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早在新中国诞生前，高瞻远瞩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思索党在胜利后如何不重蹈历史王朝覆辙的问题。其中有过三次“重要对谈”，分别是毛泽东1944年与郭沫若的“甲申对”、1945年与黄炎培的“窑洞对”、1949年与周恩来的“赶考对”。
党史学家石仲泉分析，从“甲申对”到“窑洞对”，再到“赶考对”，讨论的问题是一个，以李自成农民军和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典型“周期率”为史镜，共产党绝不能再重蹈覆辙，成为“20世纪的李自成”。
三次对谈，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忧患意识和自我革命勇气。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心存忧患、勇挑重担，才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甲申对，以史为鉴的警醒——
“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
重庆沙坪坝大学城西科三路，一座巴渝风格四合农家小院保存至今。1944年春，历史学家郭沫若正是在这里完成了《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距崇祯自缢、明朝覆亡整整300年。应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之约，郭沫若撰写了近两万字的《甲申三百年祭》，送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审阅后，于3月19日至22日在《新华日报》连载4天。
郭沫若根据确凿史实，深刻分析明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已腐败不堪”，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首领人物的功过是非作了客观评价，指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实行“取天下以人心为本”的结果；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胜利以后骄傲腐化、失去人心。
文章刊载后，国共两党态度迥异。
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抨击《甲申三百年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叫嚷要“共同纠正这种思想”。陪都重庆的一些报刊也攻击《甲申三百年祭》，辱骂郭沫若是“敌人的第五纵队”。
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延安，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青睐。他特别看重《甲申三百年祭》最后一部分，即关于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由于骄傲腐败导致失败的过程。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运动总结的《学习和时局》报告时，历数党的历史上4次因骄傲而吃大亏的教训，强调“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几天后，《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
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全军认真学习该文，明确要求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通知下发后，各根据地大量翻印《甲申三百年祭》，掀起学习高潮。
1944年11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这一对谈被后世称作‘甲申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王光鑫说，毛泽东向全党推荐《甲申三百年祭》，其用意就是要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不因功绩而自满、不因安稳而松懈”的精神状态。
窑洞对，探寻新路的回答——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陕西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毛泽东旧居，墙上悬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1945年7月1日，他到机场迎接前来考察的黄炎培一行时的情景。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这也让民主爱国人士忧心忡忡。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
延安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新鲜，黄炎培记述道：警察是没有见过。游民，他们叫作“二流子”，也绝对没有的。标语很少，或者竟可说没有，有的是街上宣传小品。不论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着十足的朝气……
其间，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家中做客，在窑洞中长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考察了几天后有何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一席诤言，毛泽东略作沉思后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黄炎培事后写道。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次谈话，当时中共方面并没有公开。1945年7月5日黄炎培回到重庆后，友人纷纷登门打听延安情形，黄炎培认为有必要把在延安的经历如实报告给大家，于是闭门谢客，由他口述、夫人姚维钧执笔，把所见所闻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延安归来答客问”，回答了延安之行的动机、去延安的名义、对大局的看法、对延安的观感、延安的政治作风、与中共领导人谈话的经过、国共合作的前途等10个重要问题；第二部分是在延安五日所写的日记；第三部分是访问延安有感而作的《自重庆之延安》《延安去》两首诗。
考虑到把书稿送国民党当局审查，很可能会被扣押，黄炎培果断决定直接交由重庆国讯书店付印。1945年8月，这本32开74页的小册子出版发行，初版2万册，几日便销售一空，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黄炎培在书中赞誉道：“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次对谈被后世称为“窑洞对”。“窑洞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深深镌刻在历史年轮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时时自警自省的一面镜子。
赶考对，执政前的誓言——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太行东麓，滹沱河畔。河北石家庄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上，“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八个大字熠熠生辉。1948年5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进驻西柏坡，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共领导人却异常清醒。
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时说：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在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分析了因为巨大胜利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全会上，毛泽东还给各级领导及党员，同时也给他自己，定下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他对周围同志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就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进入北平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离城区有一定距离的香山住了半年。有一次，毛泽东要见民盟领导人张澜，找了半天没找到一件新衣服，只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当警卫员埋怨这是穷秀才进京赶考时，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反腐败斗争，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在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今天，我们仍走在“赶考”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