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以百年：班固的家族史与生命史》

作者：曲柄睿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6年8月

推荐理由：

当史家书写历史时，他将如何面对身处历史中的自己？他是否能将史家的自觉转化为历史的自觉，还是他也像他笔下的那些历史人物一样，在时代中为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而摸索？

“大家一开始便可以记住的是：班固是我们每个人的化身。”在《岁以百年》的开篇，作者如此写道，“因为他的人生几乎包含了所有人都可能体验的生活面相——既有顺景，也有逆境”——如果从生活的顺逆境况来看，这其实放之每个人皆准，我们行走在这人世间，在命运无常的大海上，有时顺流而上，有时逆流而行，这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即使不是班固，换成另一个历史人物，亦复如是，我们同样能感受到他在顺逆之间的徘徊与抉择，在阅读时将自己带入到他的喜怒哀乐之中，让他成为另一个自己的化身，这也是人物传记的价值之一：活出另一个自己。

但如果传主真的不过是另一个自己的话，那么似乎就没有阅读的必要，所谓的“化身”，其实是让自己去体验传主的生命经历，那是自己不可能经历的人生。就像班固的家族故事，那是个独一无二的生命史，他出身外戚之家，上承以美德流芳青史的班婕妤，他与篡汉的王莽家族有着零距离的接触，他的父辈曾在两汉之交的乱世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并在入汉后成为皇室外戚，他自幼随父游历，从西北及至中原，他有名师点拨，出征边塞，坐过监牢，也得到帝王垂青，修撰史书——他最终以史家名留后世，著作等身，但在政坛宦海中却不幸落败，庾死狱中——这样的一生，恐怕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经历的一生，从这个角度上说，班固固然可以是我们每个人的化身，但我们不可能成为班固的化身。

但我们依然希望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史家是否有自己成为历史的自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班固其实是个绝佳的例子，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他的家族在百年来深度参与到历史当中，不仅是旁观者，也是亲历者。这让班固不仅作为记录者和见证人，更作为参与者加入到历史的塑造当中——这让他在撰写史书时拥有主观性的资格——史笔的沉着、克制与客观自然是史家必备的素质，但史家的主观性却赋予了史笔以动机和情感，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比前者更加真诚，是那种企图将自己乃至家族的生命附丽于更庄重而恢宏的史书中的雄心与渴求。

史书并不是史家平白的记录，其中自然有选择、有取舍，寓意于叙事之中，因此撰写历史总是会纠结，尤其是身处权力之网中的史家，他经历得越多，见识得越广，参与得越深，他越会对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产生不一样的情感，就像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班固笔下的前汉故事，总是会以各种方式在他所处的当代上演，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记录下前朝勳戚权臣覆亡历史的人，却看不清，或者说是不愿看清自己也是同一张权力网上的蜘蛛，当班氏依附的外戚权臣窦氏坍台时，他也遭连牵累，最终死在狱中。

命运似乎并没有厚待这位史家，但班固的死却恰恰为历史留下了一个值得后世反复品咂的点——班固父子在《汉书》中特意为前辈司马迁撰写了传记，但在史评时却批评司马迁“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史家通达古今历史的智慧却不能保全自己。在班固庾死之后，后世的史家范晔，在《后汉书》中同样为前辈班固立传，批评他说：“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之所以致论于目睫也”。但批评班固的范晔自己，同样因为政治投机，沦入谋逆案中，身陷囹圄，自己身遭大辟，株连其子，其死状之惨，更过于史迁班固。在《宋书》为范晔撰写传记的史家沈约，批评沈约“利令智昏”，但他自己同样靠齐梁易代的权力政变之功，成为梁武帝宠臣，却最终遭到猜忌，在诏书切责中忧惧而亡。或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投出的回旋镖最终总会打在自己的身上。但或许可以回到作者在开篇的那句话：“大家最后可以记住的是：前辈是我们每个后辈的化身”。

撰文/李夏恩

编辑/刘亚光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