢利。”剥夺性积累并不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特有现象，而是贯穿资本主义始终、与“再生产性积累”并行的机制。在当代，剥夺性积累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掠夺、军事干预等方式不断进行。哈维把帝国主义的起源归因于“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逻辑”指资本在空间流动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领土逻辑”指国家通过领土控制和地缘政治追求权力和利益的逻辑。哈维认为：“在任何特定的历史—地理阶段，两种逻辑中的某一种会起主导作用。”
至于哈维的理论是否超越了列宁，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超越”。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同样分析了资本输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垄断资本与殖民政策的关系。列宁指出：“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这已经触及了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哈维是列宁理论在当代条件下的发展者。但是，哈维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历史地位（垂死性、过渡性）的论述持保留态度；在分析剥夺性积累时，对工人阶级的主体作用重视不够，更多地强调“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多样性；有时过于强调资本的“空间修复”功能，而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本性、不可解决性强调不足；等等。
鞠俊俊：列宁在科学定义帝国主义的基础上，系统概括出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深刻展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结构与运行逻辑。这五大特征对于当代美国是否依然适用？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国际垄断、数字垄断等新形态，是否已经超越了列宁所分析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总体框架？
季正聚：列宁所揭示的五大特征在当代美国身上不仅依然适用，而且以更加隐蔽、更加系统的形式表现出来。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剖析当代帝国主义本质与特征的锐利思想武器。
第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极大程度，形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核心的经济特征，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飞速发展，企业之间竞争加剧，生产与资本迅速集中，最终形成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垄断组织，它们控制生产、价格、市场与原料来源，垄断取代自由竞争成为经济生活的基础。这种垄断不是纯粹的垄断，而是同竞争混合与并存的垄断，在垄断条件下竞争会更激烈、更残酷。
美国是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典型国家，当前，其对生产的控制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前。以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为例，2025年第四季度，安卓系统以72%的份额继续领跑全球智能手机市场，iOS以24%的份额紧随其后，两者合计占据全球96%的市场份额，处于完全垄断地位。在全球军火市场，美国同样是垄断力量的代表。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6年3月发布的报告，2021—2025年美国武器出口占全球总额的42%，较2016—2020年的36%进一步上升，仍是全球遥遥领先的最大武器出口国。这些企业垄断了大部分产业的主导权和市场，美国的垄断特征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形成了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金融寡头。随着生产集中，银行资本也走向垄断，银行由普通中介转变为资本垄断者，通过持股、信贷、人事参与等方式与工业资本深度融合，形成规模庞大、权力高度集中的金融资本。少数掌握金融资本的垄断资本家集团即金融寡头，在经济上通过“参与制”（掌握股票控制额，层层控制母公司、子公司等）控制国民经济，在政治上通过“个人联合”（与政府高官相互勾结、互兼要职或提供政治资助等）操控国家政权，实现对整个社会的全面统治。在当今美国，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国家政权配合得更加娴熟默契，它们操控着国家经济命脉，生动诠释了“金钱是美国政治的母乳”。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历任总统都是金融寡头的代理人。他们要么是商人出身，创办和经营着商业公司，拥有大量资产，本身就是垄断资本家；要么背后有垄断财团、垄断家族的扶植和支持。从历届总统内阁看，特别是两届特朗普政府，内阁成员大都是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被称为“富豪内阁”。
第三，与商品输出不同，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过剩资本”涌向落后国家，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成为主要剥削方式。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为赚取更大利润，美国不断加强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控制。2024年，美国对外投资高达2663.67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最大对外投资国的地位。同时，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用美元纸钞及其金融衍生品，攫取了大量物质财富。美元的霸权地位赋予其主权货币和“超主权货币”双重角色，使金融货币帝国主义的本质暴露无遗。
第四，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国内垄断组织跨越国界，在世界市场上达成协议，组成国际垄断同盟，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市场、原料产地与投资场所，实行国际垄断统治。这些国际同盟以实力为基础，具有排他性与掠夺性，反映了帝国主义垄断在全球范围的延伸。在当前相当多的科技联盟、产业联盟、军事联盟中，美国都起主导作用，操控着科技链、产业链、军事链，在攫取垄断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企图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第五，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巩固垄断利益、争夺霸权，疯狂抢占殖民地，到20世纪初，世界领土已被瓜分完毕。殖民地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与军事战略基地，世界形成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压迫、剥削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平等体系。美国在瓜分或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过程中，除了直接采取军事手段进行武力扩张外，还通过跨国企业在全世界“开疆拓土”。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国企业约占据全球芯片设计市场的51%，在电子设计自动化（EDA）与半导体知识产权核（SIP Core）领域占比达66%，高端逻辑芯片设计领域占比更是高达73%，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这些企业滥用司法指控和“长臂管辖”等方式，威胁利诱进而打击竞争对手，使之唯“美”是从，从而掌握市场主动权，获取市场垄断地位。
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当代资本主义虽历经国家垄断、国际垄断及数字垄断等形态升级，出现跨国公司、科技寡头、平台资本、金融垄断集团等新主体，但并未跳出垄断资本主义的总体框架。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深度绑定、全球产业链被少数资本集团掌控、关键领域形成排他性垄断充分说明：当代资本主义不是对垄断的否定，而是垄断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深化。这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当代资本主义依然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延续，而非一种全新的、超越帝国主义的社会形态。
鞠俊俊：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第八章专门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他深刻指出：“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他还揭示了以“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层的形成机制，认为这些依靠资本输出、不从事任何实际生产的“食利国”，是帝国主义走向腐朽的集中体现。反观当代美国，其经济呈现出高度的金融化和“脱实向虚”趋势，凭借美元霸权地位，通过量化宽松、债务转嫁等手段“剪世界的羊毛”。这是否正是列宁所预言的“食利国”的极致形态？这种寄生性的高度发展，是否在加速帝国主义自身的衰败进程？
季正聚：列宁对帝国主义寄生性、腐朽性特征的分析，构成评判当代资本主义运行状态的重要标尺。他在《帝国主义论》中，以大量数据揭示了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寄生性特征，英国、法国等“食利国”依靠资本输出获取的收益远远超过其对外贸易收入，资产阶级日益脱离生产过程，成为以“剪息票”为生的寄生虫。列宁写道：“在世界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4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这一判断在当代美国身上得到充分的印证。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根据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报告，截至2026年4月，其国债总额已达到38.98万亿美元，比五年前增加了10.90万亿美元。2025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0.97万亿美元，占当年美国财政收入（5.24万亿美元）的18.5%。然而，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使美国可以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将债务负担转嫁给全世界。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增发货币，推高全球资产价格，然后通过美元加息吸引资本回流，通过操纵这种美元潮汐完成对全球财富的收割。这种操作比列宁时代“剪息票”的剥削方式更加高效、更加隐蔽，也更加贪婪。美国经济的“脱实向虚”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制造业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二战后的近30%下降到2025年的9.5%左右，而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部门的占比则攀升至21.7%，其中仅金融和保险行业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美国的大多数家庭财富集中在金融资产上，股市的涨跌直接影响着数亿美国人的“财富感”。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并不创造实际财富，而是通过复杂的金融工程、高频交易、衍生品投机等手段，从财富的流动中攫取巨额利润。这正是列宁所说的“食利者阶层”在当代的典型形态。
那么，这种寄生性是否在加速帝国主义自身的衰败？答案是肯定的。列宁指出，寄生性是帝国主义的腐朽性表现，垄断“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当资产阶级越来越依赖“剪息票”为生，当资本越来越脱离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就丧失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步作用，走向衰败就是不可避免的。当代资本主义高度依赖金融投机、技术垄断、美元霸权与全球食利，大量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在金融领域空转；贫富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社会撕裂、产业空心化、福利体系异化等问题持续恶化；全球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且危机成本不断向普通民众和发展中国家转嫁。这些现象绝非局部问题，而是帝国主义寄生性在当代的集中体现。当代美国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它曾经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典范，如今正在蜕变为金融寄生性帝国，这是帝国主义走向衰败的征候。
当然，这种衰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帝国主义凭借其积累的雄厚实力、技术优势、军事霸权和意识形态影响力，仍然有相当的自我调整和改良能力，仍然能够维持相当长时期的统治，也不排除一个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纵览资本主义发展史，其以往取得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和快速发展却与科技革命的强力推动密不可分。但总体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调整与改良，只能延缓矛盾，但无法消除其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层面进一步激化；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霸权国与新兴力量的矛盾交织叠加；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冲突频发，恰恰是其体系性危机的外在表现。由此，可以判断：当代资本主义暂时的科技优势与制度调整，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鞠俊俊：列宁指出：“金融寡头主要通过参与制来实现自己对经济的统治。”这一判断揭示了金融资本通过“参与制”控制国民经济乃至国家机器的内在机制。在21世纪的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金融资本已高度虚拟化、国际化，并与数字平台资本深度融合，形成了数字金融资本这一新形态，并发展出了算法控制、数据垄断、平台依附等全新的控制手段。您认为，这种新形态的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延续了列宁所描述的金融寡头统治？
季正聚：数字金融资本的出现确实给传统的金融寡头统治分析带来了新的课题，但列宁的理论框架仍然是我们透视这些新现象的重要方法。列宁曾深刻揭示金融资本的本质：“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这一判断在数字时代依然适用。数字金融资本并没有改变金融寡头统治的本质，而是使其统治方式更加精细化、隐蔽化、全球化。列宁所揭示的“参与制”逻辑——通过控制股权来支配更大规模的资本——在数字时代依然有效，只是控制的手段更加多元了。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的创始人虽然只持有少数股份，但通过双重股权结构等方式，实现了对公司的绝对控制，这是一种新型的参与制。例如，亚马逊集团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个人持股仅8.8%，远低于贝莱德、先锋、道富银行三大机构合计17.2%的总持股，但凭借创始股东特殊投票话语权、董事会席位主导权，长期把控电商、云计算、全球投资全链条战略，机构资本无法撼动其核心统治权。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平台资本发展出了列宁时代所没有的全新控制手段：一是算法控制。传统的资本控制主要通过价格机制和合同关系。数字平台则通过算法实现对劳动过程和消费过程的实时监控和精准调控。二是数据垄断。列宁所处的时代，垄断主要体现为对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的垄断。数字时代，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数字平台通过免费服务吸引用户，收集海量用户数据，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精准广告投放、产品推荐、信用评估等，形成“数据—利润—更多数据”的正反馈循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5年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指出，当前数字市场高度集中，少数科技巨头垄断全球数字经济，对消费者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参与构成严重风险。2017—2025年，五大跨国数字企业（Meta，Apple，Amazon，Netflix，Google）的销售额占比从21%上升至48%，资产占比也从17%增至35%。这种数据垄断具有极强的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使新进入者几乎无法挑战既有平台。三是平台依附。数字平台不仅是交易中介，更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控制者，可以随时改变算法规则、提高佣金比例、封禁账号，对依附者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是一种新型的数字封建主义。例如，苹果应用商店常规抽成30%，仅对特定合作厂商降至15%，在欧盟《数字市场法案》生效后，苹果仍维持17%基础佣金，开发者无议价权。
总之，数字金融资本虽然在控制手段上呈现出算法控制、数据垄断、平台依附等新特征，但其核心逻辑并未超越列宁所分析的金融寡头统治的范畴。列宁关于金融资本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通过控制机制实现统治的基本判断，在数字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鞠俊俊：列宁曾强调，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世界领土与资源的瓜分。如今，直接的殖民占领虽已基本成为历史，但新帝国主义已转向对全球公域（如太空、极地、深海、网络空间）以及技术主权（如芯片、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核心领域）的争夺。这种争夺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它是否正以技术封建主义或数字殖民主义的形态，对全球南方国家形成更深层次的控制？
季正聚：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论述，在当代确实需要从空间与领域两个维度加以拓展。直接的殖民领土瓜分在二战后的反殖民化浪潮中基本结束，但这绝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停止了对外扩张与势力范围争夺。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在当代，这种原料已从地理意义上的领土和矿产资源，演变为涵盖实体战略资源、数字虚拟空间、技术标准主权与全球公域的综合战略疆域。
这种新型争夺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争夺对象的非物质化和战略性升级。列宁时代的争夺对象主要是土地、矿产、劳动力等物质性资源，当代的争夺对象更集中在技术标准、知识产权、数据资源、轨道频谱等非物质性战略资源上。第二，争夺手段的混合化和隐蔽化。传统的领土争夺主要通过战争和殖民，当代的争夺则采取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信息战和舆论战等混合手段。第三，争夺主体的多元化。列宁时代争夺的主体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当代，除了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技术联盟也成为重要的争夺主体。
那么，这是否构成了针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封建主义或数字殖民主义？答案是肯定的。当代美国主导的新型技术—领土瓜分，本质上并没有超越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基本特征，列宁早已揭示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寄生性和扩张性，正在以数字化的方式得到空前的强化和隐蔽化。技术封建主义和数字殖民主义不过是帝国主义在数字时代的当代形态：数字平台所有者凭借垄断地位攫取巨额云租金印证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通过算法和数据控制全球经济命脉印证了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将全球南方锁定在从属地位印证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性。帝国主义仍然活着，只不过换上了数字时代的新装。2024年，全球南方国家每年因数据跨境流动、云服务与软件授权向美国科技巨头支付的费用及相关税收流失约4000亿美元。在人工智能基础模型领域，全球主流顶级模型绝大多数来自美国企业，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自主训练大模型的算力、数据与人才，形成“技术标准—数据—人才”三重依附格局，巩固了资本主义对知识生产资料的垄断。面对这种技术—领土新型瓜分，一方面，必须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将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打破技术垄断，赢得发展主动权。另一方面，必须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制定，在国际电信联盟、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框架下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技术转让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鞠俊俊：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领土与资源的争夺必然引发战争，强调“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时至今日，尽管世界大战的形态已发生显著变化，但地缘政治冲突依然激烈，局部战争与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辩证地理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经典论述？在核威慑、经济相互依存以及全球治理机制并存的复杂条件下，当代霸权争夺与冲突（如乌克兰危机、美以伊冲突等）的深层根源究竟是什么？
季正聚：要辩证理解列宁这一论断，首先需把握其历史语境与核心逻辑。列宁所处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疯狂瓜分殖民地，争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后起帝国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则力图维护既得利益，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以战争形式爆发。当代国际关系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并未爆发全面军事冲突，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达成暂时妥协、形成和平表象。然而，列宁早已警告：“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暂时的平衡状态，恰恰酝酿着下一轮冲突。核威慑的出现、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以及各类多边治理机制的建立，确实改变了战争爆发的具体条件和形态框架。这些新因素提高了军事冒险的直接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国间全面战争的即刻爆发。然而，这些变化并未从根源上消除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只是迫使它以更加迂回、更加复杂、更具隐蔽性的方式展开。可以说，列宁所提出的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的论断依然正确。
那么，当代霸权争夺与冲突的深层根源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仍然可以归结为列宁所揭示的两个基本规律：第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美国的相对衰落与中国的快速崛起，是当代世界格局最重大的变化。美国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必然要打压战略竞争对手。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信息战和舆论战，都是这种争夺的表现形式。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根源，也在于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挤压。第二，垄断资本对超额利润的追逐。当代的战争和冲突，背后都有深刻的利益驱动。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从战争中获利，金融资本从地缘政治动荡中获利，能源巨头从能源危机中获利。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则更加直接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大国对关键战略资源（中东石油、地缘枢纽）和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可以说，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
当代帝国主义争夺与冲突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其一，战争形态更加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军事冲突外，多种非军事手段被广泛运用，且往往与军事威慑相互配合，形成混合战争的形态。其二，冲突的全球化与本地化并存。一方面，地区冲突往往牵动全球利益，可能引发大国之间的博弈和干预，使冲突具有全球影响；另一方面，冲突又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区性特征，与特定地区的历史、宗教、民族等问题紧密相关。其三，全球治理机制的作用面临严峻挑战。尽管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霸权国家常常绕过或无视国际规则，推行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使得全球治理机制在应对重大冲突时显得力不从心。其四，经济相互依存与冲突风险并存。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冲突的成本，对战争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但霸权国家为了维护其霸权，不惜牺牲短期经济利益，对其他国家极限施压，导致经济依存关系被政治化、工具化。其五，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尖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自身价值观标榜为“普世价值”，通过文化渗透、“颜色革命”等手段干涉他国内政，试图在意识形态上瓦解对手，这也是引发地区动荡和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揭示了帝国主义本质与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当代，虽然战争的形式和表现有所变化，但其深层根源并未消失。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霸权主义的危害，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安全挑战。
鞠俊俊：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博弈已成为国际格局演变的核心变量之一。有观点将这场博弈归因于大国竞争、制度分歧甚至文明冲突。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视角出发，您如何看待中美博弈的实质？列宁的理论如何帮助我们认清这场博弈的经济根源、时代方位与走向，从而保持战略耐心和战略清醒。
季正聚：中美博弈绝非简单的大国竞争、制度分歧或文明冲突，其核心是当代金融垄断帝国主义的霸权护持逻辑，与世界多极化潮流、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之间的根本对立。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垄断，其天性是争夺霸权、瓜分势力范围、维护排他性统治。当今美国作为典型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依靠金融霸权、科技垄断、军事同盟体系维系全球统治地位，撕掉虚伪的面纱，露出狰狞的面目，其对华遏制打压，霸权、霸凌、霸道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本质上是老牌霸权国家为阻止新兴力量崛起、维护垄断资本全球利益而发动的霸权防御战，是帝国主义霸权争夺逻辑在当代的集中上演。
帝国主义时代的核心矛盾围绕垄断利润、市场控制和资本扩张展开。中美博弈本质上是守成霸权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交织着发展模式、科技主权、金融秩序与地缘安全的系统性竞争。当前中美在科技、贸易、产业链、金融等领域的激烈角力，深层动因正是美国垄断集团企图永久占据全球价值链顶端，通过技术封锁、芯片遏制、单边制裁、脱钩断链等手段，压制中国产业升级，防止中国打破其在高端制造、核心技术、国际规则上的垄断地位，从而继续通过不平等分工对世界进行剥削掠夺。这场博弈，说到底是垄断资本的排他性利益，与全球共同发展、公平竞争趋势的尖锐对抗。
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三大矛盾，在当前格局中持续激化：美国国内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撕裂严重，是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为转嫁危机、巩固霸权，美国将矛头指向中国，放大大国竞争矛盾。同时，美国主导的旧国际秩序严重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与全球发展诉求背道而驰。中美博弈正是这一系列矛盾的聚焦点，既不是偶然的外交摩擦，也不是短期的政策分歧，而是帝国主义走向衰落、世界格局深度调整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大势不可逆转，霸权逻辑终将破产。列宁科学判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具有寄生性、腐朽性和历史过渡性。美国政府奉行零和博弈、阵营对抗、强权政治，本质上是帝国主义腐朽性的当代暴露，违背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中国则始终站在道路、道德、道义的制高点上，高举全球四大倡议，引领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搞霸权扩张，不搞势力范围争夺，这与帝国主义的争霸逻辑有着本质区别。这一理论坐标让我们明白，中美博弈的结局，绝不会是霸权秩序的永久延续，而是旧霸权体系逐步瓦解、多极化格局深入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历史必然。当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美国资产阶级绝不会坐视本国霸权的衰败，必然会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手段甚至霸权、霸凌、霸道会更加突出，也会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无论是“扬汤止沸”式的表面应对，还是“内病外治”式的转移矛盾，都只能起到延缓和止痛的效果。
总之，我们要在复杂激烈的大国博弈中保持战略清醒和历史耐心：既看清美国遏制打压的帝国主义霸权本质，认清美国霸权衰败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也坚定自身发展的正义性与时代必然性，从而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格局中站稳立场、把准方向，坚定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推动历史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方向前行。
鞠俊俊：列宁帝国主义论不仅是深刻的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更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行动纲领。在您看来，列宁帝国主义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季正聚：列宁帝国主义论为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开展反帝、反霸、反殖民斗争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第一，列宁帝国主义论指明了帝国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危害。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不仅剥削本国无产阶级，还压迫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反对帝国主义，必须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形成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从而为世界革命力量的联合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列宁帝国主义论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与革命的必然联系。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引发的霸权争夺与重新瓜分世界必然引发帝国主义战争，战争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催生革命形势，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从根本上终结帝国主义战争。这一论断为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帝国主义战争、利用战争危机推进革命提供了战略指导。
第三，列宁帝国主义论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策略。列宁指明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革命路径，提出帝国主义体系的矛盾在薄弱环节最易突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为俄国十月革命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同时，列宁坚决反对改良主义与机会主义，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建立革命政党、巩固工农联盟、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了完整的革命策略体系。
第四，列宁帝国主义论为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列宁深刻批判殖民统治，支持民族自决，把民族解放运动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鼓舞了亚非拉人民反抗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推动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席卷全球。
鞠俊俊：列宁帝国主义论不仅是关于帝国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更是完整方法论体系。列宁曾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在撰写《帝国主义论》前，他通过系统研读黑格尔逻辑学，深刻把握了《资本论》的逻辑脉络，为阐释帝国主义问题筑牢了哲学根基。在您看来，列宁帝国主义论提供了哪些科学方法论？这些方法论在今天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季正聚：列宁帝国主义论经久不衰的理论生命力，源自其自成体系的科学方法论，而不是提供什么现成的一劳永逸的答案。列宁运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垄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将资本主义发展划分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两大发展阶段，论证了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必然性。列宁帝国主义论蕴含的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完整方法论体系，是我们拨开当代纷繁复杂的世界迷雾、深刻把握时代特征、认清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点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第一，坚持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辩证方法，穿透各类外在表象把握当代问题实质。列宁始终强调要透过经济现象抓住资本主义垄断的本质，这一辩证思维为我们认识当代世界提供了根本框架。面对数字经济、金融全球化以及所谓“人权外交”等现象，运用这一方法论，能够剥离技术外壳、价值话术与制度伪装，认清一切表象背后垄断资本追逐超额垄断利润的根本逻辑；清晰区分当代资本主义在形式、手段、载体上的新变化，与帝国主义剥削、掠夺、扩张的本质不变性，跳出西方话语制造的认知迷惑，深挖全球冲突、南北发展失衡、全球治理失灵的深层经济根源。
第二，坚持阶级分析与利益分析相结合，厘清各类国际矛盾背后的阶级利益底色。阶级分析是贯穿列宁帝国主义论始终的核心方法，它揭示了帝国主义一切对内压迫、对外扩张行为的深层动因，即垄断资本集团追逐超额垄断利润的阶级诉求。在列宁的理论视野中，国家从来不是超越阶级的中立实体，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外政策、国际规则设计、地缘争夺与布局，本质上都是金融寡头、工业垄断资本联合形成的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运用这一方法论观察当代世界，就能清晰地认识到：地缘政治冲突、单边制裁、科技封锁、贸易摩擦，并非简单的国家分歧或文明冲突，而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博弈、霸权国家维护其全球统治地位的阶级斗争；全球贫富分化、南北发展鸿沟，本质上是国际垄断资本依托产业链、金融体系、技术标准对世界人民的剥削与掠夺。西方舆论常常刻意遮蔽阶级维度，用“文明冲突”“制度竞争”“普世价值”等话语包装资本掠夺的现实，刻意消解各国人民对资本统治本质的认知。而以阶级分析与利益分析为钥匙，能够穿透意识形态话术的遮蔽，精准定位各类当代问题的阶级属性与利益根源，摆脱脱离经济现实的抽象价值空谈，牢牢抓住霸权行径背后资本牟利的核心逻辑。
第三，坚持矛盾分析法，科学把握时代主要矛盾与发展大势。列宁通过拆解帝国主义三大固有矛盾，揭示了时代基本特征与历史发展走向，为我们提供了矛盾分析的典范。以这一方法为指引，我们既要承认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也要客观把握几组主要矛盾持续激化的现实趋势：霸权国家与反霸权力量的对立、国际垄断资本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博弈、虚拟金融资本与实体产业的失衡；既要顺应全球化、多极化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也要认清单边主义、霸权行径是阻碍人类共同发展的主要障碍。始终抓住主要矛盾、把握矛盾主要方面，才能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科学预判时代发展走向。
第四，坚持历史分析法，锚定当今世界的历史方位。列宁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将帝国主义界定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一历史评判标准为研判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提供了科学范式。借助该方法跳出短期、表层视角，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可以发现开展的产业改良、技术革新、制度微调，仅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修补，无法改变资本主义走向衰亡的历史属性；近些年来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的集中释放。尽管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但从大历史观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第五，坚持整体分析法，全方位审视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困境。列宁突破单一国家、单一领域的碎片化研究视角，将帝国主义置于全球体系之中开展整体性考察，开创了系统分析国际格局的研究范式。针对气候危机、粮食安全、金融震荡、地区冲突等多重交织的复合型全球难题，这要求我们立足全球资本循环体系、国际分工格局、霸权主导的不平等国际秩序开展综合研判，认清各类全球性问题具备整体性、联动性特征，根源并非单一国家或单一领域的局部问题，而是帝国主义长期主导的失衡全球秩序。这也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方法。
总之，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留给后世的绝非僵化固化的理论教条，而是一套完整、可实践的科学分析工具，用以观察、剖析、化解各类当代全球性问题。依托这套方法论，有助于我们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格局中保持清醒，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为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提供思想指引。
鞠俊俊：列宁曾明确表示：“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应当如何继承和发扬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时所展现出的理论品格？
季正聚：列宁这句话朴实而深刻，道出了他写作《帝国主义论》的根本目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结尾写道：“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帝国主义这个“外壳”确实还在“腐烂”中保持着强大生命力，但历史发展不可逆转。面对数字资本主义、金融化、全球化等新现象，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勇于创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创造性研究。在理论上揭示这一趋势，在实践中推动这一趋势，为人类美好未来贡献力量。具体而言，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问题为导向，扎实开展理论研究。理论越彻底越能说服人。恩格斯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的直接动因，是为了回答当时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紧迫问题——如何看待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如何？他不是坐在书斋里抽象地推演，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材料中，从实际出发得出结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学习列宁这种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聚焦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扎根实践、回应时代之问和实践之问，这样理论研究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敢于在思想交锋中坚持真理，推进理论创新。真理愈辩愈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他不仅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更与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论战。列宁深知，错误的思潮会误导革命实践，必须在理论上予以彻底批判。正是通过这种批判，帝国主义理论才得以建立和发展。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尖锐，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学习列宁的革命精神，在批判错误思潮中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三，坚持理论自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学术空间。我们不能满足于复述经典作家的具体论断，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创造性研究，深入研究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以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的融合为基本特征，而当代资本主义已演变为以数字平台、金融衍生品、跨国生产网络为核心的新形态。我们必须将数字平台巨头、跨国金融资本、全球价值链支配者等新型主体纳入研究视野，考察它们如何重塑垄断、剥削与霸权的新机制。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终极关怀是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进步。很多专家指出，在当代，帝国主义统治已从产业剥削扩展到数字剥削、生态剥削、认知剥削等多元维度，而反抗的主体也从传统的产业工人拓展到平台劳动者、数据用户、生态维权者等多元群体。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不仅需要揭示这些新型剥削的机制，更需要探索新型反抗的形式与联合的可能，回应“谁是当代革命主体”“什么样的国际联合才能打破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等重要命题。此外，列宁当年在批判考茨基等人的过程中，建立了具有鲜明阶级立场和科学内涵的帝国主义话语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同时，积极建构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民主化、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话语，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概念垄断，提升中国理论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才能在21世纪继续焕发强大的解释力与批判力，为建设公平、公正和繁荣的世界提供思想方法。
【本文选自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6年第3期 季正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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