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成

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很多因为过于耳熟能详，而被认为平淡无奇以致忽略了其艺术造诣。然而，伊索寓言的审美背后，是古代世界智慧文学的传统。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传教士-西方文学翻译-革命-语言”的嬗变之旅。

智慧文学是一种普世现象，以寓言或格言的形式广为流传。古埃及的智慧文学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700多年前，两河流域和古希腊也有自己的智慧文学，随着西亚、北非地区考古的发现，大量具有智慧主题的文献被发现。

古希腊寓言大师伊索与我国思想家孔子差不多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伊索大约要比孔子年长六七十岁），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东西方智慧几乎同时成熟、结出硕果的“轴心时代”。

伊索及其寓言诞生以来，历史上屡有记载。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告诉我们，伊索曾是萨摩斯人雅德蒙的奴隶；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曾在作品中提及伊索被德尔斐人诬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也曾出现伊索的名字；公元一世纪的罗马思想家普鲁塔克和三世纪的作家第欧根尼有伊索生平的记述；公元四、五世纪《伊索传》编成……

相比这些关于伊索生平的记载，《伊索寓言》早在公元前四至三世纪之交就开始成书，那就是雅典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编辑的《伊索故事集成》（已佚），此书收集近二百则寓言，其中既有伊索的作品，也有“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后来随着伊索的名字广为人知，“人民群众寓言”也归入他的名下，“伊索寓言”不胫而走，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至今差不多已家喻户晓。

何以智慧：

从动植物到事物的来龙去脉

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很多因为过于耳熟能详，容易被人们认为平淡无奇而忽略了其艺术造诣。事实上，伊索寓言的审美背后，是古代世界智慧文学的传统。

伊索寓言中写到的很多动物（有人说伊索寓言里聚集了古希腊几乎能见到的所有动物，虽有夸张之嫌，但也说明描写动物之多），不但都有“故事”，有些还饶有趣味，发人深省，可见作者的见多识广和古希腊人生活的丰富。其中提到的鳁鱼、冠雀、鱼狗（鸟）、穴乌，甚至金枪鱼等动物，虽已过去两三千年时光，但至今读来仍充满新鲜感。

不仅动物，伊索寓言里的植物也都会说话。中国古代寓言里也有动物开口的，但似乎没有伊索寓言那么普遍，《庄子》里似有几处，但主要是“借喻”，没有作为“主人公”被赋予独立的性格特征。相比之下，伊索寓言的动植物则是完全的“拟人”：一方面，动植物是人的替代，行为举止都是人的方式，另一方面，又十分符合动物的习性和生活情境。

不但如此，伊索寓言中有些篇章单独拿出来也不影响其完整性，可以作为散文诗来读。如《伊索在造船厂》，写造船厂的工匠嘲笑伊索，故意激他答话。伊索便说：上古时候，一片混沌，到处是水；宙斯想叫土元素出现，便吩咐土吸三次水。土开始吸水，第一次吸，露出了山峰；第二次吸，现出了原野；伊索接着说：“如果土遵照宙斯的意旨吸第三次，你们这点技术就没用了。”寥寥数言，不但再现了一幅“创世纪”的图景，还留下了悬念，今天的诗人恐怕达不到这样的手笔。

伊索寓言与古代世界通行的寓言文学基本属性一样，会在每篇寓言的结尾带出结论，点明所寓之意，达到“启发人认识事物，掌握某种道理，从而增进智慧”的目的。

如《骆驼》中主人强迫骆驼跳舞，骆驼说：“不用说跳舞，我连走路的样子也不雅观。”是说要发现事物的真正长处所在，不能强人所难。《寡妇和母鸡》中有个寡妇看见自己养的母鸡每天下一个蛋，便以为如果多给鸡喂些饲料，就会多下一个蛋，结果母鸡长肥了，一个蛋也不下了。是劝勉人们不要贪得无厌，否则会连原有的一起丧失，与中国人讲的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道理相似。

与这些贴切的结论相比，有的结论乍看似乎扯得有点远，“道理”讲得有些勉强，甚至给人以“这是哪儿跟哪儿呀”之感。但若细思，正反映了伊索性情中“稚拙”的一面。

在中国：

从传教士到西方文学翻译

在中国，人们对伊索寓言的传播也早有研究：1927年2月，周作人在上海北新书局重加编订出版的随笔集《自己的园地》“茶话”一辑中，增补了《明译伊索寓言》《再关于伊索》两篇关于伊索及其寓言的文字。

其中，前者《明译伊索寓言》从“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书不知始于何时”开始谈起，讲到“后来在东京上野图书馆见到一八四零年在广东出版的《意拾蒙引》，才知道还有更早的文学书译本。这《意拾蒙引》就是伊索寓言四个字的别译，当时看过作有一个简要的解题，可惜这本笔记于移家时失落……”

再后来“据新村出氏《南蛮广记》所说，明末也有一种伊索汉译本，特巴克耳的《耶稣会士著述书志》内金尼阁项下有这样一条：‘况义（金尼阁口授、张赓笔传，是最早专门介绍翻译伊索寓言的集子）西安府，一六二五年，一卷。’这一部书当时似曾通行于中国日本，但现已无存，新村氏只在巴黎图书馆见到两本抄本，详细地记在《南蛮广记》里边。金尼阁是比利时人，著书甚多……他又为第一个见到景教碑的西洋人，时在一六二五年，与《况义》成书之年相同，而笔述的张赓似亦即发见景教碑的保罗张赓虞，觉得非常巧合。”

后者《再关于伊索》介绍《意拾蒙引》出版后的一则轶事，即被一大官“对号入座”而将之列入“违碍书目”，并称此事得之于英国约瑟雅各的《伊索寓言小史》。都可见《意拾蒙引》出版以来并非默默无闻，在中西读者群中都有影响，甚至颇“有名”。

其实，在1625年《况义》成书之前，伊索寓言就已传到中国。据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戈宝权考证，第一个介绍伊索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时间在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他用文言作《畸人十篇》，其中三四篇是伊索寓言的译介；1614年，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的文言著作《七克》中也有伊索寓言五六篇。此后才有《况义》和《意拾蒙引》（根据周作人解释，“意拾”与“伊索”都是根据原名的拉丁文拼法用英文音译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刊登的金国平《西学东渐：从<依湿杂说>到<伊索寓言>》一文，论证了《依湿杂说》并非道光十七八年（1837年-1838年）出版于澳门的一份杂志，而就是《伊索寓言》。

1838年，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现代汉语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1833年由传教士郭实腊创刊于广州）上已有关于《伊索寓言》在广州翻译出版情况的报道。

1860年香港英华书院出版《汉译伊索普谭》、1888年张赤山在天津时代报馆印行《海国妙喻》都是伊索寓言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足迹。

“伊索寓言”在中国的正式定名，始于1902年出版的林纾和严复严璩父子合译的《伊索寓言》。此后，现代译本甚多，乃至周作人于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译伊索寓言集》及该社现在通行的罗念生、王焕生、陈洪文、冯文华合译本（1981年初版），都沿用这一名称。

值得一提的是，大藏书家、作家叶灵凤对伊索寓言在中国的流传也极为关注，连续写下《关于<伊索寓言>》《寓言家伊索的故事》《伊索的相貌和他的画像》《明译本的<伊索寓言>》《伊索本人的轶事》（这几篇都收入大陆版《读书随笔》第一集）和《伊索和女主人的轶事》《没有教训的<伊索寓言>》（这两篇收入《北窗读书录》）等文章进行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于1959年和1980年分别演出了巴西著名剧作家吉列尔梅·菲格雷多创作的话剧《伊索》，并于2009年出版了《<伊索>的舞台艺术》一书。

2014年，作为上海大学出版社“近代名译丛刊”第一辑的重要内容之一，《伊索寓言古译四种合刊》出版，分别是：《况义（附况义补）》《意拾喻言》《海国妙喻》《伊索寓言》，每种前都有编校说明，介绍译本源流，对那些有意系统了解《伊索寓言》在中国传播译介的读者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名人引用：从革命到语言

《伊索寓言》因其形象生动和富于哲理，自诞生之日起就对世界各地的读者构成一种悠久、甚至永恒的魅力，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可从中汲取他们需要的智慧：不但莎士比亚、拉·封丹、莱辛、伊万·克雷洛夫都曾借用过伊索寓言，近代以降直至二十世纪，仍有作家在文章中提到和引用伊索寓言。

伊索出身于奴隶，所以对统治者、有钱人的贪婪、自私、狠毒及其下场有很多嘲讽，这种《伊索寓言》中蕴含的对压迫剥削的反抗精神，使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喜欢引用伊索寓言。马、恩著作中对《伊索寓言》的引用有七八处之多。在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虽然反对“言必称希腊”，但也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引用了《农夫与蛇》的故事。

1993年，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在瑞典皇家学院发表的演讲中，莫里森女士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个老妇，是个盲人，却很有智慧，一天，一伙年轻人想揭穿老妇其实并无过人的洞察力和智慧，便走到她面前。其中一个问道：“老妇人，我手里握着一只鸟。告诉我它是活的还是死的。”老妇没有回答，任凭年轻人反复追问，老妇一直沉默，直到年轻人都笑了，她才开口，声音柔和而坚定：“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握着的鸟是死的还是活的，但我知道它是在你们手里握着。”

这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同样出自《伊索寓言》中《好恶作剧的人》：有个好恶作剧的人同人打赌，要向他证明德尔斐神示是假的，到了约定的日期，他手里攥着一只小麻雀，藏在衣襟底下，走到庙里，站在神前面，问他手中拿着的东西是活的还是死的，他的意思是，如果神示说是死的，他就亮出活的麻雀来，如果神示说是活的，他就捏死了再拿出来，神看透了他的坏心计，说道：“朋友，算了吧！你手中的东西是死是活，全在你。”

伊索寓言的结论是：神是不可亵渎的。藉着伊索的寓言，莫里森在演讲中引申说：“一直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是去思考被人握在手里的鸟象征着什么。”并说她愿把那只鸟看成是语言；无疑她是崇尚一切有创造力的语言、活的语言，反对一切扼杀创造力的、死的语言，“文字工作是高尚的，因为它具有生命力；它能创造出新意，以维护我们人类不同于其他生命的那种差异”。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5.0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