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默立在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已经170年了。
天还没亮透，乌蒙山区的云雾便从山脚一寸寸漫上来，笼住街旁民居的檐角。两侧老房近年经过统一改造，内部更加坚挺，但外部依旧装饰着木板，保留了自古以来川南地区最常见的样式。
大约300米长的青石板路面，太多人走过，马帮、商人和边地百姓。在1935年2月的严冬，又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穿着单衣和草鞋，带着雪后的湿冷气息一路急行，来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威信县。
和从前见过的那些烧杀抢掠的队伍都不同，老百姓们发现，没人往家里闯。那些衣着单薄的战士，硬生生地顶着寒气，在扎西老街屋檐下席地而睡。街边还有积雪，第二天一早，他们主动清扫干净，还把老乡们的水缸填满。
在满街的标语和口号里，老乡们终于弄清了队伍的来历——他们是纪律严明的“红军”，“为干人（当地方言，意为穷苦人）服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威信县是其中一站。
从1935年2月4日进入威信，到那年2月14日撤离，红军靠声誉扩充了3000多人。其间，中共中央先后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就此，中央红军缩编部队、精简辎重，极大地提高了机动性和战斗力，同时成立了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下了革命的火种。
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提振了红军士气。
“扎西”在藏语中寓意着“吉祥”，彝语里，它代表着“山脚有水的坝子”。后来，因为红军的到来，“扎西”有了更多的意义。
2026年9月的扎西老街。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一挑扁担
陈天才走过最难的路，是从水田镇到大河滩，八九十里的山路走个来回，足足花了两天。
那是40多年前的冬天，40多岁的陈天才为了收集更多红军在威信的长征故事，一大早，就从自己所在的水田镇龙洞村出发了。
在中共党史上，水田是重要的地标——1935年2月5日，大年初二，在一处被当地居民称作“花房子”的老宅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遵义会议后的第一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落实了遵义会议的分工部署。
这座建于清代末年的老宅至今仍完好保留在水田，门外栽了几株桂花树，到了九月份，幽香飘悬在四周。
水田寨花房子会议旧址。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人们叫它“花房子”，是因为红木门窗上雕饰着精美的花鸟草虫纹样，在当时极为少见。它原本属于一位郑姓乡绅，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下，百姓们在红军到来之前就被“土匪”的传闻吓得逃到山上，只留下空出的老宅。
当天入夜，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博古（秦邦宪）等人围坐在八仙桌旁，最终通过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会议还研究了中央红军目前的战略行动方针及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的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随后，中央书记处立即致电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分局，要求他们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等。
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回忆过这次在水田的会议，记得在这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的“鸡鸣三省”之地住过一天，作出了重要决议。“这是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的选择。”曾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1985年撰文提到。
到会议旧址的观众，都会留意一个放有扁担和两个大箱子的房间，上面挂着牌匾：“挑起了中共革命历史的重担”。这两个铁皮挑子，是对当时交权的复刻——里面装着中央的印章、重要文件和记录，博古把它们交给了张闻天，中国革命也就此迎来了关键转折点。
在水田寨花房子会议旧址，陈列着当年装有中央重要文件、印章的铁皮挑子的复制品。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1960年，20岁的陈天才第一次听说了这段历史。那时他刚在水田参加工作，偶然读到《红军长征记》，“一下就触及了灵魂。”
“红军是为了我们穷人的部队。”陈天才看到战士们长征不怕苦、不怕牺牲，翻过一座座高山、蹚过一条条河流，来到他的家乡，“打土豪，杀贪官”，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因为那些“受贫寒”的日子，他比谁都清楚，直到86岁，依然记得一家人因为拉壮丁，被迫从四川来到云南。
他们没有房子，就住在山洞里。没有自家土地，收好的苞谷要分一半背给地主，剩下的粮食不够吃，挨饿是常事。有时，他们还会被土匪抢劫——9岁时身上唯一一件布衣，就是被土匪扒了去。很小的时候，陈天才就要背煤炭卖、打短工。学杂费要3毛钱，尽管他成绩好，也因为交不起钱，最终只读了三年书。
“我们不能忘本。”从1960年起，陈天才一边在生产队工作，一边寻访水田各地的长征故事，但凡听说哪里有老乡见过红军，都要聊上几小时。
时间久了，记录就成了习惯。常年在他身边的“老伙伴”，是一支蓝色钢笔和一本硬壳笔记本。
他记下了红军坐筏子、一个跟着一个过河的场景，记下了红军喊老乡“老板”、请他们带路的经过。有的老人到了八九十岁，依然记得自己还是少年时，红军给带路的自己盛了一大碗饭，还舀了肉，给了银元，和气地叮嘱他要好好搞生产，不要干坏事，等他们回来分房子和土地，让他们有衣穿，有饭吃。
陈天才整理的红军故事。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到了1984年，陈天才调任水田乡政府文书，下乡走访的机会多起来，他走遍了当地近百个村民小组。也是在这段时间，他决定走得再远一点，和当年红军的路线一样，往石坎子、大河滩方向去。
3000多名战士
穿着胶鞋，带着干粮、笔记本和钢笔，40多岁的陈天才出发了。
40多年前，红军也是在这样的冬天，在云贵高原的高山峡谷间，沿着蜿蜒陡峭的山路艰难行进。
大山峻美，却也危险，地面都是沙土，稍不留意就有滑倒的可能，还要随时提防山上的落石。穿着胶鞋尚不好走，何况是红军战士当年手编的草鞋。有位老乡给陈天才讲过，那时的山路，全部是宽不足30厘米的泥滑小路，刺草丛生，1.5公里的路程，穿着草鞋的战士们，走了足足两小时。
现在，这些泥泞的土路已经改换成了硬化路，村与村、户与户、山与山，联结变得更加紧密，从前出山只能靠腿，现在至少一半的村民有了摩托车和汽车，陈天才家的房子，土墙也换成了砖墙。
从陈天才家出发，车程不到10分钟，就能看到龙洞村在旧址房屋基础上修缮的民宿酒店和咖啡馆。明亮的大扇玻璃窗对面，是挂着植物的崖壁，云雾在谷间翻涌。这里原本只是猪圈、牛圈，周围多悬崖峭壁，山路难行，但如今，曾经困住村民的险地，正成为新的乡村旅居目的地，带动了4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威信水田龙洞村咖啡馆窗外。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用了一天时间，陈天才终于抵达了大河滩庄子上，见到了红军在威信的第二处会址。
那也是当地一位姓王的乡绅的老宅，修建于1835年。和在水田一样，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中伤，不知情的百姓为了躲避部队，逃到了山上。
老宅成了空宅，却也成为历史的又一地标。
1935年2月6日至8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审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13000多字，包含了14个方面的内容，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批判了分兵抵御、短促突击的错误战术，确立了集中兵力、运动战各个歼敌的正确战术，确立了敌变我变、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扎西会议纪念馆保留了这份《决议》的影印件，在《决议》最后，张闻天写道：“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之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决议。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中写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大河滩庄子上会议旧址。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这些重要议程，18岁的当地人刘光荣并不清楚。
当年，父亲用一个箩筐，把他和兄弟姐妹从四川挑到云南威信石坎村（现为石坎社区）来，吃不饱、穿不暖。他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那支本以为是“土匪”的部队来了这里，反而为老百姓砍柴、挑水。这些人不进老百姓的屋里，天寒地冻的2月，他们只在屋外地下睡，跟其他的军队不一样。
“他们说，我们是为老百姓打江山的，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参加。”刘光荣给儿子刘明强讲过这段经历，他被战士们的纪律性、热情和作风感染，跟哥哥刘光银一起，在1935年2月加入了红军。
在威信县，还有3000多人和刘光荣兄弟一样加入红军队伍。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勤告诉新京报记者，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人同时报名参军。
“红军到每一个地方，都会做好宣传工作，最典型的就是沿路书写很多标语。老百姓看到这支部队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处境再困难，买东西也会留下银元，不管走到哪里，都会给老乡打扫院子、挑水。当时我们这些地方，很多人都遭受过地主欺压，但参加红军，就能吃饱饭。”李勤介绍，1935年，距离设立威信县不到一年，全县只有几万人，有3000多人参加了红军，最后大多牺牲在长征路上。
当地至今还流传着红色歌谣《长征歌》，陈天才知道，刘光荣也知道。
扎西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吴涛记不清为参观者演唱过多少次了，站在3000多名红军战士的姓名墙下，她眼眶湿润，唱起了熟悉的山歌调子：“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集结扎西期间，用真情和行动唤醒劳苦大众，威信3000多名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他们的名字留在扎西会议纪念馆。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一次又一次战斗
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各军团相继完成在扎西地域的集结，中央红军大部队到达威信扎西镇。
红军进入威信县前，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记载，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然而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威信集结休整。
李勤告诉新京报记者，之所以选择威信县，也是因为当时威信县的国民党力量相对薄弱，又处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山高林密，方便隐蔽。
1935年2月9日，在当时的县城扎西镇，首长们又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地点就选在扎西老街旁的江西会馆。
这是居住在威信县的江西籍人士于清朝在咸丰、光绪年间两次筹资修建起来的，是当地集会、商贸、文化娱乐的活动场所。如今，根据警卫员的回忆，这里重现了当年居住和会议的布置。
扎西江西会馆旧址。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根据毛泽东的重点发言，会议提出了“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十二字方针，决定精简缩编中央红军，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牵制强敌，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行动，研究了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等问题。
此后，中央红军分兵两路，回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击溃黔军犹国才部，于1935年2月20日全部渡过赤水河。2月25日至28日，中央红军奇袭娄山关，乘胜追击重占遵义城，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那时，刘光荣也跟着队伍，一路到了娄山关。
这次战斗让他险些牺牲——敌军一枪一枪打过来，他眼疾手快，一个跟斗翻到田坎脚下，栽在那里不敢动弹，对方看他是个小孩，没再继续攻击，让刘光荣捡回一条命，但他所在的连队损失惨重，只剩下三个人，哥哥也和他失去了联系。
因为和大部队走散，刘光荣只得一路乞讨，回到家乡，之后又加入镇雄县母享游击支队继续革命。直到1940年，游击支队在与敌军交战中伤亡惨重，彻底解散，刘光荣再次幸存下来，回到家中。
这段经历，他很少提起，只有在晚年被人问到，才会讲自己如何日夜兼程行军赶路，如何在危险的雪山草地一个人牵着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前行，怎样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活下去。
刘光荣的孙辈记得，爷爷讲过，当时他们只有一套衣服穿，无论晴朗还是暴雨。烤火的时候抖落衣服，虱子也跟着往下掉。
刘光荣的孙子展示刘光荣旧照。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刘光荣1940年回家后，一直务农，直到2018年去世，享年101岁。
大约在刘光荣80多岁的时候，孙子曾带他去了趟昆明。那时不像现在通了高铁，只能坐十几小时的汽车，一路颠簸到省城，但孙子记得，爷爷兴致很高，他们看了高楼大厦，看了飞机、铁路、立交桥。
一颗火种
60多年过去，陈天才整理出了40多篇红军在威信的故事，如今，那些见过红军的讲述者，大多已不在世上。
86岁的陈天才展示自己整理的红军故事和旧照片。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陈天才会反复提起最让他心碎的两段故事。一个是掉队的红军被匪部抓住后残忍杀害，赴死前还在高喊“红军万岁”；一个是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队员牺牲在水田。
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是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留下的一支重要游击武装，它的前身是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后来与黔北游击队等合编，在川滇黔三省边区坚持斗争多年，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北上和建立游击根据地。
据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勤介绍，当时战士们都知道，长征虽然行军艰苦，但还有一线生的希望，留下来就意味着牺牲。这个猜测后来也得到了证实——纵队司令员王逸涛叛变，导致80多位战士牺牲，敌人割下他们的头颅沿街示众，当中就包括中共川南特委书记、纵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徐策。
徐策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红三军团第六师政委，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任红三军团五师政委，牺牲时只有33岁。
熊正林见过徐策，在自己来到人世的第一天。
2026年9月，91岁的熊正林（右）和侄女熊玲回忆棉被的故事。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1935年2月7日，威信县旧城天蓬寨上河村下起大雪，徐策所在的红三军团五师一部在叙永清水河击退川军堵截之后，由天堂坝翻越山岭进入威信县境，行到上河村，天色暗下来，突然听到不远处有妇女在呻吟，走近才发现，草棚里是一位正在生产的苗族女人，身上衣衫单薄，冷得蜷成一团，身下只有一床破烂的羊毡被子。那个刚出生的小婴儿，就是熊正林。
后来才知道，当地老百姓受国民党反动派反面宣传的影响，听说红军要来，早就带着家里值钱的东西，跑到山上藏起来，只剩下行动不便的孕妇。
看到这些，徐策立刻安排卫生员照顾这对母子，烧水熬粥，再将自己的棉被取来。
现在，整理好的棉被就收藏在扎西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吴涛说，当初，徐策的警卫员并不情愿拿出被子——这是首长唯一的被子。徐策发觉后严肃地说，相比自己，这对母子更需要。他为他们盖好棉被，留下几天的粮食，部队才匆匆向扎西方向开进。
1935年2月，徐策送给熊正林家的棉被，被保存在扎西会议纪念馆。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这床被子，陪熊正林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冬，也见证了他结婚生子，走过人生一个又一个重要阶段。坏掉了，就用棉布缝起来继续盖，直到不能用为止。
每次提起这床被子，侄女熊玲都记得大伯脸上不一样的神采。“大伯说，‘我妈妈说不了汉话，但他们还是把被子给了我妈妈。’”
今年熊正林91岁了，坐在新房前的椅子上晒太阳，面前是当年红军走过的小路。草棚在新房上方的山腰，大概10分钟车程，后来改建成了瓦房，2024年熊玲再去时，那里已经有了硬化路。
1935年2月，红军曾走过熊正林家门前，现在土路已经修成硬化路面。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随着年龄增大，熊正林的语言功能也在退化，口齿含混，但看到熊玲，还是像从前一样，问起被子的情况。
“还在吗？”听到侄女回答“还在”，他浮起笑容，一下就提起精神来，但直到今天，他都不知道，送来这床被子的年轻红军叫徐策，见面的5个月后，便牺牲在这片土地。
徐策牺牲后，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主体仍坚持战斗，直到1937年1月，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牵制打击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安置保护好伤病员，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艰巨任务。
做了6年讲解员，吴涛无数次被这段历史和留下坚守的勇气打动。很多时候，参观扎西会议纪念馆的游客，都更愿意关注红军长征的主力部队，但在吴涛心里，这些留下来的战士同等重要。她想方设法地让讲解词更有吸引力，打比方、讲故事，希望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对历史不甚了解的人，都能在她的讲解中有所收获。
而这些故事，也被陈天才带回了家。
退休后，他有了更多时间。他把草稿按照时间顺序，仔仔细细地誊到新的便笺纸上，手绘了封面，自制了目录，不认得的字就查字典，写错了就重来。
“我加紧学文化，让后代人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新京报记者 左琳
编辑 彭冲 校对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