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江红
十二生肖、十二星座广为熟知，但中国历史上还出现过三十六禽和二十八星禽，与此相关的星禽术，也曾是古代星命术的重要流派。至今在山西晋城府城玉皇庙里，仍保存有二十八星禽完整而生动的形象。那么，星星与鸟兽之间为何会产生关联，进而会影响到人的命运？这一看似奇特的组合，其实是古代中西历法、天文的融合，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它的形成与发展反映出文化融合的复杂性与生动性。
星禽术是古代星命术的重要流派，也是印度天文二十八宿本命宿占中国化的产物。以占验个人性情、吉凶为主的印度天文二十八宿本命宿占约于汉末三国之际传入中国，盛唐以后便随着密教和星神信仰流行开来。
与此同时，西方七曜、二十八宿与中国三十六禽、二十八宿之间发生的交流与碰撞——七曜和二十八宿在共同纪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固定的对应关系，中国传统三十六禽亦于星盘与式盘的整合中完成了与二十八宿的一一对应，不仅产生了二十八星禽的概念，也促成了二十八宿本命宿占向二十八星禽占的转变。这一转变在五代宋初之时当已基本完成。明清时期，星禽术改称演禽术，与中国本土数术愈发交融，并始终在民众文化生活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二十八宿本命宿占，是印度天文观念中以个体出生之日所值星宿判断命运吉凶的推命方法。此法随佛经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文化深刻交融，最终演变成为二十八星禽术。由星禽术衍生而来的二十八星禽在宋代定型后，逐渐进入民间信仰系统并深入人心。
二十八星禽，具体来说，是指角木蛟、亢金龙、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㺄、奎木狼、娄金狗、胃土雉、昴日鸡、毕月乌、觜火猴、参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
在《说岳全传》《水浒传》《东汉通俗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镜花缘》等大众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二十八星宿神，就是以二十八星禽为原型的。此外，山西晋城府城玉皇庙星神塑像、福建莆田涵江天后宫明代星图中也都出现了二十八星宿神的形象。
关于二十八星禽的形成，有学者认为与十二生肖有关，“十二辰是与二十八宿对应的，因一辰中通常包括两三座星宿，古人为使每一座星宿都有一个动物象征，就在十二生肖兽的基础上，增添与之同类或近类的动物，凑足二十八种”。也有观点认为，二十八星禽乃“星命家以五行及各禽与二十八宿相配”。
现在看来，若不明二十八星禽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单单以传统五行或是十二生肖（辰）来解释在外来天文学影响下形成的二十八星禽，得出的结论是非常粗疏的，也暴露出学界对二十八星禽研究的不足。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佛教天文二十八宿本命宿占的传入谈起，重点讨论二十八星禽的形成，同时也将由宿占转化而来的星禽占在宋元明时期的发展做一交代。
宿命何谓:
佛教天文二十八宿占的传入
“宿命”一词，出自佛教。《汉语大词典》中有两个义项，其一作“前世的生命。佛教认为世人过去之世皆有生命，辗转轮回，故称宿命。”由此而来之“宿命”谓现世的业报由前世注定，符合佛教教义。另一作“犹言生来注定的命运”。此说亦源于印度，与佛教天文学中的二十八宿占密切相关。
“宿”，甲骨文字形作“
”，《说文解字·宀部》云：“宿，止也。”《说文新证》释曰：“甲骨文从人、从㐁，会人在席上休息之意。或加宀，表示在室内休息。”古人“一宿曰舍”，故二十八宿又有二十八舍之称，见于《史记·律书》：“《书》曰七正，二十八舍……舍者，日月所舍。”又见于《论衡·谈天》：“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矣。”也就是说，二十八宿观念的形成源于上古对日月二曜在周天运行的观测，“是古人在天空上自西向东选择的二十八个标准点”。
梵文“Naksatra”（星宿）亦为“月站”之意，古印度在吠陀时代已经通过对月球运动的观测，发现“月每日行十三度四分度之一”，即“月亮在恒星背景下穿行一周回到原来的恒星附近需要二十七天多一点”，由此建立起周天二十七或二十八月站的星宿体系。其星宿的划分直接与月球每日运转的“宿止”所在相关，由此也产生了二十七或二十八宿值日法——用“月相”二十七宿或二十八宿周而复始纪日的方法。
同中国的干支纪日被系以吉凶，印度历法中用于纪日的二十八（七）宿，也有吉凶之意。“按照印度星占学，当月亮运行至某一宿，即进入某一‘站’时，人世间就会发生对应的吉凶情况。”这种占验吉凶的方法，我们称之为二十八宿占。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择吉术，即月在诸宿时与人相关的衣食住行等各类宜忌选择；二是本命宿占，指依据所生之日月宿所在来判定个人命运，也即生来注定之“宿命”本义。
早在三国时期，印度二十八宿本命宿占即传入中国。吴黄龙二年（230年），印度僧人竺律炎、佛经翻译家支谦合作翻译了《摩登伽经》，其第五品《说星图品》解读了二十八宿“如此宿者，为有几星、形貌何类、为复几时、与月共俱、其所祭祀、为用何等、何神主之、有何等姓”等八个问题，涉及印度独特的星神信仰。此经第六品《观灾祥品》则以言星占为主，详细介绍了月在各宿时所生者之吉凶与性情：
帝胜伽言：“仁者善听，吾当更说星纪所行善恶之相。月离昴宿，是日生者，有大名称，人所恭敬。月离于毕者，所生豪贵，众共赞叹。月离于觜，是日生者，喜多忿诤，含毒害心。月离参星，其日孕育，多恣饮食，美味足具。月离于井，其日生者，仓廪盈溢，牛羊殷多……”
隋唐时期翻译的《大乘大方等日藏经》《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以下简称《宿曜经》）等佛经亦保存了类似内容。这种以占验个人性情、吉凶为主的二十八宿本命宿占，盛唐以后便随着密教和星神信仰的传播而流行开来，这从当时及之后出现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的占辞便可见一斑。
《神形图》占辞新探：
星神信仰与宿占之流行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是历代以五星及二十八宿为题材创作的绘画作品，一直以来颇受学界关注。目前相关的研究，重点关注了五星及二十八宿的形相、特征及画像本身的功用与社会文化意义等。
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图像旁边的篆文题字。余欣曾提及《神形图》“逐段篆书题写星神名号、性情、属性及祭祀方式”。江晓原则略举岁星神、角星神、女星神三例，并认为此类篆文“充满星占神话之色彩”。称画像中的篆文文字为“占辞”并进一步讨论者以孟嗣徽、李辉二人创获最多。
但实际上，明人张丑已指出此图篆书内容为“星法”，甚至称“此卷画固奇绝，而篆文星法更妙”，即将篆文星法的价值置于图像之上。李辉对《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占辞的讨论主要从名姓、性格、技能、庙广四个方面展开，如性格方面，他点出“诸宿神均有各种不同的性格”，并依此将众宿神分为善、恶、中性三种，可惜并未深入，仍存剩意。
《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之绘制，还与当时流行的佛教星神信仰相关。唐代密教兴盛，大量带有星神信仰的佛教文献被译出。这些经论中涉及的星神，有北斗七星星神、七曜神、九曜神、二十八宿星神等。
《白宝口抄·本命星供》还提到，“若付略定者，本命星七星中一星，并本命曜九曜中曜，本命宿二十八宿中一宿，此三种本命星供也。其作法大略如属星供……但以中央为本命星位，左方本命曜，右方本命宿也。”
因此，除了“日月行所在为之命宿”的“本命宿”外，“本命星供”还包括本命星和本命曜。本命星神支配个人的命运，故需要在每月的月初、月半烧香祝告，祈愿延福。并且，本命星神有善恶之分，若遇邪恶的星神，更需“画所犯神形，深室供养，烧钱禳之”，方能消灾弭祸，转成吉祥。在此信仰之下，星神画像就成了禳灾仪式中必备的法器，得以供奉。
星神信仰的流行，也推动着印度天文学知识的传播。至少在宋代，这种知识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道教早有星神司掌人命的观念，与佛教本命宿占可谓异曲同工，故两者在接触和交流中显示出互相影响的趋向。初唐以后，道教的星命信仰羼入佛教星命之说的迹象更为明显。宋代《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经》论“本命星官”，实际上来源于佛教的二十八宿本命宿占：
二十八宿星君、本宿星有二等。一曰本命年之宿值星君。假如甲子年，角宿值年，即是角宿天门星君为本宿星也。又一等禽演以定胎、息、命星三位主于三元三限之数，亦曰本宿星官也。不仅是道教，兵家也吸收了佛教的宿占，“以之一众志、测敌情，其法尤神”。
《宿曜经》载“三九之法”：一九之法以命宿为第一，以下分别是荣宿、衰宿、安宿、危宿、成宿、坏宿、友宿、亲宿。二九之法以业宿为第一，三九之法以胎宿为第一，以下各宿都与一九之法同。“此则是二十七宿，周而复始，是为三九之法。三九之法宿者秘要之术，所欲兴事营求、入官拜职、迁徙远行，所为所作一一自看。从己身所属宿，今日复是何宿，于三九中复善恶如何，与我本生宿善、恶相宜否。”
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天文学知识已经向艺术、宗教、军事、医学、建筑等各方面渗透，而实际的应用反过来也推动了印度天文学知识的流行，并促成其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
二十八星禽之形成：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结晶
印度二十八宿本命宿占传入后，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接触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二十八星禽的新概念。那么，这一融合是如何进行的？以“角木蛟”为例绎之，“角”指“角宿”，“木”为“木曜”，“蛟”是禽象，二十八星禽实际上是二十八宿、七曜、三十六禽互相结合的产物。
先来看二十八宿与七曜的结合。二者的对应关系，应该是在历日系统——二十八宿、七曜共同纪日的情况下产生的。二十八宿纪日，或称二十八宿注历，是指二十八宿连续纪日的方法，此法的广泛使用与印度天文宿曜观念的输入有关。七曜纪日，即星期制，则指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轮流值日的方法。二十八宿值日与七曜值日传入中国后，因二十八恰好是七的倍数，七曜与二十八宿之间就形成了固定的对应关系。
中国早期还存在三十六禽的概念。据近年的出土文献可以判定，“三十六禽最有可能于战国之世起源于中国本土”。三十六禽是选取了十二组知时候气、顺应阴阳的动物与十二地支相配，每一地支分三个时段配以三禽而成的（同样用来纪时）。《五行大义》还提到，三十六禽是“《式经》所用”。在今上海博物馆藏六朝式盘中，二十八宿、三十六禽都罗列其中，不惟是二十八宿与三十六禽共同纳入古人宇宙模型之证明，亦可见二者的对应关系。
当西方的天文成就——历法和占星术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二十八宿、三十六禽完成了一系列整合，最终生成二十八星禽的概念和一种全新的占卜之法——星禽术。二十八宿演变成为二十八星禽究竟完成于何时，亦无明确的史料证据。史蒂芬·利特尔、肖恩·艾希曼、孟嗣徽、吴燕武等人都认为《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中的星神神像与黄道十二宫有关，如亢、氐对应天秤宫，房、心对应天蝎宫，尾、箕对应人马宫，虚宿对应宝瓶宫。这些神形大多以神或人的形象存在，即便是那些兽身人首的星神也与后世的二十八星禽的禽象没有关系。
敦煌文书P.4071《符天十一曜见生课》是北宋初年灵州术士康遵为人批命的本子。其卷首云：“符天十一曜见生庚寅[□]丙戌月己巳日房日兔申时，生得太阴星，见生三方主金火月。”据孔庆典、江晓原推算，“庚寅[□]丙戌月己巳日房日兔”这一天是公元930年10月3日，恰好是星期天，“房日兔”既符合七曜值日的配日规则，也是目前所见单个星禽的最早记载。
而完整的二十八星禽的最早记载当属北宋人陆佃（1042年-1102年）所撰《埤雅》，其中所列的二十八星禽与明清时期通行之版本已基本一致，尽管《埤雅》成于陆佃晚年，但其中援引《星禽衍法》的《释鱼》篇早在北宋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便已完成，那么《星禽衍法》的成书时间必定早于《释鱼》篇。因此，即便是保守推测，二十八星禽出现的时间也不晚于北宋初，其定型的时间则不晚于北宋中期。二十八星禽的产生伴随了宿占向禽占的转变。二十八星禽形成之后，能知一身之吉凶的印度二十八宿本命宿占便逐渐转变为二十八星禽占。
宿占生中土：
宋元明时期星禽术的发展
宋初成书的《江南野史》有一则逸史，记载南唐时人刘茂忠得术士“孤虚、壬遁、星禽、占候、风角之书”，伏而试习，并皆灵验。这是目前“星禽”一词最早的文献出处。另外，据《湘山野录》的记载，五代宋初之际的司天监官员王处讷精通三命、星禽、晷禄、壬遁等术。据此可以推测，星禽术的产生大约在五代宋初之际。
星禽术滥觞于宋，亦于两宋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见载于宋代目录的大约有十余种著作。北宋前期是星禽术方兴未艾之时，《崇文总目》所载的《司马先生三十六禽歌》似乎是二十八星禽形成之前的作品；《占课禽宿性情诀》则保留了宿曜性情占验为主的特点，应当是五代宋初之作。《鲜鹗经》虽已亡佚，其内容大旨仍可见于《郡斋读书志》：“凡十门，六十二章。以星禽推知人之吉凶，言其性情、嗜好，为尤验。”该书以占验“性情、嗜好”著称，很可能作于北宋前期。
北宋中期以后，星禽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反映为星禽类著作数量上的增加。如传为李公麟所著的《感化真经》，有多篇佚文存于《北法变化禽书》《诸葛武侯秘演禽书》等书中，观其佚文可知其书推人命禄吉凶，强调在推演禽命时的“变化”，即不同五行属性的星禽遇到不同的生辰时刻，会构成吉凶贵贱殊异的命运格局，也是一部印度二十八宿本命宿占中国化程度较高的作品。
星禽术与本土数术结合的事例，也见于宋代其他史料。南宋洪迈《夷坚志》记载了一位名叫方大年的术士，因精于禽课而人称“方星禽”，能以二十八星禽占走失，为人寻物，灵验无比。又有江洋大盗谢花六，“精星禽遁甲”，他每日推演星禽，据“演所得禽名”决定藏匿的地点，以此来躲避官兵的追捕。此外，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书《谨算》，是星士为梁签判批命的文书，其中不仅涉及用星禽术占断命主性情、寿夭等内容，亦可见星平合参的趋势。
元代星禽文献较少存世。今见同恕所撰《阴阳提举焦君墓志铭》，提及墓主焦荣“尤致力星禽书”。又见吴澄《赠星禽詹似之序》《赠星禽陈小洲》《送里中星禽人往东广省兄》、陆文圭《桂松岩以子平、星禽二术推人多验，戏赠二绝》《赠星禽赵显微诗三绝》、刘岳申《赠禽衍陆生》等与星禽术士的往来之作。可知元人多称此术为“星禽”或“禽衍（演）”。
明以后，“演禽”之名逐渐代替了“星禽”，故明清时期星禽术文献多以“演禽”为名。明代因其发达的市民文化和坊刻书业，涌现出大量俗师缀集的演禽类书籍，如《演禽定钤》《禽遁大全》《禽星易见》《星禽》《演禽三世相法》《诸葛武侯秘演禽书》《刘伯温万化仙禽》《一行禅师演禽命书》《演禽通纂》等。
这一时期，除二十八星宿神广为流传外，术士演禽的场景也屡屡出现在俗文学作品中，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如《金瓶梅》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病重，吴月娘请吴神仙来：“月娘道：‘命中既不好，先生，你替他演演禽星如何？’这吴神仙铺下禽遁干支，他说道：‘心月狐狸角木蛟，绛帷深处不相饶。常在月宫飞玉露，惯从月下夺金标。乐处化为真鸡子，死时还想烂甜桃。天罡地煞皆无救，就是王禅也徒劳。’”戏曲《双烈记》中，也有星士“命演禽星”的戏码。
总而言之，元明时期的星禽术早已摆脱了印度天文宿占的类型学意义，与本土数术元素全面地结合，并夹杂了星神信仰，从而在民众文化生活中占领着一席之地。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5.10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