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为了来深圳工作，龚晓峰拼命学粤语。来了之后，他发现没人跟他讲粤语。

这个细节，让他对“来了就是深圳人”有了更具体的体会：开放和包容，藏在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里。几十年前，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今天，它已是一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也是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窗口。

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

“全世界关注什么，APEC就讨论什么。”深圳大学APEC研究院院长、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龚晓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说，在深圳办会，本身就是要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展示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让世界看到中国合作的诚心，增强世界对中国的信心。

深圳大学APEC研究院院长、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龚晓峰。受访者供图

深圳展现人本治理，创新经验有参考价值

新京报：你有一个被反复引用的说法——APEC在深圳开，深圳要向亚太、向世界回答五个方面的问题：高质量发展、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高水平开放、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治理现代化与城市文化。这五个问题，如果只能挑一个让外宾“看完就记住”的，你会挑哪一个？换句话说，深圳最值得被看的一面是什么？

龚晓峰：如果五选一，我选治理现代化与城市文化。因为这个问题最终要落到“人”身上。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现代化大都市，与“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发展目标密切相关。要吸引和留住各类人才，关键是把城市建设好、管理好，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感到方便、有归属感。换个说法，就是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人人有机会、机会均等，特别是普通人都有机会。

深圳的治理现代化是不断摸索、不断建设出来的。比如2003年，深圳启动“净畅宁工程”，着力改善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缩小与世界著名国际化城市之间的差距。几十年来，深圳持续重视民生工程。“十四五”期间，深圳九大类民生支出累计达1.6万亿元。没有优质的民生工程、教育和医疗，就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我始终觉得，一座城市的现代化不能只有经济现代化，而应是方方面面的现代化，特别是围绕“人”的现代化。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方面，深圳具有典范意义。

城市治理还体现在“参与式治理”上。比如，深圳送货员“卷尺哥”随身携带卷尺，测量井盖、台阶等，将城市“小缺陷”拍成视频上传网络，推动市政部门整改各类问题。这一做法被写入2026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作为社会治理效能持续提升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城市善治与市民共建的双向奔赴。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是主人，都应参与城市建设和治理，不能仅靠政府掌握公共资源。我认为，这一点可以作为亚太成员体学习的案例。 

当然，城市文化还体现在鼓励创新、善待挫折等方面。我对“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有切身体会。我不会粤语，来深圳之前拼命学，后来发现公共场所没人讲粤语，学了也用不上。这实际上就是深圳的包容性。如果外宾来了，我希望他们走出会场，到社区、公园、图书馆看看，看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参与城市建设，公共服务怎么样、公共空间怎么样。

深圳过去被说“富了口袋没富脑袋”。这么多年来，深圳着力补齐文化短板，核心就是“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在我看来，深圳最不怕被看，也最值得被看的，不是单纯展示经济成绩，而是展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以人为本”的城市文化。

新京报：深圳创新有“六个90%”——90%以上的研发机构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等。这组数字说明深圳的创新是“企业长出来的”。但APEC很多成员，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产业生态里恰恰缺少这种企业主导的创新密度。深圳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有什么借鉴作用？

龚晓峰：创新是共同命题，也是亚太经济持续繁荣的活力之源。无创新，就无未来、无增长、无活力。“六个90%”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单靠规划“点”出来的。深圳靠“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起家，初期科技含量不高，主要利用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后来才走上创新道路。1995年深圳开始抓高新技术产业，1998年深圳出台的“22条”政策，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1999年，深圳对“22条”进行全面修订，出台“新22条”，鼓励创新，特别是引入风险投资。可以说，没有风险投资，就很难有后来高科技产业的故事。  

深圳创新得益于改革开放大环境，开放自然会带来市场机会、学习窗口和管理窗口。同时，深圳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是为了科技而科技，而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应用为导向，鼓励“把论文写在大地上”。2025年，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1.67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高至43.0%。

另外，营商环境是企业创新的重要保障。没有好的营商环境，企业不会来，创新也难以持续。好的营商环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公平正义、公平竞争。企业家和老百姓该办的事，不用找市长、区长，通过App就能办成，这才是好环境。深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其创新密度高的重要保障。

深圳创新不是“一花独放”，而是形成了生态，各类企业都能在深圳找到空间。创新需要“雨林”式的生态，有好的生态，种子才容易生根、开花、结果。创新还有知识溢出和互相学习效应，一家企业研发出的通用成果和经验，会启发其他企业，企业之间也在合作中互相学习。

产业链配套也极为重要，也就是常说的“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深圳先进制造领域呈现集中发展、集聚发展、集群发展态势，半小时、一小时经济圈内就能配齐配套，全要素生产率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是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深圳的经验对发展中经济体有参考价值，但不能简单复制。可学的是机制——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以应用为导向、发展风险投资、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形成产业链集群和创新生态。不能简单复制的是深圳特定的历史阶段、区位条件等。对APEC成员中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重点不是照搬深圳的政策条文，而是学习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如何让企业主导创新、如何形成配套生态。

深圳在重要路段公园绿地等点位用花景迎接2026年APEC领导人会议的到来。图/IC photo

办会要撬动兴业，中小企业最怕不确定

新京报：你在讨论APEC服务办会时提出要“办会、营城、兴业、惠民”一体推进。这四个词里，“办会”是有明确起止时间的，“营城”“兴业”“惠民”是长期的。深圳要如何确保“办会”撬动“兴业”，而不是只留下一些场馆和标语？

龚晓峰：在深圳办会，本身就要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展示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让世界看到中国合作的诚心，增强世界对中国的信心。中国不仅出口，也为世界提供机会，寻找更多合作机遇。这是办会的基本目的。今年前三季度，深圳实际使用外资超440亿元，同比增长超60%，其中来源于APEC成员经济体的占比约九成。这说明APEC效应在峰会前已经显现。

如果一定要落到一件具体事情上，我最看重的是促进亚太成员体之间的合作，包括成果合作、目标合作、要素合作、科研合作等。APEC本身是亚太地区促进经济增长、合作、贸易投资的论坛和平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强约束组织，主要原则是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它涵盖几百场活动，活动议题都是亚太经济体共同关心的话题。当前逆全球化抬头，更需要回到合作初心，通过合作实现多赢，而不是脱钩断链。 

更重要的一点是，互联网再发达、人工智能再智能，也替代不了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APEC把各成员体的人请到一起，本身就是增信释疑的过程。面对面交流多了，互信就会增加；有了信任，遇到分歧才容易求同存异、相互包容。所以，办会不只是开会、谈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面对面的沟通增加互信，为合作打基础。互信上去了，合作成本就下来了，很多问题也更好解决。

从深圳自身讲，办会要倒逼国际化意识和能力提升。深圳国际知名度不如北京、上海、香港，过去靠特区优惠政策，后来利用国际市场，现在要更多利用国际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开展国际经济、技术、人才和要素合作。要通过会议议题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明确跟哪些经济体优先合作、具体合作什么。同时要清醒看到差距，问题就是机会。

所以，办会不能只盯场馆和标语，核心是以办会促合作、促开放、促城市国际化，把“办会”“营城”“兴业”“惠民”结合起来，让APEC效应在会前、会中、会后持续释放。

新京报：你长期和深圳的中小企业、“小巨人”企业打交道。从你接触到的情况看，深圳的中小企业面对APEC带来的“亚太产业链机会”，最大的发展障碍是什么？

龚晓峰：最大的障碍是不确定性。有了确定性，企业才敢投资、才敢合作。一些经济体政策多变，企业心里不踏实，合作就难以持续。所以首先要减少不确定性、增加确定性。成员体之间关系好、互信强，本身就是最大的确定性和最大的利益。

其次是法律法规、贸易监管制度、标准、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必须了解不同国别的法律法规、合规要求和认证标准。欧盟有欧盟的要求，美国有美国的要求，标准并不完全一样。语言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懂规则、能合规。

再次是信息不对称。相互不了解，产品、技术、客户需求、质量标准等方面都可能不对称。解决的办法是多沟通、深沟通，增加了解，减少信息不对称。

最后是中小微企业自身能力有限。中小微企业自身能力有限，不可能自己做区域国别研究，也未必养得起国际化人才，这就需要第三方权威的公共服务平台，需要社会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社会组织不能只做“桥梁纽带”，还要当好企业“114”，提供技术、市场、政策、法律、标准等咨询；当好企业“119”，帮助企业应急纾困、抱团防险；当好企业“110”，维护行业权益、防止内耗外争；当好企业“120”，为企业产品、技术、行业把脉诊断、研判趋势。

所以要推动深度合作，优化亚太布局。不是鼓励每个中小企业各自乱布局，而是通过有关协会等有效引导，明确哪些领域、哪些国别优先合作，防止一个机会一堆企业去抢，防止低水平重复，防止互相压价、互相贬低。我也不赞成产业链全部“走出去”，美国制造业过度空心化的教训要吸取。关键是要有序引导，而不是不合作、不往外走。

11月11日，广东深圳，市民游客打卡APEC主会场深圳国际交流中心。图/IC photo

向亚太补合规课，会后对接要常态化

新京报：你做特区研究和产业研究，如果要给深圳开一门“向亚太学”的课，第一课你会讲什么？

龚晓峰：实际上，我想开一门叫“APEC成员体涉外法律与合规”的课。我们的企业敢闯敢试，这是优点，但“走出去”不能只靠胆量，必须懂法律、懂合规、懂风险。国际市场机会多，坑也多；如果不培训，很多企业会在外面吃亏、交学费。

一些发达经济体在合规方面起步早，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中国香港地区法律意识很强，深港合作中就可以学。新加坡的PACT计划（企业能力合作计划）也值得研究，该计划支持跨国公司和本地大型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合作，帮助供应商改进技术和管理、熟悉采购要求等，让本地企业在长期合作中学技术、熟标准、积累客户。这既是产业合作机制，也是合规能力建设。

除法律合规外，还要学政府和社会组织如何服务企业，搭建专业化、国际化的公共服务平台。现在欧盟对碳排放、碳足迹等要求越来越细，中小企业靠自己很难应对。

所以这门课可以分两块：第一课讲涉外法律与合规，接下来讲政府和社会组织如何为企业服务。向亚太学不是妄自菲薄，深圳也有自己的优势，但在合规意识和国际化服务能力上要补课，这样才能让企业“走出去”时少踩坑、少交学费。

新京报：峰会的召开，让成千上万本来不会见面的人在同一座城市里碰上了。但“碰上”和“做成生意”还有一段距离。深圳有没有什么机制安排，能让这些“碰上”的人在会开完后还能继续对接？

龚晓峰：在我看来，关键是把会期聚集的人气，转化为常态化、专业化的对接机制。深圳有一些现成的平台可以依托。比如“深圳出海e站通”，是深圳市商务局会同前海管理局联合打造的线上线下一体化企业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也是省内首批且唯一的“粤企出海综合服务港”试点平台。建议以这个平台为基础，把工商界、商协会、专业服务机构等资源组织起来，形成会前有需求征集、会中有精准匹配、会后有跟踪服务的闭环，为有意向的企业提供持续对接。

具体可做四类对接：一是产需对接，帮助企业和用户直接对接；二是产融对接，对接金融资源；三是产研对接，对接技术合作；四是产教对接，对接国际人才。中小企业在国际合作中常缺国际人才，尤其是本地化布局时，不清楚目标国家和地区有哪些人才可用，产教对接很有必要。

我认为，平台还要进一步延伸到与各成员体的合作互联互通。不是简单做大，而是做精准：不仅让深圳企业了解平台，也让合作成员体的相关企业了解平台，形成一批专业服务人才在里面做对接；同时按商品品类和细分领域分门别类，提供专业化服务。

办会要虚实结合、以实为主。虚是影响力、品牌、软实力和口碑，实是经济技术合作和项目落地。办会要办好，合作要做实，机制要常态化、专业化，这样APEC效应才能真正持续释放。

制度开放做示范，落地要靠赋能见实惠

新京报：深圳过去四十多年的开放，很大程度上是“先干了再说”、在试错中形成规则。而APEC框架下的制度型开放，要求的是可预期、可复制、可对表。一个从“敢闯敢试”中成长起来的城市，如今要参与规则层面的交流，这中间有什么需要处理好的矛盾？

龚晓峰：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讲清楚。深圳当年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没有现成经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通过不断探索实践，先把可行方案拿出来，再逐步推广。很多微观制度，比如招投标制度、经理人制度、酒店管理方式等，都带有先行探索的性质。如果不敢闯、不敢试，就不会有今天的深圳。

但今天讲制度型开放，不是深圳要去“教别人定规则”，而是做示范。深圳拿出来的，更多是“我们曾经怎么试出来的”。深圳的做法是试错与示范相结合，先行先试，行了就示范推广；不行就优化，或者不推广、不复制。

当前制度型开放确实面临规则差异问题。比如深港两地法律制度、专业资格、科研管理、人员管理、税收管理等方面都有差别。前海、河套的探索，就是围绕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实际需求，把不同规则衔接起来。比如符合条件的香港工程建设领域专业人才，按规定备案后可以在前海执业；河套在科研管理方面，共同做课题时如何申报课题经费、怎么管理成果、怎么评价成果，都需要通过协商形成规则。

这些探索的实质，是在规则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求同存异，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在跨境合作中，往往要花不少时间和费用去弄清不同规则、协调办理程序，制度性交易成本比较高。深圳要探索的，就是怎么把规则衔接起来、把成本降下来，把成熟做法制度化、固化下来，将来有条件再向内地推广，也可以向亚太成员体推广，或者开展双边、多边合作。

所以，深圳不是要教别人怎么写规则，而是通过示范和试错，提供一种“在约束条件下求同存异、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经验。哪些能复制、哪些不能复制，要由实践检验。这本身就是深圳参与规则交流的方式。

新京报：今年APEC会议主题确定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在你看来，APEC要让“开放、创新、合作”不变成一句口号，当前最需要补齐的是哪个环节？

龚晓峰：从公共政策角度看，政策目标与实际落实结果之间往往存在“执行落差”，APEC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真正要落地，关键在于成员体的认可度和参与度。

“开放、创新、合作”既延续了APEC的创立宗旨，也回应了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三者不是简单的并列口号，而有内在逻辑——开放是前提，APEC机制本身就要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成员体之间要相互开放，不能只要求别人开放；创新是优势来源，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有了创新才有比较优势；合作是路径，互利是目的，资源有差异性、互补性，才有合作基础。

所以，没有开放，就缺少合作机会；没有创新，就缺少比较优势；没有差异性和互补性，合作也难以持续。因此，落地链条上最需要补的一环，是让各方从机制中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增强赋能效应，减少壁垒和负面效应。只有成员体通过APEC机制找到更多利益、获得更多赋能，合作才能持续深入，落地链条才能真正打通。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编辑 白爽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