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何瑜

清代园居理政在认同、钦慕、重塑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持续百余年的康乾盛世，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多、行政疆域最辽阔的、统一多民族的大中国。

时代呼唤：

统一多民族国家与归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夏商周时形成的诸夏（华夏）族，本是黄河中下游流域大小氏族和部落的集合体；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楚、燕、韩、赵、魏、秦各国，也是各自吞并与融合周边少数民族而形成的。秦统一后，北方的匈奴、鲜卑、突厥及逐步形成的蒙古族，东北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及后来的满族，西南羌族等少数民族所形成的藏族，以及今天的新疆地区，并不在其统辖范围之内。

所以，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史，一直面临两个突出现象，一是北方鲜卑、契丹、突厥、回鹘、党项、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之间，不断地冲突、融合；二是强大后的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地进入中原，与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民族发生激烈冲突，相继诞生过北魏、西夏、辽金等疆域辽阔的王朝。

17世纪初叶，早期西方殖民势力环绕中国之际，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大中国的兴建和巩固成为时代性的呼唤。然而，谁能担此重任呢？

对汉族来说，汉以后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观念，主张将蛮荒之地的四夷之人置之化外，力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在保证天下秩序稳定和华夏文明优势的基础上，争取“以夏变夷”，所以很难想象汉族统治者会主动接纳“化外之人”。

对北方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来说，要想征服和统治文明程度高于自己的、以汉族为主的中原人民，必须有“大中国”的观念，同时具备三大条件：慑服北方各民族，达到北方区域的一统；征服中原之后，善于学习儒家文化和制度，“以汉治汉”达到中原地区的稳定；始终保持自身的军事与政治实力，既能震慑中原尤其是江浙的汉民族，又能征服周边少数民族的反抗。清朝入关后，经过顺、康、雍、乾四帝，历时一个半世纪的苦心经营，满洲统治者终于做到了上述诸点。

康熙帝曾总结说：“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溯至汉、唐、宋，至明，历代俱被其害，而可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雍正帝也明言：“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

但真正解决蒙古各部的“归心”问题，实际是在乾隆两次“西师”，征服蒙古枭雄准噶尔，彻底解决蒙古的精神家园——西藏问题之后。所以乾隆一朝的“十全武功”里，有七次都与蒙古和西藏有关，即两次平金川、两次平准、两次抗击廓尔喀以及回部之役。无怪乎乾隆帝在《南巡记》中总结其即位五十年来所做两件大事：一曰“南巡”，二曰“西师”（实际上还应该包括北狩）。

政治：

从“正大光明”到“天下一统”

圆明园四十景中，排在首位的是“正大光明”。此为圆明园正殿，殿额为雍正帝所题。“正”就是“政”。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汉书·董仲舒传》中亦载：“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乾隆帝有《上元后日小宴廷臣即席得句》诗一首：

积素西山近宇晴，需贞启正大光明。

无偏极建福时敛（正），顺应物来量始宏（大）。

利用国观惟俊吁（光），自呈鉴照待群情（明）。

三朝家法传四字，奕叶肯堂奉永清。

并自注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为世祖御书，景山观德殿正大光明匾额为皇祖御书，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额为皇考御书。余于热河之勤政殿，亦谨遵家法，敬书四字悬之殿中。圣训绳承，实我国家万年所当奉为法守也。”

出身“夷狄”的清朝统治者入关后，清廷进一步怀柔蒙古诸部，使之防备朔方，变九边为内地，正如康熙帝所言：“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不仅推翻了内中华而外夷狄的中外大防思想，也使传统的天下观得以彻底改变。其后，雍正、乾隆二帝又将这种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进一步丰富完善。

清朝统治者这种大一统观念，在皇家园林中多有反映。如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之北的“九州清晏”，作为园中规模最大的建筑群之一、帝后游息之所，乾隆帝在诗序中表达了对它的某种寄顿：“前临巨湖，渟泓演漾，周围支汊纵横，旁达诸胜，仿佛浔阳九派。邹衍（战国时期哲学家、阴阳学派代表人物）谓裨海（小海意）周环为九州者，九大瀛海环其外。兹境信若造物施设耶”。

如果说“九州”代表古代中国，那么“万方安和”中的“万方”就是清帝心目中的四海与天下了。“万方安和”是圆明园里的一组水景区，湖上筑有“卍”形建筑，以其谐音象征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德被四海、万邦来朝，正如乾隆帝诗云：“作室轩而豁，当年志如何。万方归覆冒，一意愿安和。”

乾隆十九年（1754年），避暑山庄丽正门改建，其匾额用满、蒙、汉、维、藏五种文字题写（今仍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圆明园正觉寺建成，门外檐额亦为满、蒙、汉、藏四种文体（今仍存）。其目的都是“以昭国家一统同文之盛”。

军事：

从“满洲骑射”到“国家振兴”

满洲统治者在认同汉文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不易的就是满洲骑射传统。入关后，清廷将狩猎作为一种典制，订立了“大狩扈从例”，每三年举行一次演武大典。顺治帝告诫满洲官兵：“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到康熙一朝，康熙帝在强调“骑射乃我国家振兴要务”的同时，一方面在南苑举行了132次围猎阅武活动；一方面开辟坝上围场，形成了清代大规模的木兰秋狝大典。

除南苑阅兵与木兰秋狝外，清帝传承家法、重视武功骑射等，在三山五园中亦表现得非常突出。如康熙皇帝就曾于畅春园大西门，频繁地举行步射骑射演练。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朝鲜使节还应邀参与畅春园附近的御前校射。乾隆时期圆明园出入贤良门外、山高水长楼前，嘉道时期绮春园含辉楼南等地，均是阅视皇子、王公大臣及侍卫等骑马射箭的地方。

最应该提及的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始，在香山静宜园外建立的八旗健锐营（时称云梯兵，翌年一次金川战役后，扩建为健锐营），掌印大臣多为皇帝亲信的王公大臣，官兵四千有余，平时负责扈从清帝、保卫三山五园；有事则听从调遣，为八旗精锐。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万寿山昆明湖建成后，乾隆又仿汉武帝昆明湖操演水战，成立健锐营八旗水师。从天津、福建水师营中选拔教练把总十人、水手百一十人。健锐营自成立后，乾隆、嘉庆、道光三帝都十分重视，先后诣香山阅武楼检阅该营官兵达22次。

另据有关专家统计，在健锐营存在的160余年里（1748年-1911年），从中走出的正二品以上清军将领就有66人，称得上清代八旗的“黄埔军校”；香山致远斋，也成了清廷内外战争的“指挥部”之一。

八旗健锐营先后参与平定四川大小金川、新疆大小和卓之乱；反击缅甸犯滇、廓尔喀侵藏之战；剿灭台湾林爽文、川楚白莲教等农民起义；后又参加抗击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斗，为大清王朝、也为多民族统一的大中国做出了贡献。2006年，位于北京海淀的健锐营演武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外交：

从“交通天下”到“觐见年班”

“南不封王，北不断亲”，是有清一代的家法和传统政策。尤其是笼络蒙古诸部的“北不断亲”更是自努尔哈赤以来便成规模：努尔哈赤时同科尔沁部联姻十次，皇太极时同科尔沁部联姻十八次。

入关后，始于顺治五年（1648年）、至乾隆时典制完备的“年班”制度，则把清廷与周边少数民族首领之间的关系维系得更为紧密。时蒙古各王公首领及回部伯克、四川土司、蒙藏喇嘛等，各按人数多寡编定若干班次，每年年节时轮流入京朝觐。清廷除供给路费、廪饩及赏赉外，例与内地王公等一体朝会宴飨，并于除夕到元宵节前后在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等处赐宴数次，典礼极为隆重，康熙帝曾不无得意地说：“柔远能迩之道，汉人全不理会。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

在认同蒙古民族和蒙古文化的同时，自努尔哈赤始，历代清朝统治者对藏族和喇嘛教就非常重视。《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乙卯年（1615年）四月，始建佛寺及玉皇诸庙于城东之阜。”

清前期统治者对于达赖、班禅倾心归向清廷极为重视，礼遇超常。如顺治九年（1652年）十二月十五日，顺治帝于南苑接见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并赐座赐宴，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正月三十日，康熙帝在畅春园册封班禅五世罗桑益喜为“班禅额尔德尼”，照封达赖喇嘛例，给以印信。从此确定达赖与班禅转世，均须清廷册封。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六世班禅罗桑巴丹益西获准抵达承德避暑山庄，为乾隆皇帝祝寿。清廷为此“吉祥之事”隆重接待，除赏赐大量金银、玉石、珐琅、绸缎及频繁宴赏外，还先后为其兴建承德须弥福寿庙，在京师修缮黄寺和圆明园清净地，于香山静宜园兴建宗镜大昭庙，并派皇子专程陪伴其游览圆明园、清漪园及紫禁城、西苑等地。

直到清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初六日，光绪帝病逝前十四天，仍不忘家法，在西苑紫光阁赐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初九日，奉皇太后复接见之。初十日，加封达赖喇嘛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赏廪饩银一万两。

经济：

从“问农观稼”到“夯实国力”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随着后金迁都沈阳，满洲社会逐步由奴隶社会步入封建社会。努尔哈赤等满洲贵族亦开始注重农耕文化，皇太极也曾明谕：“五谷乃万民之命所关”“厚生之道，全在勤治农桑耳”。

康熙帝曾强调：“盖农者所以食也，桑者所以衣也。农事伤则饥之原；女红废则寒之原……故曰，农桑王政之本也。”故而对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经济措施十分重视；并身体力行，躬耕稼穑，不仅在西苑丰泽园、西郊畅春园、塞外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内“亲御耒耜”，而且在畅春园颁布了影响清朝二百余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制度。雍正帝亦效仿父亲的做法，在圆明园内广辟稻田、菜圃，建有“观稼轩”“稻香亭”“耕织轩”“学圃”“田子房”等一系列突出农业景观的楼台殿阁。

乾隆即位后，继承和发扬乃祖乃父重视水利与河工等事关农业命脉问题的传统，如六次南巡中五次阅视河工、四次阅视海塘，对河工海塘的修治成功作出贡献；修建清漪园时，扩建瓮山泊为昆明湖，“新湖之廓与深，两倍于旧”，并加筑东堤拦蓄玉泉山诸水，形成一个可调节的大水库，经长河入京师，使“昔之城河水不盈尺，今则三尺矣”，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漕运和京城用水问题。同时，乾隆帝在圆明园、静明园、畅春园等皇家园林内外广种稻田，重农观稼。

嘉庆三年（1798年），已是耄耋之年的乾隆皇帝仍念念不忘雨水与农作。是年上元节刚过便到玉泉山龙神祠祈雪；以春雨不足，三月初五谷雨，复至玉泉山龙神祠祈雨；三月十一日再诣黑龙潭祈雨；三月十三日，又赴清漪园广润祠祈雨，并赋诗：“五谷本来赖天佑，一心惟是念民劳。虽曾霡霂非沾足，虔叩忧霖惕染毫。”对一位八十八岁的老皇帝来说，能做到这一步，不能不令人感佩。

嘉庆十二年（1807年），嘉庆帝作《多稼轩》：“御园多弄田，观稼盼甘雨。知依穑事先，深意仰皇祖。”并注释说:“我皇祖念切民依而置此轩，我皇考肯获惟勤，常时省览。予习闻彝训，式谷是思，能不于粒食之源，亹劭农重谷之家法乎！”嘉庆十八年（1813年），嘉庆帝命人在绮春园西南隅建立惠济祠与河神庙，每年春秋二季照万寿山昆明湖、玉泉山龙神祠一体致祭，祈求上天“德施功溥”“永佑安澜”。

清帝园居理政中，不仅随时可问农观稼，“至若凭栏观稼，临陌占云，望好雨之知时，冀良苗之应候。则农夫勤瘁，穑事艰难，其景象又恍然在苑囿间也”。而且在往返紫禁城与畅春园、圆明园，京师与避暑山庄，以及三山五园之间的途中，亦“循视农桑，周咨耕耨”。这在乾隆帝的御制诗中随处可见，如多首《西直门外》诗中即有“合在宫中养体志，还从郊外验耕耘”“为修夏礿法宫旋，徐步轻舆阅大田”等。

乾隆在位期间，不但轻徭薄赋、整顿吏治，促进农、工、商各业发展，且承继先祖政策，五次蠲免天下钱谷，三次蠲免漕粮，合计总数达到2亿两白银，再加上金川用兵（用费7000余万两白银）、准部用兵（用费3000余万两白银）等花费，支出甚巨。但是，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至五十七年（1792年）的二十余年间，国家库存少则白银6000万至7000余万两，多则达到8000余万两，创造出清朝国力的最佳状态。

文化：

从“经典汇编”到“仿建名园”

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清朝皇帝在学习、继承和吸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史载，清太宗皇太极“性嗜典籍”，在他的倡议下，入关前的清廷即翻译和编纂了《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等诸多历史文献。顺治帝亲政后，求知若渴，发愤攻读，经史子集无不浏览，欲以“文教治天下”。康熙帝在位期间除命人纂修《实录》《圣训》《会典》《一统志》及赋役、漕运、盐法等书外，还组织学者编纂经史、文学等方面书籍不下数十种。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六月，康熙帝命皇三子允祉于畅春园蒙养斋立馆，在皇家园林里编纂《律历渊源》100卷，包括《律吕正义》《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并与允祉就书中问题，在畅春园中交流探讨。

清廷还招集大批饱学之士，大规模地搜集、编纂和注释古代典籍。顺治时有御注《孝经》；康熙时有御纂《周易折中》《日讲四书解义》、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等；雍正时有御纂《孝经集注》；乾隆时有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以及钦定《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又修明史、续三通、编方略。此外，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更是在皇家园林熙春园里编纂完成。此书分六汇编、三十二典、一万卷，历康熙、雍正两朝，全书才编印完竣。

最大规模的编书无疑是乾隆朝所编纂的《四库全书》。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不但基本囊括了清代乾隆朝以前中国古代的主要典籍，参加编纂工作的360名官吏和儒学精英也集中了当时大批名流学者，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大都可谓规模空前。《四库全书》共缮写七部，分藏于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底本藏于北京翰林院。

除传统文化中的诗文书画外，士大夫的园林艺术，亦是儒家文化精髓。在这方面，清朝统治者尤其是乾隆帝，表露出极大的热情。以乾隆朝的圆明园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模仿江南景观及称谓者，则不下三四十处：

有的是整园移植，如长春园中仿南京“瞻园”建成的“如园”，仿扬州“曲园”建成的“鉴园”，仿苏州“狮子林”建成的圆明园“狮子林”等。有的则是个别景观的仿建，如长春园中仿杭州汪氏壑庵的“小有天园”，圆明园“方壶胜境”中仿西湖的“三潭印月”，圆明园中仿西湖的“曲院风荷”等。有的是意境摹仿，如圆明园景区的“上下天光”景观，就是仿照《岳阳楼记》所云“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洞庭湖景色。圆明园“夹镜鸣琴”景观，亦是“取李青莲两水夹明镜诗意”。圆明园“武陵春色”景观，则是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蓝本；“紫碧山房”一景，是仿苏州赵宦光“寒山别墅”的园林意境而成。

史载，乾隆六次南巡，每次都会带画师随行，遇到中意的园景即让画师“图以归”，足见其对江南美景的痴迷，到了“为之流连，为之倚吟”的地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第二次南巡期间游览苏州狮子林时，乾隆被其胜景吸引，“因邮倪卷证之”，即命人把元末四大家之一的倪瓒《狮子林图》从宫中拿来进行对照。其后，乾隆帝不仅两次亲自临摹倪瓒的《狮子林图》（其中一幅“命永藏吴中”，一幅藏于长春园“清閟阁”），而且命苏州织造将狮子林做成烫样、送到京师，再令“吴工肖堆塑，燕工营位置”，先后在长春园和避暑山庄两地仿建狮子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长春园狮子林建成，是年四月即见《狮子林十六景》御制诗，此后又陆续题咏共计十次。两年后，承德避暑山庄文园狮子林建成，乾隆亦命名十六景，并多次游观吟咏。

乾隆在仿建江南园林方面，不仅注重神似和意境，而且要更胜一筹，有所创新。如他在《寄题瞻园》诗注中就明言：“御园亦曾肖此为如园，而景趣较胜于此。”在避暑山庄仿建苏州狮子林后，他亦说：“虽皆数典倪迂，而塞苑山水，天然景致尤佳，转觉云林所图画，未足副名耳。”

乾隆时期大规模仿建江南园林的举措，不能简单看作太平天子的爱好与奢靡。应该说，这种仿建既是清帝南巡的产物，也是清朝统治者南巡目标的延续和固化，为清廷的一种长期的“治世之资”和“警示之园”。这一点，可从乾隆的诗文中看到答案。

如《小有天园记》中言：“所可师者（指仿建杭州西湖汪氏园），其意而已。然吾之意，不在千里外之湖光山色应接目前，而在两浙间之吏治民依，来往胸中矣。”《安澜园记》云：“安澜之愿，实无时不厪于怀也。由其亭台则思至盐官者，以筹海塘而愿其澜之安也。不宁惟是，凡长江、黄河，与夫南北之济运，清黄之交汇，何一非予宵旰切切关心者？亦胥愿其澜之安也。是则予之以安澜名是园者，固非游情泉石之为，而实蒿目桑麻之计。所为在此，不在彼也。”远在江南士大夫们的山水园林情趣之上。

结语：

动态开放中代代相传

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在汲取儒家文化的同时，并不囿于“王不离位”的传统礼制，而是南巡北狩，游幸八方，更喜欢居住在离宫便殿。如康熙帝先建香山行宫，继在明武清侯清华园遗址上建畅春园，后复于承德修建避暑山庄；雍正帝在其赐园基础上扩建圆明园；乾隆一朝则不仅完善西苑、南苑、避暑山庄，重修香山、玉泉山行宫，扩建瓮山泊为昆明湖，改瓮山为万寿山，且增建长春园，将熙春园、绮春园和春熙院收归御园，形成以圆明园为核心，包括周边诸多衙署、军营、皇家寺庙、皇子皇女和王公大臣赐园在内，连绵20里的三山五园皇家禁地。

为稳定中原，巩固边疆，达到清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清廷对边疆各民族首领的控制，一是“众建而分其势”，分化和削弱他们的权势，然后“分而治之”；二是采取承认原有统治特权、给以优厚俸禄、封以崇高爵位、实行联姻和朝觐制度等各种措施，拉拢、抚绥边疆少数民族的首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法，与江南汉族知识分子和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广泛接触。

可以说，从康熙帝创建的畅春园等地的“园居理政”，到乾隆时期最终形成的以圆明园为核心包括三山五园、西苑、南苑、避暑山庄等在内的园林紫禁城，清廷的“园居理政”实际上是一种适合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动态和较为开放的理政方式，并在代代相传的施政实践中，成为清王朝诸多“家法”之一。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5.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