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盖建民

道教基于“身国同治”的理念，将星占的宗教政治诉求和个体延年益寿需求相互结合，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作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有力推动者，道教演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天人合一”理念。

古人认为天有文地有理。《易·贲》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文》释云：“文，错画也，象交文。”《淮南子·天文》“天文训”汉代高诱注：“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慧孛。”高诱将天文之“文”解释为天空之现象，即天文术语中“天象”。

天空所发生的现象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星象，即关于日、月、星辰的现象；一是气象，即地球大气层内所发生的现象。我国古代天文学知识也主要是由星象和气象这两部分知识构成。星空的现象主要是指恒星分布的情况，古人用星图来表示。

道教素有“夜观星象”的传统。受道教“夜观星象”这一遗风的影响，道教以天空的星座、星象图案为旗帜，如绘有北斗七星的七星旗，与太极图一样，也是道门的一个重要标志。道门使用的令牌、法尺、法剑等法器上常常刻有二十八星宿、北斗之类的星象。道教用以召劾鬼神的符箓，种类很多，有许多带有星图，其符字源起，按道书《三洞神符记·符字》的说法，与天空云气星辰自然形态的“天文”有关，“然此符本于结空太真，仰写天文，分置方位，区别图像符书之异。符者，通取云物星辰之势”。

历代都有许多高道精通天文之学（简称“天学”），如在中国天文学史上有相当影响和地位的隋唐的李播、李淳风父子、《步天歌》的作者丹元子、元代道教天文学家赵友钦等等，不胜枚举。

那么，道门中人为什么会热衷于天文之学？

先秦道家的遗风

道教重视星象和物候地理的观测，首先是受先秦道家遗风之影响。司马迁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道家者流，盖出史官”，史官在古代负有执掌天文观测之责。道教的直接思想渊源道家，就对天道自然现象极有兴趣。

被道教尊为南华真人的庄子，惊叹于天地宇宙之神妙，《庄子》外篇专门有《天地》《天道》《天运》三篇讨论天地之道。其中《天运》一口气提出了十四个有关天文宇宙的问题：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丽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是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

庄子所提出的十四个问题，转换成今天的话语系统就是：天是在运转的吗？地是静止在一处吗？日月争相照耀大地吗？谁在主宰着天地日月？谁在维持着它们运转或者静处？谁安居无事推动着这一切？或者是天体系统本身有机关而不自觉的开闭？或者是天体系统自行运转而不能中止？云气是为着降雨吗？降雨是为着云气吗？又是谁在操纵着这一切？谁安居无事为寻求快乐而助长了它？风从北方吹来，忽东忽西，在上空中回旋，是谁在呼吸？是谁安居无所事事而挥动扇子？

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天体的结构和宇宙运转问题，在庄子的时代自然是无法理解和回答的。但从中我们也可以明了道家、道教热衷于“观天之道”绝非偶然，而是素有传统的必然行为。但更为重要的或者说深层次原因是出于道门自身的内在需要。

“天人合一”与身国同治

“天人合一”与“身国同治”的思维模式和政治理想必然导致道教重视天文之学。道教在人天关系上主张天人同源、天人同构、天人相应。根据这一人天观，人的存在并非只是作为单个个体孤立生存着，而是存在于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天-地-人大系统中。天中有地，人中有天地，地中有天。正如《黄帝阴符经》所说：“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

同时，道教还认为，在天-地-人这一社会大系统中，人之地位特殊，是中枢环节。正如《吕祖师三尼医世说述管窥》所说：“人禀天地之气，故通天地之气，而能运天地之气，人气为天地二气之枢纽”“人有转移造化之力矣”，故可以内功外用，“内则用于治身，外则用以治世”，最终达到“医世”目的。

“身国同治”论是道教天人同构、天人相应人天观在社会政治、医药养生领域的合理推衍。既然天-地-人是处于一个互感互应的系统之中，那么人之身心状况就与天地万物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天地之病（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失序）与人体疾病（人之身心内外关系失衡）休戚相关。《太平经》中就已有这一认识：“天地病之，故使人亦病之，人无病，即天无病也；人半病之，即天半病之，人悉大小有病，即天悉病之矣。”既然如此，对社会人事“疾病”的治理与人体疾病的疗治就可以相互借鉴，治国和理身从本质上就统一起来了。

所以，通过对“妖星、晕珥、云气、虹蜺”的观测来占验人事吉凶的占星术，对于时时不忘出山辅佐帝王、致力于天下太平的道教来说，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占星术依据天象的变化来占卜地上年成丰歉、个人祸福、战争胜负乃至国家兴亡，现存明代《正统道藏》所收的《盘天经》《通占大象历星经》《秤星灵台秘要经》《太上洞神五星赞》《灵台经》就是有关占星术的道经。道教对占星术的借重必然促使道门中人积极观测天象，推动了道教天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天体的崇拜与敬畏

道教的仙真有天仙、神仙、地仙、人仙、鬼仙之层次区分，天仙乃最高级别的神灵。羽化飞升乃是道门中人追求的理想境界。道教天仙信仰源于原始社会古老的天体崇拜，道教认为天有日、月、星，人有精、气、神。相对于精、气、神人体三宝而言，日、月、星乃是天之三宝，具有神圣性。

道教继承了老子《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化生思想，认为“自然源一，应乎万物为三”，故形成道教独特的三一思维模式。《太上洞玄宝元上经》解为：“道生一，元杰也；一生二，内曰阴阳，外曰天地也；二生三，内曰和炁，外曰人也；三生万物，阴阳交和。”道为一，生天生地生人构成三才之道。因此在道门中人看来，天地人具有同源、同构、同感的性质和关系。由此之故，道教徒对日月星辰充满着敬畏，认为有无数的天神飞行其间，肩负着赏善罚恶的职责。

道教视星为万物之精，为日所生，故星由“日”和“生”两字组成。道教神灵崇拜中专门有一大类型是星辰和星君崇拜。如金木水火土星君、二十八宿星君、紫微垣众星君、太微垣众星君、天市垣众星君、南斗太帝众真等等。其中道门对北斗星辰特别崇拜，北斗星是接近北极星的七颗星，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组成，因此古人称其为北斗七星。古人用虚拟的线条，将这七颗星联系起来，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组成斗身，称魁；玉衡、开阳、摇光组成斗柄，称杓。整个形成一个有柄的斗，因其居于北方，故称北斗。

道教非常重视北斗，有北斗七元星君和北斗九辰（七星加二隐星）星君崇拜，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道门中人看来，北斗星辰与人间生死大事紧密关联，《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曰：“北斗居天之中，为天之枢纽，斡运四时，凡天地日月五星列曜六甲二十八宿诸仙众真，上自天子下及黎庶，寿禄贫富，生死祸福，幽冥之事，无不属于北斗之总统也。人若诚心启祝，叩之必应。”

北斗星辰是专司人间寿数的，芸芸众生的寿命长短、死生大事概由其定夺。因此，道教专门有拜北斗的科仪，其中寄托了道门中人美好的长生理想。《道藏》中这类道书很多，如《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北斗本命延寿灯仪》《北斗本命长生经》《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经》《北斗七元金玄羽章》《北斗七元星灯仪》《北斗治法武威经》等等。

道教对日月星辰的崇拜，也体现在道教炼养术中。道教名目繁多的修炼法术中，就有一类存服日月北斗五星的法术，道书《洞真太上八素真经精耀三景妙诀》专述“服北斗九星法”“服五方五星法”，文中插有北斗星辰的星图。

道教认为天穹中充满了神灵，居于日月北斗星辰中，谓之星神，有各自的名号、服饰、职司。服北斗九星法其原理是通过存思五方五星和北斗星辰形象、名号，配合服气吐纳、叩齿来达到养生寿老目的。道教对星辰的崇拜必然促使道门中人对星象进行观测与研究，中国天文学史上有许多星象图出自道士之手也就不足为怪了。

求道证道的需要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门中人以求道证道为修行目标。在道门人士看来，神仙之道离不开天道、地道、人道，天道规律乃是常道的体现，因此必须探索天道之规律，以便为神道服务。

在道门中人看来，天地造化产生了人与万物，而人通过修炼可以成仙成佛成圣，神道与天道、人道与天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神道、人道之理可通过对天道的探赜索隐获得，仰观俯察可以知晓天地之机，对天地周而复始的度量测算可以明其理。

《太上洞玄宝元上经》曰：“凡学无上之法，仰观天文俯察地理。”道教的神学本体论、神仙创世论和神仙谱系的建立都是以天体宇宙的模型为基本构架的，即以中国传统的天文宇宙理论为基础，根据道教神学理论建构的需要，加以宗教神学的改造。

《太上老君开天经》详细描述了老君从道教宇宙论认为宇宙创生和演化经历了混元、空洞、混沌、混洞、劫运几个阶段，逐步形成道教三十二天、三十六天宇宙天层结构，而正是道教天层结构模型的不断建构和完善，最终促成了道教多层次、全方位梯级神仙谱系的建立和完善。

道教神学信仰和思想需要通过一定的科仪形式来表达。道教科仪的实施，特别是醮坛的设计、步照踏斗之类的科仪程式的编排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天文宇宙知识。例如高功法师步理踏斗时，要铺设一种画满二十八星宿图象的罡单，以象征天庭。道教的修仙方术如外丹黄白术，就是在模拟天地宇宙结构的丹房中进行；道教的内丹术也是把人体视为小宇宙，其内炼理法也是效法天地宇宙阴阳变化的规律。

而道教神霄派道士所施行的雷法，要想到达呼风唤雨的效果，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倚仗天文气象学知识的运用。《道藏》所收《雨霷气候亲机》就是一部典型的专论雷法的道经，其中内含众多天象观测和气候预报的内容。道教的许多养生方术，如上述上清派所传的各种存思北斗七星法、存五方神法以及吞食日气月精星光之类的服气法，无一不是结合一定的天象地理方位知识构建起来的。

此外，早期天师道教区组织建设二十四治、二十八治的设置，也运用了二十四节气和二十八宿等天文知识，张陵、张衡、张鲁一系的天师道以二十八星宿为模型框架，将教区分别与二十八星宿一一对应起来，形成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教区系统。据《云笈七签》的记述，道教二十八治与二十八星宿的对应关系分别为：

阳平治，角宿；鹿堂治，亢宿；鹤鸣治，氐宿；漓沅治，房宿；葛璝治，心宿；庚除治，尾宿；秦中治，箕宿；真多治，斗宿（以上为上八品无上治）；昌利治，牛宿；隸上治，女宿；涌泉治，虚宿；稠稉治，危宿；北平治，室宿；本竹治，壁宿；蒙秦治，奎宿；平盖治，娄宿（以上为中品玄老治之）；云台治，胃宿；浕口治，昴宿；后城治，毕宿；公慕治，觜宿；平冈治，参宿；主簿治，井宿；玉局治，鬼宿；北邙治，柳宿（以上为下八品太上治之）；冈氐治，星宿；白石治，张宿；具山治，翼宿；钟茅治，轸宿（以上为下四治，即“天师所立四治”)。

历法出道门

综上所述，道门出于星占的宗教政治诉求和个体延年益寿需要，从而形成了夜观星象的传统。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尤其在中国古代国家历法的制定上，历代道徒多有参与，有时还居于主导地位。

东晋葛洪的师傅郑隐就“不徒明五经、知仙道而已，兼综九宫三棋、推步天文……莫不精研。”葛洪本人对天文也有钻研，撰有《浑天论》，推崇浑天说；他还注意到月亮运行对地球海洋的影响，撰有《潮说》（《补晋志》），对潮汐现象进行了研究。

南北朝时期的道士陶弘景除了在医药学、化学领域有重要建树外，他“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在天文历算方面也颇有创获。陶弘景曾研制过一台浑天象，著有《天文星经》五卷、《天仪说要》一卷、《象历》一卷、《七曜新旧术》二卷等天文著作；他还检校五十家的历书异同，撰成《帝历年纪》。由此之故，清末黄钟骏撰《畴人传四编》时，特补入陶弘景，视陶弘景为天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