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逝世250周年。昨天我们推送了两篇专题文章，分别讨论了休谟在哲学上的突破性贡献以及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本文延续前文思路，深度比较思想史上的两位巨擎兼密友：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如果说休谟是哲学家中的经济学家，那么斯密就是经济学家中的伦理学家。
1776年4月1日，休谟给刚刚出版《国富论》的斯密写信说，“了不起！太好了！亲爱的斯密先生：我对您的成就感到非常高兴，拜读您的大作让我的剧烈焦虑一扫而光”，“如果您现在能来我家中做客，我会就您的一些观点和您探讨。我认为，农场主的租金不可能成为产品价格的影响因素，产品价格是由数量和供给共同决定的……”为休谟和斯密都写过传记的尼古拉斯·菲利普森评价说，“这封信开启了那场漫长、亲密而又富有成果的友谊之旅的最后篇章”（尼古拉斯·菲利普森：《亚当·斯密的思想之旅》，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249页）。四个多月后，休谟与世长辞。两位朋友之间的讨论画上了终止符。
休谟和斯密同处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谱系之中。在1776年之前，他们面临的社会现实和思想背景大致相同，他们的哲学出发点都是道德哲学，都曾思考过政治经济学。不可否认的是，两人的思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对“同情”“效用”等核心概念的不同理解。作为后来者，斯密的对话者虽然不止休谟，但后者的观点及主张无疑非常重要。而对话的核心正是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是18世纪英国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也是对后来的思想史产生重要影响的领域。厘清休谟和斯密思想的相似或差异，对于理解两位苏格兰思想家心中设想的“商业社会”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1月6日专题大卫·休谟纪念专题《知识的节制与德性的社会》B06-B07。
重商主义与自由贸易
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中，W.W.罗斯托将休谟和斯密列为六位古典经济学家中的前两位。罗斯托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所尝试分析并解决的任务实质上是一组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不是狭义上的经济问题”。这是事实。18世纪的经济主张大多从属于政治思考。罗斯托接着指出，休谟和斯密共同关注四大问题：道德的善恶、不劳而获的富裕与赤贫共存的问题、经济对其祖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还有当时欧洲各地盛行的重商主义。（W.W.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陈春良等译，罗卫东等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23页）这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经济个人主义与相应的政治制度，都与伦理道德有关。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国内的派系斗争持续不断，但内部动荡规模不大。1715年和1745年的詹姆斯党人叛乱，未能撼动汉诺威王室的权威。作为1707年两地联合后出生的苏格兰人，休谟和斯密都不是詹姆斯党人，他们都曾热切希望为贫穷的苏格兰寻求致富之路，因而，贸易和经济问题一直是他们关注的重要议题。
休谟和斯密都主张发展商业、促进贸易。据休谟的传记作者詹姆斯·哈里斯考证，休谟在1730年代就已开始思考贸易问题，阅读的著作是关于“英格兰、法国、荷兰之间的贸易，以及和这些国家经济状况的一般性比较论述”，并做了大量笔记（James A. Harris, Hum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47）。这些思考在1752年发表的《政治论丛》中充分体现出来。在这些论文中，休谟回应了当时一些小册子作者争论的焦点，譬如，奢侈是否必然带来道德败坏？货币数量多寡与一国的强盛有无影响？一国财富之得是否另一国财富之失？休谟认为奢侈或者说技艺的进步与道德败坏没有必然的联系，强调商业对公民自由的积极影响，以及贸易对不同国家之间的互惠互利，希望消除国际间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贸易猜忌，“真心希望德国、意大利、甚至法国都能繁荣昌盛”。（休谟：《论政治与经济：休谟论说文集卷一》，张正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5页）在《论贸易平衡》中，休谟明确反对那些“禁止商品出口，保留自己所认为的一切有价值的、有益的商品”的经济政策。（《论政治与经济：休谟论说文集卷一》，第182页）这些观点也延续到他的《英格兰史》中。据拉斯穆森的考证，休谟1758年的手稿记载了他对谷物自由贸易的辩护。（丹尼斯·C.拉斯穆森，《异端与教授：休谟、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徐秋慧译，格致出版社，2021年，第234页）。这些观点在斯密那里得到了呼应。实际上，从17世纪起欧洲就有小册子为商业和奢侈公开辩护，从托马斯·孟到伯纳德·曼德维尔，从法国的梅隆到伏尔泰，这些作者都有类似的主张。孟德斯鸠还提出“温和的商业”一说，主张通过商贸而非战争获取财富。休谟和斯密同处于这样的思想背景中，有着相似的主张并不奇怪，只是两人论证的侧重点有不同之处。
英国爱丁堡，大卫·休谟雕像。
斯密可能比其他人更强调自由贸易，更猛烈地抨击重商主义。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法学讲义以及后来的《国富论》都在强调这一点，尤其针对当时《谷物法》政策提出的谷物自由贸易主张。这一主张被后来的道德经济学家误解为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没有道德的温度，更是19世纪“自由放任”学说的鼻祖。但在斯密那里，自由贸易不是甩开政府，市场也需要有道德。对此，阿马蒂亚·森在其《伦理学与经济学》中已作过澄清（可参见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6，第28－30页）。事实上，“休谟和斯密都不是市场绝对论者：他们二人皆认识到，政府行动在国家安全、司法行政和特定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必要性。”（《异端与教授》，第235页）在讨论谷物的自由贸易时，斯密认为政府应该立法保护（Adam Smith, An Inquiry of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W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527）。他反对当时那些为了个人利益而胡乱干预地方经济的行径，所举例子正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在孟加拉的干预行为（Adam Smith, WN,p.636）。
在讨论自由贸易的政策时，斯密的对话者还包括当时苏格兰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比如亚当·安德森和詹姆斯·斯图亚特。这两位在1776年之前分别出版了《商业的起源》（Adam Anderson, 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to the present Time,London: Printed for A. Miller, 1764）和《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rinted for A. Miller,1767）。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在《国富论》中多次引用前者，而只字不提后者。前者将英国经济与美洲经济联系起来考察，详细叙述了18世纪中期以前几次著名的金融危机。斯密可能从安德森的论述中获益颇多，赞同后者给予北美自由的态度，因为通过提升威斯敏斯特权威的方式将英国和美洲绑在一起，将导致它们疏远不和。（Paul Tonks, British Union and Empire in theOrigin of Commerce: Adam Anderson as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an and Scottish Political Economist, 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20, p.79）詹姆斯·斯图亚特虽然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却将此视为政治家的义务。从斯密的立场来看，政治家只是立法者，增加财富是经济人（economic agents）的任务。（Francis Clavé, The No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Steuart’s and Smith’s Main Works, inThe Economic Thought of Sir James Steuart: First Economist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ited by José M. Menudo, Routledge, 2020, p.84.）此乃斯密和他的前辈詹姆斯·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根本区别。
除此之外，斯密还强调商业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他在《国富论》的前几页中就提出“一个人人都是商人”的社会，即，一个打破自给自足、个体相互依赖的社会。斯密这里的“商人”不是他反驳重商主义时那些企图搞垄断的大商人，而是劳动分工日益精细下的社会个体。这样的“商业社会”对于18世纪的英国而言只能是一个理想而已，毕竟英国那时正处于传统社会逐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农业人口仍占据多数。斯密一方面肯定商业社会的优势，比如劳动分工带来更多的财富等等；另一方面也强调“商业的危险”，包括“商人们串通共谋伤害公共利益”，劳动分工导致“智力德性”被侵蚀，以及“勇武精神”的丧失。在拉斯穆森看来，斯密的这些担忧在休谟那里是很少见的，尽管休谟对公债引起的后果颇为忧虑，但总体上肯定商业的作用，对“商人阶层的赞美充满热情”。（《异端与教授》，第237-238页）玛格丽特·沙巴斯和卡尔·文纳林德也承认这一差异：“在斯密的论述中，商人比在休谟的著作更受质疑，他们相互勾结，压低工资、抬高物价。商人代表着与农业部门相悖的利益，往往破坏政治稳定，进而阻碍斯密眼中的财富的自然进程。”（玛格丽特·沙巴斯和卡尔·文纳林德：《休谟：哲学家中的经济学家》，王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第291页，译文稍有改动）休谟未能感受到1776年之后的英国、欧洲和世界的剧变，尤其是这些剧变中的社会痛苦。总体上，休谟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或者说，对他所处时代的未来趋势——比斯密更乐观。
斯密对商业社会虽有着各种担忧，但和休谟一样认为商业社会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中最好的——尽管不是最完美的社会。休谟的《政治论丛》《英格兰史》，斯密的《法学讲义》《国富论》中都流露出这样的观念。这或许也是当时大多数苏格兰启蒙学者对商业社会的共识。不过，在探讨商业社会个体成员的行为动机、手段、目标时，多数研究者都承认，这两位思想家存在诸多差异。埃斯特里拉·特林卡多认为斯密和休谟使用的经济学修辞大为不同，而克里斯托弗·贝里也认为，一旦涉及伦理学两者的差异就显而易见了。那么，这些修辞学的、伦理学上的差异是如何影响其经济思想，又如何影响了现代思想的塑造呢？
亚当·斯密肖像。
对“同情”的不同理解
拉斯穆森指出，斯密与休谟的道德哲学有四点不同：同情的本质、效用的作用、正义的基础、宗教的影响（《异端与教授》，第133-139页），并认为休谟是斯密《道德情操论》的重要对话者。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七篇评论了自柏拉图以来所有的道德哲学体系，尤其是时代相近的哈奇森、休谟、曼德维尔等人的道德哲学体系，不过，他在格拉斯哥讲课和撰写此书的时候，休谟的观点显然会时时浮现于他的脑中。不细察休谟和斯密著作的读者往往会忽略上述差异，甚至将斯密的理论归功于休谟，或认为斯密完善了休谟的观点。但细究起来，两人的道德哲学还是存在不少差异——尽管他们的哲学同属于英国传统，而且对后来的思想史产生了不同影响。
应该说，休谟和斯密的道德哲学形成了各自的独特体系，尽管休谟对《人性论》的“道德篇”进行了改写，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有不同版本的修改，但他们各自的核心理论还是一脉相承的。拉斯穆森指出的四点区别简洁明了，直击核心：斯密在同情、效用和正义论上与休谟进行了对话；至于宗教，“异端（infidel）”和“教授（professor）”的身份标示两人公开的差异——这一差异同样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
《异端与教授》
作者：[美]丹尼斯·C.拉斯穆森
译者：徐秋慧
版本：格致出版社
2021年5月
休谟在其人性科学中预设了两个基本原则：“同情”和“比较”。《人性论》第二、三篇对这两个原则进行了充分论述，而在改写的《道德原则研究》中（1752年出版）则几乎不再提及。据詹姆斯·哈里斯的考证，休谟这一做法可能受马勒布朗士“人的科学”的影响，同情不是“为了想象我们在他人处境中会怎样感受而将自己置于他人处境的一种手段”，而是一种情感的“传染”形式，而“比较原则就成了‘一种反向的同情’，被休谟用来解释恶意，‘那种为了在比较中获得快乐、无缘无故希望带给别人厄运的欲望’”（Hum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83,110,111）。简言之，在休谟那里，同情是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中性的。通过同情，人可以感受他人的情感，并在自己心中形成新的情感。这种新情感可能和当事人相似，比如看到他人的痛苦，自己也感到一定程度的痛苦；也有可能与当事人的情感相反，比如，他人的卑微反而激起自己的骄傲等。
斯密的同情与休谟有所不同。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赋予同情以“认同”的意义，而认同总是令人愉快的。休谟曾在给斯密的一封信中特地指出：“现在似乎看来还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同情，和令人愉快的同情一样存在”，“如果所有的同情都是令人愉悦的”，那么，“医院将会是一个比舞会更愉快的地方”（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p.143）。对此，斯密的回答是：“认同的情感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旁观者同情而生的激情；二是旁观者注意到自己同情而生的激情与当事人的原始激情完全一致而产生的情绪。后一种情绪中存在着认同的情感，它总是令人愉快和高兴的。另一种激情（应指第一种旁观者同情而生的激情）依据原始激情的性质，可以是令人愉快的，也可以是令人不快的。原始激情的各种特征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下来。”（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T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46）在休谟和斯密的同情理论中，想象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后者将对“一致”的“认同”也归结为“同情”，这就与前者的观点大不一样了。斯密道德哲学的出发点正是这样一种“同情”。这也导致斯密和休谟在效用论、正义论的差异。
“经济人”与“伦理人”
休谟和斯密都承认正义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德性，但在正义的起源上，前者诉诸效用，后者则诉诸合宜性。在《人性论》，尤其是《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明确阐释了“效用为何有用”“公共效用是正义的唯一来源”，而斯密则在《道德情操论》中针对性地回应了前者，指出效用不是道德赞同的首要原则，审美品鉴时的认同也不是因为鉴赏对象有用，而是“因为其恰当和精确”（TMS, p.20）。他当然也承认效用给予物体的美感，但“任何艺术品给人带来愉悦的设计”或“合宜性”，常常比“最初设计它们的目的更有价值”（TMS,p.195）。在讨论效用与人的品质和行为的美之间的关联时，斯密反驳休谟说：赞同一个人的品质和行为，不可能和赞同一个物体的理由相同；效用也不是道德赞同的首要来源。这里针对的是休谟《道德原则研究》中的观点，因为休谟在正文中至少以四章讨论效用，而只用了两章讨论“令人愉悦”这一品质。尽管斯密反驳休谟的效用论，但他也未必驳倒了休谟。休谟当然承认斯密的第一个理由——赞同人的品质和行为的理由不同于赞同物体的理由。但要注意的是，休谟所说道德赞同的四个标准，除了效用，另外两条标准是令他人愉悦和令自己愉悦。很多研究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实际上，即使在正义论上，斯密也不得不偶尔诉诸效用，不能完全以“合宜感”来解释。（《休谟的人性科学与其政治经济学》，第183-184页）
需要指出的是，休谟和斯密所说的“效用”沿用的还是古典时代以来的含义，即有用性，它不同于19世纪经济学边际革命之后那种可计算的“效用”。还有一点应该承认的是，休谟的著作也的确是边沁效用论的思想来源，而后者一般被视为现代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以说，休谟和斯密的效用争论正好处于古典到现代的转折点上。
《休谟的日常生活哲学》
作者：[美]唐纳德·利文斯顿
译者：李伟斌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休谟和斯密对道德赞同的不同标准，导致了他们对人类幸福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在休谟看来，“人类的幸福看起来体现在三个方面：劳动、娱乐和闲暇”，三者缺一不可，“在劳动蓬勃发展、技艺进步昌盛的年代，人们拥有稳定的职业，报酬丰厚，享受着工作本身以及劳动成果带来的乐趣”（《论政治与经济：休谟论说文集卷一》，第144-145页）。休谟描述的是一种自我满足的状态：劳动获得高薪，工作给生活带来乐趣，辛劳之余的片刻闲暇让身心感到舒适。这种幸福似乎不在乎旁观者的眼光。斯密则将人的幸福置于他人的眼光中考量，他说，“如果人类幸福的主要部分来自意识到自己被人所爱——如我相信的那样，那么际遇的突然改变就很难对幸福有很大的贡献。最幸福的是这样一种人：他逐渐达到卓越，此前很久公众就预料到他的每一步晋升，因此，当卓越来临时，并不会在他心中激起过分的喜悦，并且根据情理这既不会在他所超过的那些人中间引起任何对他的猜忌，也不会在他抛在身后的那些人中间引起任何对他的嫉妒”（TMS, p.141）。无论是仕途还是致富的道路上，暴发户很难得到别人的喜爱，一步步晋升的人方能赢得他人的认可。审慎不仅会赢得现实旁观者的认可，也会得到来自内心旁观者的赞同。斯密在后来增补的第六卷中写道，“审慎的人身上的那种坚持不懈的勤劳和俭朴，那种为了将来更遥远但是更为持久的舒适和享受而坚决牺牲眼前的舒适和享受的精神，总是因为无偏旁观者和这个无偏旁观者的代表、即内心那个人的充分赞同而得到支持和报答”（TMS,p.215）。最终，斯密笔下这个“审慎的人”获得他人和“自我”的双重肯定。值得注意的是，休谟和斯密虽然都认为自我满足、自我肯定对于幸福的重要性，但后者始终需要“旁观者”——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心的——肯定。
与此相应，休谟和斯密道德哲学中的“人”在经济活动中也有了不同的个性。特林卡多（Estrella Trincado）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休谟和斯密的经济理论甚至取决于不同的‘主角’”。她将斯密经济理论的主角定义为“伦理人”，而将休谟的主角称为“审美人”。“伦理人”承担终生毫无例外的义务，他是“审慎的人”，对事物的评价准则不是以个体的一时兴起，而是它们的“实际所值”，即它们对社会有多少价值。然而，“审美人”的唯一目标是满足，是避免痛苦和厌倦，他总是奔向新的满足。休谟哲学中的“主角”寻求让他忘记忧郁状态的活动。特林卡多抓住休谟和斯密经济活动中“主角”的特质，肯定斯密的经济理论付诸实际的可操作性，而将休谟的经济理论塑造成一种“审美”活动，似乎少了些许现实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她的这一评价道出了这两位思想家道德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两者思想的差异性。然而，当斯密将这位“审慎的人”的勤劳和俭朴归功于合宜性，这种合宜性由现实的无偏旁观者和内心的旁观者裁定；休谟将“激情”视为“唯一的劳动因由”（《论政治与经济：休谟论说文集卷一》，第136页），其裁定标准由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决定，斯密和休谟的道德哲学似乎趋于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康德，一个是边沁。
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两极
休谟和斯密都意识到一个不同于过去的“社会”即将来临，因而积极探索与之相应的道德哲学。休谟在其《英格兰史》中讲述了一个“自由和商业的现代社会”如何在英格兰形成的故事，斯密则在其《国富论》中描绘了一个充斥着陌生人的社会。读者可以感受到，斯密希望提出不同于休谟的道德评判标准，但他终究还是承认休谟道德哲学的大多数观点。这两者的思想相互呼应，向读者展现了18世纪苏格兰人对“商业社会”的设想。当然，他们设想的“商业社会”中有历史和社会的维度，也有道德和审美的维度。
休谟与斯密的哲学因为诸多相似而常被忽视差异，后者也常常被视为前者思想的追随者。斯密比休谟小12岁，他在牛津读书时就接触到后者的《人性论》。这个故事在菲利普森的斯密传记中被视为后者“逐渐成了完美的休谟主义者”。（《亚当·斯密的思想之旅》，第79页）在斯密1759年发表《道德情操论》之前，休谟已发表了他对哲学、经济、政治、宗教等的绝大部分著作，正在撰写《英格兰史》，这部历史至少被《国富论》直接引用了四次。必须承认，斯密深受休谟的影响，他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讲座中不断借鉴后者的文本，但他也确实与休谟有很大的异趣。拉斯穆森不赞同简化休谟和斯密思想差异的做法：比如，说休谟是对认识论感兴趣的哲学家，斯密是务实的经济学家；休谟是支持保守的托利党，斯密则是支持自由的辉格党；两人的宗教信仰一个是怀疑论，另一个则是虔敬的信徒（《异端与教授》，第15页）。这样的简化并不适于理解这两位思想家，也不利于理解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实际上，休谟很难说是一个“托利党人”，斯密的“辉格主义”与18世纪主导英国政治的“辉格党”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当然，如何定义“保守”或“自由”又是另一个问题。
在埃斯特里拉·特林卡多看来，拉斯穆森“似乎”仍然把斯密理解成一位“休谟主义者，只是在休谟捍卫的观点上有些微词”，“斯密力求矫正和扩充休谟的观点，以提供一个更全面的图景”（Estrella Trincado, 2019,p.17）。她不赞同拉斯穆森的做法，认为差异更有吸引力。特林卡多更强调“休谟-斯密争论”的“迷人之处”，尤其是“作为理解力和理性基础的”“语言和修辞”上的差异：语言和修辞“出现在眼神交换和镜像对照中，而社会让我们能够进行这些互动”。“通过描述压抑现在的不同形象，我们试图让自己摆脱这些形象。因此，我们还需要描述现在本身。而斯密的理论试图表明一个基于‘创造性的现在（creative present）’的时间概念。这就澄清了一些基于效用的哲学、伦理学和社会理论所造成的困惑”（Estrella Trinca⁃do, 2019, p.185），后一句意指休谟的效用哲学。特林卡多认为休谟体系中的人受苦乐支配，是“激情的奴隶”，而斯密强调“自制”，借此“我们寻求行动的合宜性”，而这是两位哲学家道德理论的差异。特林卡多揭示的这些差异增加了休谟和斯密的思想魅力。
《休谟：哲学家中的经济学家》
作者:[美]玛格丽特·沙巴斯等
译者:王兵
版本: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4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哲学家“休谟”和经济学家“斯密”的形象已根深蒂固。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推进，这两位朋友的形象稍稍反转：休谟有时更像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而斯密有时则更像一位伦理学家。这一有趣的“反转”倒能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及其关心的时代问题。玛格丽特·沙巴斯和卡尔·文纳林德塑造的“哲学经济学家休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形成了更密切的联系。斯密与资本主义的“紧密联系”，在约瑟夫·克罗普西的《政体与经济：对亚当·斯密原理的进一步思考》一书中打上了烙印。然而，这种“紧密联系”也可能包含深深的忧虑。1790年斯密去世时，18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技术革新的影响恐怕已经逐渐渗透到他的个人生活，他也关注到法国革命——斯密藏书中唯一一本与法国革命相关的著作，来自约翰·考特尼（John Courtenay,1738/1741？-1816），题为《对法国近期革命和英格兰异见者行为的反思》，扉页上写着“来自作者”。编者加了一句引言：“他对法国革命者表达了热烈的同情。”我们无法推测斯密对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态度。他没有亲眼看见19世纪托马斯·卡莱尔谴责的那种悲惨世界，但他对底层社会的生活困境、动荡政局中的自由与安全确实比休谟有更多的忧虑。
沙巴斯和文纳林德认为，“休谟是斯密经济思想的重要起点。”（《休谟：哲学家中的经济学家》，第295页）至少就两位哲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而言，这一断言是恰当的。虽然在苏格兰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中，詹姆斯·斯图亚特的理论也不应忽视。大森郁夫（Ikuo Omori）曾将休谟、斯图亚特、斯密作为苏格兰政治经济学的“三巨头”，认为斯图亚特并未否定竞争性市场的重要性，并重新解释“一只灵巧的手（An Artful Hand）”在协助市场“重新配置资源”的作用。现在，詹姆斯·斯图亚特往往被认为国家干预、宏观调控的代言人，更简单地将其视为最后一位“重商主义者”，他的政治经济学也强调“勤勉”对于财富增长的意义，强调“贸易之风”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总体上，他的思想对当代经济学流派的影响似乎是有限的。
休谟和斯密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是广泛的。沙巴斯和文纳林德讨论了休谟为经济理论的“自由主义（liberal heritage，中间派或左派）”和“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 heritage，右派）”提供的思想灵感。而斯密思想遗产的分裂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已是明显的事实。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和詹姆斯·奥特森分别讨论了斯密对现代经济学的“左派”和“右派”的影响（参见Ryan Patrick Hanley（ed.）, Adam Smith: His life, thought and lega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第28、29篇论文）。两派的争论聚焦于经济发展、增进福利时采用何种手段或方式：政府或市场、集中或分散，又或者哪些领域由市场主导，哪些领域由政府介入。生活于18世纪的休谟和斯密并未对这些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因而也就容易被后人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面对正在形成的商业社会，休谟和斯密试图全面理解这一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尽力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意见不可能局限于单一的范畴内，而是在一个庞大的人的科学体系内。这也是今天他们的观念仍然吸引我们的原因所在。
撰文/张正萍
编辑/李永博
校对/杨许丽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