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晶  摄影/宋举浦  

专家支持/黄进  执行/贾欣

携带着远古的生命信息，“丹霞”这个美丽的词语，从1928年开始，就频频出现在中外学者的交流和争论之中。在这个星球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拥有如此众多和自身宗教文化符号相一致的呈红黄色系的地貌景观。像是在着意加强中国人的色彩信仰，这种地貌景观与中国的缘份不仅体现在色彩上，而且体现在数量上。

红色的山崖，直立、陡峭，崖壁上裸露着红色的岩石，岩石的层次与常年风吹日晒、水流冲刷而形成的纹理暴露在空气中……如果气候湿润，山崖上应该生长着浓绿的植物，山崖脚下也应该是绿意盎然的。由红层所发育出来的土壤没有多少养分，所以生长其上的植被不能算是高大茂密，正好可以把红色的岩壁裸露出来。流水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丹山之下环绕着碧水，水映山红。这样的景观单元铺展开来，就会看到一道动静相依、阴柔与阳刚互补的美丽风景。

也许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喜欢赋予色彩以强烈的象征意义：红色是火，是熊熊的能量，是上升和吉祥，一直保持着高尚的地位。与红色并驾齐驱的就是黄色。代表土地的黄色在中国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像是在着意加强中国人的色彩信仰，中国的大地上偏偏出现了众多呈红黄色系的地貌景观，让中国人得以在山水之间寄托心意。这种地貌景观数量之多，足以引起学者的注意，进而不得不在由西方引进的地貌学的概念体系中添加一个新名词以诠释中国的这种地貌。从1928年开始，“丹霞”这个美丽的词语，就频频出现在中外学者的交流之中。

一个至今还在争论的灿烂概念

1928年，中国南方的两广地区徘徊着一个地质调查者的身影——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硕士学位的矿床学家冯景兰，在此注意到了分布广泛的第三纪（6500万年〜165万年前）红色砂砾岩层。在丹霞山地区，厚达300〜500米的岩层被流水、风力等风化侵蚀，形成了堡垒状的山峰和峰丛、千姿百态的奇石、石桥和石洞。在西方学习过矿床学、岩石学和地文学的冯景兰意识到这是一种独特的地貌景观，他取当地地名中的“丹霞”二字来命名它。

“色如渥丹，灿若明霞”，这是形容丹霞地貌最常用的一句话。而“丹霞”一词的出处，则源自曹丕的《芙蓉池作诗》：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丹霞”一词所指代的景象是多么明丽、绚烂。冯景兰能用这样的词汇来定义一种地貌景观，说明他在面对这样的景观时，一定受到了不小的震撼。

这种震撼不仅来自地表的色彩，也来自地貌的奇秀多姿。

10年之后，构造地质学家陈国达把这种红色岩层上发育的地貌称为“丹霞地形”，并把这种地形作为判断丹霞地层的标志。又过了39年，地貌学家曾昭璇才第一次把“丹霞地貌”按地貌学术语来使用。4年之后的1982年，素有“丹霞痴”之名的地理学家黄进发表了《丹霞地貌坡面发育的一种基本方式》，这是中国论述丹霞地貌的第一篇论文。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旅游业大规模发展的起始阶段，丹霞地貌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被学者们争相谈论的丹霞地貌到底是什么样子?

“指厚层、产状平缓、节理发育、铁钙质混合胶结不匀的红色砂砾岩，在差异风化、重力崩塌、侵蚀、溶蚀等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城堡状、宝塔状、针状、柱状、棒状、方山状或峰林状的地形。”这是学术界对丹霞地貌所下的第一个定义。然而，这个定义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之一。

1994年曾昭璇先生在为第二届丹霞地貌旅游开发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题辞中写道：“丹霞地貌已为国际公认专门名称，它的面积、分布、发育完美均称世界之最。”这句话被国内地学界的部分学者认为只是曾先生的主观论断。

究竟什么是丹霞地貌，至今在中国地学界还是众说纷纭，非地学界对丹霞地貌的理解和应用更是一片混乱。所以，在近些年召开的丹霞地貌旅游开发学术讨论会中，虽然“建立丹霞地貌学体系”是一个经常被议论的话题，但是，所有论文作者都不敢宣称丹霞地貌学已经完整地建立起来了。

中国旅游地学学科创始人之一陈安泽教授就曾撰文指出目前国内丹霞研究的主要问题。其中最要紧的是，丹霞地貌的定义至今不统一。从1983年《地质辞典》首先提出丹霞地貌定义之后，不同的辞书、专家对丹霞地貌的定义达到20种以上，甚至同一位专家对丹霞地貌所下的定义在几年之间也会发生很大变化。而这些定义中的不同之处若从岩石地貌学的角度来看，是属于原则性的，各种定义彼此是不能合理共存的。

人 间 何 处 觅 丹 霞 

红色是丹霞地貌的首要特征。

这里的红并不仅指表层土壤的颜色，而是指岩石本身的颜色。简单说来，形成丹霞地貌的岩层都是偏红色的沉积岩，不论这种红色夹杂着多少种其他颜色，地学者们把这种偏红色的沉积岩层统称为“红层”。红层上所发育的地貌被统称为“红层地貌”，而丹霞地貌就是红层地貌中的一种。

丹霞地貌所赖以产生的红层，是地壳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不光是我国拥有这么多丹霞地貌区，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有所分布，只是不如我国这么集中、形态这么多样罢了。

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红层中的红色主要是由于氢氧化铁或三氧化二铁包裹在碎屑沉积岩中颗粒的外面，以胶结物的形式充填于孔隙之中，或分散于泥质的基质里。三价铁离子能够这样富集在一起，是需要干燥的氧化环境和淋溶作用的，因此，红层形成时的古气候环境应当类似于现代的热带或亚热带的半湿润半干旱气候或干湿季气候。然而也有某些权威证明，红层也能在湿润条件下形成，实际上，几乎能在任何气候环境中形成。

现实中的丹霞地貌还要丰富得多，不仅有孤峰，而且有石洞、石柱、天生桥，甚至还会发育喀斯特地貌，这些都是由当地红层的岩性以及气候环境决定的。红岩的岩性有多复杂，丹霞地貌的形态就有多复杂；相似的岩性在不同的风化环境中，也会孕育出截然不同的风景。从这个角度来看，丹霞地貌之所以受人瞩目，是有其物质基础的。

根据黄进的调查，我国的丹霞地貌分布在东北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县的牡丹江凹岸红石砬子，南至海南省琼海县白石岭，西到新疆伽师县东北的红柳台、西克尔北侧的广大地域，已经查明的有660多处。丹霞地貌所在的气候区有青藏高原半干旱区、半湿润区，中温带湿润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干旱区，暖温带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干旱区，北亚热带湿润区，中亚热带湿润区、半湿润区，南亚热带湿润区以及北热带湿润区等14个。

佛与丹霞的不解之缘 

大佛从出现伊始，就与丹霞地貌结下了不解之缘。

玄奘西行取经时经过了梵衍那国（即今巴米扬），他在《大唐西域记》中写道：“国大都城据崖跨谷，长六七里，北背高崖……王城东北山隅有石佛立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敛，宝饰焕烂……”可以想象，在夕阳晚霞的映照之下，赭红崖壁上巍峨的佛陀放射着金光的景象令玄奘觉得仿佛沐浴在佛陀的神圣光辉里，这在他的心里激起了多么崇敬的心情！ 

随着犍陀罗艺术东渐，巨佛文化也进入了中国，这些留存几千年的珍贵文化遗产，大多刻于丹霞崖壁之上。《中国宗教名胜》收入的重要石刻里有石窟160多处，分布遍及23个省区，与已知的丹霞地貌景点分布基本一致。我国现存10米以上的大佛有44座，其中建造于丹霞地貌区的就有28座，占大佛总数的63.6％。

巴米扬大佛建造时，我国北方已经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从十六国到北朝，佛教石窟发展迅速。然而，公元446年北魏拓拔焘下令毁佛的事件使佛教领袖们得到教训，他们秉着“山宇可以终天”的道理，积极献策开凿永久性石窟。于是在北魏首都平城（今大同）西郊武周寨的峭壁上，“凿山石壁，开凿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70尺，次60尺”，这五窟便是云冈石窟的第16〜20窟。这里的岩石则由侏罗纪灰紫、暗紫红色砂质泥岩、砂岩等组成。云冈五窟的开凿，拉开了中国大佛建造的序幕。

唐及唐以后的历代王朝多尊崇以红、黄色为主的暖色，佛教更以金色为西方皈依之色，如果某地的自然色彩是红、黄色系，该地就会被佛教徒认为是天赐的圣地，在这样的地方造佛像，功德最大。为便于僧俗瞻仰及施工，雕凿摩崖大佛的地方最好选在陡崖上。由于陡崖下部的廊道最能满足遮风避雨的要求，便于大型卧佛或立佛的塑造，所以，摩崖巨佛出现最频繁的地段是能够发育丹霞地貌的砾岩、砂砾岩或砂岩性红层地区。摩崖大佛不仅要造得高大，而且要精雕细刻，所以要求岩石既坚硬又细密，红色细砂岩最能满足这种需求。

如此看来，既要满足雕塑大佛的施工及长期保存要求，又要便于僧众瞻仰；既要显现宗教神秘性，又要体现封建王朝尊卑观念，满足这些条件的地貌非丹霞莫属。所以巨佛摩崖造像主要分布在丹霞地貌区。

我国的佛教摩崖造像主要集中在陇山周围、河西走廊及四川盆地这三个地区。

陇山山脉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天然屏障，天水位于陇山的南侧，这里沟壑纵横，切割破碎，黄土层下面往往暴露出红色岩层。这里的红层砂石柔韧，宜于雕刻，于是在河流两岸及冲沟断崖间有许多摩崖造像。

陇西一带摩崖造像更多，如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拉稍寺石窟。炳灵寺石窟是甘肃建造最早的石窟，位于甘肃永靖县西北约35公里处的小积石山大寺沟崖壁上，这里的山岩属于红色细砂岩，和云岗的石质硬度近似。由于当地气候干燥，石窟又位于峭壁的高处，上覆岩层往往突出如屋檐，对部分窟龛起着遮蔽风雨和防止太阳曝晒的作用，所以许多窟龛造像虽经千余年而得以相当完整地保存下来。

四川盆地四周被山脉所环绕，山前地带则广泛出露着红色岩层，其上形成了大量丹霞地貌，这些都是建造大佛的理想场所。唐朝在四川建造的大佛共有17个，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的周边，其中的乐山凌云寺大佛达到了我国摩崖巨佛建造体量、高度以及艺术水平的最高峰。

四川的石窟和摩崖造像共有125处之多，这些石窟和造像都是利用河流或其支流河谷的峭壁地形而造就的。其中不乏高于10米的大佛。大足大佛湾的地形最具代表性。大佛湾是一条马蹄型峡谷，长300米，宽约10米，两岸崖壁高40米，造像都在东、南、北三面悬崖的额状洞（由于岩层上部的岩石较硬，所以下部岩石先风化，逐渐形成了顺着岩层走向的向里凹的岩洞）里，可以防止风吹雨淋。最为巧妙的是，匠师们利用当地石质细硬、便于精雕细刻的特点，雕塑出直上云天的缭绕云烟或者顶天立地的孔雀、甚至是下垂的袈裟，用来解决龛窟支撑方面的问题。

丹霞与道教的迷离幻想 

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万物有灵及灵魂不灭的理论指导下，借用中国古代神话系统里所描述的仙境体验来建构自己的神仙世界：“贵真人之修德兮，羡往世之登仙……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楚辞·远游》）。仙人住的地方也是红色的，叫“丹丘”。

“昔涉玄真道，腾步登太霞。负笈造天关，借问太上家。忽过紫微垣，真人到如麻。绿景青飚起，云盖映朱葩。兰宫敞琳阙，碧空起琼沙。丹台结空构，炜烨生光华……”道家幻想中的神仙居处远在霞外，要过天门、紫色的城垣才能到达。宫阙居于光芒四射的丹台之上。

道教认为人间的一切都是天上的反映，所以，求道之人会千方百计在人间寻找到或制造出与理想境界相似的环境，并把那里当作修炼和得道升仙的最佳场所。

为什么道教的仙境与丹霞地貌的意境如此相似呢？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思考方式，一是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对仙境使用大量暖色调的形容词或许与创造者当时正好处在丹霞地貌环境中有关；二是后世的道家术士们依照神话仙境的模样创造了上帝居住的宫阙，又按此“蓝图”在人间寻找道场，他们发现丹霞山水景观的色彩、形态、结构以及意境，较其他岩石地貌更接近于这个理想世界。

不论当初是怎样的情形，其结果是，丹霞地貌区与道教的名山有诸多重叠，甚至道教初创时所涉及的几个道场，都清一色是典型的丹霞地貌。

江西龙虎山是道教创始人张陵最初修道炼丹的地方。龙虎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区，原名云锦山，从山名中可见当地丹崖的绚丽多彩。相传张陵在云锦山炼成九鼎神丹后，有青龙白虎绕于丹上，加之山中有峰形似龙盘虎踞，于是改山名为龙虎山。

大邑鹤鸣山的整个山形像一只正在俯冲的飞鹤。鹤喙部位是一座两水夹持的小山，其上古树荫郁，四周临溪出露高约20米的红色砂砾岩丹霞峭壁。小山前有一块高于河床的红色砂岩，它在被溪水冲来的青灰色灰岩砾石中格外醒目。这就是所谓“鹤衔丹书”的风水宝地。原始宗教中“万物有灵”的理论被道教创始者充分利用，以自然山形的象形来附会客观事件，并成功加强了宗教的神秘感。可以说，奇形怪状的丹霞地貌为道教的历史增添了扑朔迷离的气氛。

在中国的历史上，佛教与道教的名山之争一直没有中断过，但还是有许多丹霞名山保持着唯“道”独尊的局面。现在的四大道教名山（龙虎、齐云、武当、青城）中，有丹霞地貌的就占了三个。

书院、悬棺与丹霞寨子 

在丹霞地貌区中，人类活动的历史痕迹随处可见。古人把对宇宙和人生的神秘理解影射到丹霞山水间，使这些地方变成了天造地设的神坛。不仅如此，创作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佳句的中国人，也最懂得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自然山水中陶冶性情。中国文化的诸多载体与丹霞地貌结下不解之缘。

在浙江的四明山-仙居山的西南方，顺福建的武夷山脉直至江西、广东、广西之间的南岭山脉这片地域中，广泛分布着丹霞地貌，丹崖高耸、绿林上覆、曲水绕山、移步易景。

古人修建书院一定要选择在景致和意境都很美妙的地方。丹霞的清幽恰好为书院的选址提供了方便。现在著名的丹霞地貌区中还存留着许多古代书院的遗址。比如武夷山九曲溪两岸自宋代以来有据可考的书院就建了30多处；再如理学大师朱熹亲自创办的武夷精舍、“心学”大师陆九渊潜心治学的象山书院、吕祖谦约朱熹、陆九龄、陆九渊举办“鹅湖之会”的鹅湖书院等，都书写过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篇章。丹霞地貌的美为书院的存在增添了佳话，书院文化的繁荣又为丹霞地貌的外在形态投射了淳厚、理性的人文光辉。

悬棺葬是丹霞地貌中最富悬疑色彩而引人遐思的文化现象。如果说前述各类丹霞文化景观所展示的都是人类对于生的祈福和追求，那么，悬棺葬则是关乎死亡的，是人类对于往生世界的一种理解。

我国的悬棺葬历史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清，包括龙虎山在内的武夷山山脉地区的古悬棺是我国乃至世界古悬棺的发源地。有学者论证出，东南亚乃至大洋洲的崖墓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龙虎山崖墓文化的直接影响。

悬棺葬就是将死者的棺木放置在临水的悬崖绝壁上的一种丧葬形式。不同地区放置棺木的方法并不相同，或利用岩壁上的裂缝架设棺木；或在岩壁上凿孔楔入木桩，把棺木放置在木桩上；或利用天然岩洞或人工凿穴，把棺木放在洞内。棺木多为独木凿成，呈长方形，也有少数呈船形。

学者们研究发现，多数悬棺葬的礼仪中认为棺木放得越高越表示对死者的尊重，然而这些悬崖峭壁上的棺木倒底是怎样架设上去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在各类葬式中，那些利用天然岩洞放置棺木的做法似乎是最为方便的。

在众多的丹霞寨子中，重庆合川市嘉陵江畔的钓鱼城在中国历史上书写过浓墨重彩的篇章，那里被中外历史学家誉为“上帝折鞭之处”或“东方的麦加城”。而所有这些荣誉的获得，都与钓鱼城所赖以修筑的丹霞地貌有关。

钓鱼城古战场遗址位于合川市城以东5公里嘉陵江畔的钓鱼山上，钓鱼山为一处丹霞孤山，占地2.5平方公里，周长20公里，高近400米，嘉陵江与渠江环绕其南、北、西三面，山腰据险筑成两道城墙，又筑“一字城”直达嘉陵江岸，从而保持了与外界的联系。山顶地势平旷开阔，有充足的水源并开辟了足够的良田，从而即便不下山，军民也能耕战结合而无后顾之忧，据说当时山上军民多达10万人。钓鱼山的这种地势上的便利，成就了南宋军民在宋蒙战争中守城时间最长（长达36年）、对历史进程起到的决定作用最大的功绩。       

色如渥丹  灿若明霞 

1980年，陈传康提出“造型地貌”的概念，并撰写了第一篇研究丹霞地貌的构景效果及旅游开发的文章。文章论述了承德丹霞地貌形成的地质基础、地貌演化阶段、不同阶段的地貌特征与类型组合、地貌奇景的形成以及景观的开发利用。1982年他又强调了丹霞地貌、喀斯特地貌等地质地貌的构景意义等，同时创立了专门研究“风景地貌”的学科体系。从那时起，丹霞地貌作为一种独特的造型地貌受到了旅游界的重视。

另一方面，以黄进为代表的地貌学者也在不同的领域里为丹霞地貌的研究拓展空间、积累资料。1991年，陈传康与黄进一起联络和组织了首届“全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学术讨论会”，同时成立了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这是我国特殊地貌的第一次旅游开发专业研讨会，标志着旅游地貌学在中国建立。

2010年8月1日，在巴西利亚举行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以“中国丹霞”为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丹霞”是中国第四十项世界遗产代表性项目，由广东丹霞山、浙江江郎山、江西龙虎山、福建泰宁、湖南崀山、贵州赤水六处系列提名地组成。

这片在地球表面沉睡了千百万年的红色岩层，默默承受着来自地球内部与外部的各种力量，经过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之后，它们从地底升起，携带着远古的生命信息，又要经受现代改造的命运。它们在被塑造的同时，也塑造着地球。从它们身上，人类努力去读取大自然进化的秘密，并试图从中获得自身成长的智慧。丹霞地貌是这片红层生成的奇观，也可以把它看作大自然最热烈的心跳。

本文节选自《文明》2009.0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