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播出近10年，著名作家周梅森首次将文学笔触投向中国民营经济的壮阔版图。近日，周梅森最新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天凉好个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小说以充满现实痛感的工业重镇汉州为舞台，采用多声部交响的叙事结构，巧妙地将作家齐水长、钢铁大王刘中强、胜利集团老板袁胜利、餐饮大王邓可人等十余位核心人物的命运编织在一起，通过视角轮转与内心剖白，立体呈现改革大潮中企业家群体的光荣与梦想、抉择与代价。
“写这部作品时，我深深被我观察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震撼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当代中国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周梅森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坦言，“书中的很多情节，现实中我有亲眼看到、亲身经历，感慨良多，我就有义务写出来。”
三十多年现实主义创作生涯，长期直面尖锐议题。“初心当然是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热爱，真诚热爱！我一生经历过许多失败，摔了好多次跟斗，文学创作是我这辈子唯一没有让我失败过的事业。”周梅森说。
周梅森（受访者供图）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当代中国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
新京报：从《人民的名义》到《人民的财产》《大博弈》，再到这部《天凉好个秋》，你的创作从官场反腐聚焦到了民营经济生态。这是一个创作转向吗？
周梅森：谈不到转向。经济生活是当代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虽然反腐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但我的反腐小说和电视剧的创作从来没有离开过经济生活。从《人民的名义》，到《人民的财产》，再到《大博弈》，都能看到许多和腐败官员们有千丝万缕关联的各种经济人物。
这次，我让他们集中走到了文学舞台的聚光灯下，故事的情节和细节全来源于真实生活，相信一些朋友，能体会个中滋味。
新京报：小说采用多声部叙事结构，多条线索同时展开，作家齐水长、钢铁大王刘中强、资本玩家袁胜利、餐饮大王邓可人等十余位人物轮番登场。你是怎么设计这些人物关系的？
周梅森：书中不少剧情涉及股权纠纷、政企边界、行业合规等现实专业问题，要通俗易懂讲清楚。为了这个目的，多声部的故事结构是必须的。这种结构方式是我创作上的一种尝试。一开始我像过去一样正面描写叙述袁胜利、刘中强、邓可人等一批民营企业家，写他们的三角债、矛盾和斗争，但开了头，写了三万多字以后，觉得哪里不对，就没再写下去。
后来发现，这里面有一个角度问题。全知全能就很难把这些人的合理性和魂魄内心写出来。而从他们自己的视角来写，许多问题就解决了。这里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坏人，每人都觉得自己是合理的，他们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坏人。他们的梦想与光荣，败落与挣扎，骗人与被骗，最后各自的选择，我让读者去判断。包括那位作家的倾家荡产，冤枉吗？好像不冤枉，你想多收三五斗，收获这个时代的红利，你就得承担风险。
实话说，写这部作品时，我深深被我观察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震撼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当代中国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他们怀揣梦想，那种执着和顽强令人敬佩。
新京报：小说以虚构的工业城市“汉州”为舞台，延续了您此前创造的“汉东”“汉江”等文学地理体系。为什么反复选择工业城市作为叙事场域？汉州有没有现实原型？
周梅森：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地理体系，汉州就是其中之一，没有什么原型。
新京报：创作中如何平衡文学艺术与现实的边界，避免悬浮化、片面化表达？
周梅森：这部小说涉及经济和金融的多个层面，具有一定专业性，有一定阅读门槛，所以我才采取了所谓“民营经济的时代切片与人性报告”的表述样式。对整个汉州的经济情况和当代民营企业的诸多困境，我没有进行正面描述，而是从一笔巨额过桥贷款的骗局开始，让故事的介入者们从自己的视角讲述这个财富迷宫里的离奇故事。
袁胜利、刘中强们想尽办法逃废债务，银行家严进明、程小曼们上天入地全方位拦截狙击，民间债权公司毕成功们不择手段追债，不惜逼死人命。他们在那里讲述，也在那里抱怨，听起来都有一定道理。这样一来，人物故事就有了立体感，这和我以前的宏大叙事有明显区别。
其实，书中的很多情节，现实中我有亲眼看到、亲身经历，感慨良多，我就有义务写出来。
“我这一生摔了好多次跟斗，唯有文学创作没让我失败”
新京报：你说过“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是一生的文学信仰”。在当下信息碎片化的短视频时代，严肃的现实主义长篇还有没有读者？你写这本书时有没有犹豫过？
周梅森：当然有读者。我的小说，比如各种版本的《人民的名义》年年都在重印，每年七八万册，甚至十几万册，十卷本的精装当代经典小说集定价五六百元也卖得挺好，连《人民的名义》的电视剧本都又重印了。所以，写《天凉好个秋》我没什么犹豫的，反正作家总得写，不写还叫什么作家？就算将来卖不动了，该写还得写，写作于我来说是职业，也是爱好。
新京报：从早年官场现实题材，到如今深耕市场经济题材，三十余年现实主义创作生涯，你始终坚持“写真实时代、讲真实问题”，支撑你持续聚焦社会现实、敢于直面尖锐议题的创作初心是什么？
周梅森：初心当然是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热爱，真诚热爱！
我一生经历过许多失败。我也想在经济上大干一番，曾经卷进了市场的几次潮起潮落，也摔了好多次跟斗。有一次摔得很惨，几乎倾家荡产。唯有文学创作是我这辈子唯一没有让我失败过的事业。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巴尔扎克，只有投资失败了，才会老老实实回来写小说、电视剧，赚了钱，“贼心不死”，再去折腾。
这个丰富多彩的时代给了我这个机会。这一切的一切又构成和造就我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成了我文学创作取之不尽又不断更新的创作源泉。没有时代生活赋予我的这种丰富生活积累，我这几十年的创作就无从谈起。
新京报：小说里那位倒霉的作家齐水长是你的原型吗？
周梅森：我的所有小说，不论是《人民的名义》《绝对权力》这类官场反腐小说，还是《大博弈》《天凉好个秋》这类市场经济小说都有我的影子。但具体说哪个人是我，就不一定了。齐水长是一个作家形象，在读者看来可能最像我，而且，我曾经的倒霉落魄不在他之下。
“若还有精力，我真想写一写‘不担当、不作为’这类官场现象”
新京报：你曾坦言《人民的名义》是“十年积累，一朝爆发”。如今距离作品问世已过去近十年，如何看这部作品至今依然保持高热度的现象？这是否也印证了你对时代痛点的精准捕捉？
周梅森：是的，不经意间，《人民的名义》小说的出版和电视剧的播出已经快十年了。这期间小说被翻译成了英、法、日、俄、韩、西班牙、阿拉伯等十数国文字在海外各出版社翻译出版。当年创造出的收视率十年中没有被哪部热播剧打破。这种超长的生命力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现在想想，原著小说和电视剧的热度为什么如此经久不衰？精准捕捉谈不上，我不敢贪天之功，应该说是时代生活使然吧！
十年过去了，小说和剧中的人物故事没有“时过境迁”。其中，李达康、祁同伟、高育良、沙瑞金、丁义珍这些人物，仍在重复着他们各自的故事。我前几天还看到报道，某地又出现了“丁义珍式服务窗口”。
新京报：剧中“达康书记”等角色爆火，甚至衍生出大量表情包。这种打破传统严肃文学边界的受众反馈，对你后续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周梅森：我的手机、电脑上几乎每天都被推送《人民的名义》的各种网文和长短视频。人们根据各自的人生经验和感受二度创作的魔改视频，别出心裁，许多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东西都被二度创作出来了。小说的各种网络续作也构成了一大奇观，续作的观点不同，品种繁多，不少续作竟然有几百万上千万的读者，实在令我惊异。
有朋友告诉我，《人民的名义》是近十年来续作最多的原著小说。不过，一部作品问世了，就不是我的私产了，谁都可以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关照它。我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些视频和续作不代表我的观点和立场，也不会对我的创作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新京报：你曾表示，不担当、不作为也是一种腐败，并在作品中予以揭示。现在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周梅森：倘若为官一任不去造福一方，而是得过且过混日子，当“官混子式干部”，这种懒政典型应该严肃处理。在我的认知中，这类官员的危害并不亚于那些经济上的腐败分子。
前两天我看到官方公开通报贵州省委原常委、毕节市委原书记吴胜华政绩观严重偏差，新官不理旧账，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等错误言论。这样的通报，应该喝彩！若还有精力写下一部反腐作品，我真想好好写一写“不担当、不作为”这类官场现象。
新京报记者何强 校对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