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十岁了。

 

这所以人文与社会科学基础研究为根基的学术机构,依托北大的综合学科优势,汇聚校内外和海内外学者,通过驻访研究、跨学科讨论、学术讲座、国际合作、出版与青年学者支持,让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暂时离开原有的学科边界,在持续对话中发现新的问题。换言之——它不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而是为学问的生长创造时间、空间和相遇。

 

文研院用八个字概括自己的宗旨:“涵育学术,激活思想”。十年之后回看,这一宗旨的秘密,也许就在“之间”:涵育需要时间,激活需要相遇。而一所研究机构能做的,是把时间与空间同时交给人。

 

 

在北大,换个座位

 

 

文丨陈雪霁

 

自1926年落成以来,北大静园二院已走到百年。从燕京大学女生宿舍,到北大历史系的教学办公场所,再到如今的文研院,它在不同的时代之间被重新使用。在文研院的房间里,人们各自研究不同的时代和文明,又在一张桌旁听见彼此:有人来时已经是成名学者,坐下来却重新做回学生;有人最初只是会场边递话筒的年轻人,后来也有了自己的问题和讲台。

 

静园二院,请坐。

 

01

 

独处与相遇

 

历史学者张帆记得,从前历史系在静园二院时,院子里空间有限,重要学者来讲演,最大的会议室也常常不够坐。2013年,历史系迁出;次年,修缮后的静园一至六院用于人文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的教学科研办公。2016年,文研院成立,静园二院有了新的日常。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与静园二院的关系,恰好跨过了这次转换。1998年,他还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所参加的文史哲试验班恰好由历史系分管,常到静园二院上课。颜海英的“世界上古史”,就在一层会议室里讲授。多年后,他离开校园,又在2017年回到北大任教。再走进二院,这里成了文研院。

 

2018年,他为到访的台湾知名学者赵刚主持一场小型读书会。十几个人围坐,先由学生谈阅读感受,再由赵刚讲解;已经由学生成长为老师的张慧瑜,作为主持人,也听得入神。2019年,张慧瑜又站上文研院“未名学者讲座”的讲台,讲自己的新研究。在这座院子里,他做过学生,做过主讲人,也重新做回听众。时间往前走,求知的方向却并非只有一个。

 

 

张慧瑜在文研院的讲座海报

 

十年间,三百多位校内外邀访学者来到这里。独立的研究室使人暂时从会议、申报和日常事务中退开;共同午餐、内部报告和田野考察,又把关闭的门重新打开。一个人沉下去工作的时间,与几个人谈起来的时间,构成了驻访生活的两面。文研院首任院长、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把学者需要的条件说得很朴素:时间,空间。类似的是,汉语里几个与历史和生活有关的大词,都有一个“间”字。

 

2025年春天,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来到文研院。访问期间,他正在编写一门关于文化间历史的慕课,课程后来在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创建的在线课程平台edX上线,英文标题是“Writing Intercultural History: The Art of In-betweenness”。他把核心方法概括为“之间的艺术”:不同的知识和经验相遇,并不意味着一方越过边界、抵达另一方;更重要的事情,常常发生在两者之间。在他看来,文研院就是实践这种“之间的艺术”的地方。

 

 

钟鸣旦在讲座中

 

从静园穿过院门,步入庭院,一个具体的空间打开了,人的心智空间也打开了。周二的报告会聚焦每位学者正在进行的研究,周四的内部交流则需回答“我为什么研究……”,还有许多没有被列入日程的交谈,为学科之间、文化之间,也为人与人之间,留出了位置。

 

2025年文研院驻访学者、美国布兰代斯大学长聘副教授王璞,记住的是“一个个完整的下午”。那四个月里,专著的写作变成讲座,讲座后的讨论延伸为新的发言,发言又引出散步、饮茶和更多讨论。原本分列在日程上的工作,开始彼此牵动。

 

完整的下午容许一个问题暂时没有结论,也容许讨论绕一点路。一个概念尚未说明白,可以继续解释;一个反问打断了原有思路,也还有时间循着它想下去。王璞说,他们在争论和问答中,一次次生出新的灵感。

 

 

王璞(右)在“文研书问”中与舒炜(左)讨论由其翻译的《本雅明传》

 

这样的工作很难被进度表完整记录。删去一种解释与完成一章文字,都可能意味着研究往前走了一步。承认某条走了很久的路需要重走,有时比继续写下去更费力。

 

“涵育”的耐心,正在独处与相遇之间:给一个人安静,也让安静不至于封闭;让他有时间坚持,也保留改主意的余地。

 

02

 

换个位置

 

作为知名的组织社会学研究者,周雪光曾深度参与文研院有关中国国家组织形态的一系列讨论。2023年秋季,他利用学术假,来到文研院担任访问教授。驻访期间,同期学友中不少人从事历史研究,或接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他们怎样提问、怎样展示材料、怎样展开论证,与周雪光熟悉的社会科学并不相同。

 

已经身为教授的他带着学生的心态聆听、学习和思考,思维空间由此增加了纵向的历史维度。他后来把访学侧记题为“友情在,世间暖”。而他所在的第十五期访学项目临近尾声时,杨立华院长以一首五言古体诗寄语同仁:“聚散本常理,临歧复浩叹。相知无远近,不作离别看。”两份感言都点出了这里不容易被统计的部分:访问有期限,这段孕育在燕园的学缘却不按学期结束。

 

 

周雪光在讲座中

 

越熟悉自己的领域,人越知道该找什么材料、使用什么方法、向谁解释。进入另一种知识传统,这些熟练有时会暂时失效。历史学者刘永华把长期沉浸在自身研究中的危险形容为“起茧”:熟悉的史料和问题使思考的范围逐渐收窄。不同领域的人坐到一起,恰好让人进入别人的资料和问题,重新感到陌生。

 

到了2025年,北大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王利平参加第十九期驻访。每周讨论会上,想提问的人太多,需要提前向主持人“挂号”。愿意追问,是一种投入;愿意让别人追问自己,也需要信任。不同学科之间并没有天然通畅的道路,理解需要一次次解释、反驳和重来。

 

周雪光在这里看见的,正是这种卸下资历之后的自由:教授可以坦然承认自己需要再学,年轻学者也不必把提问变成仰视。年龄和声望并未消失,却不再预先规定谁教谁、谁只能听。人们以各自的专长相互照亮,也因各自的不懂而彼此需要。

 

同一期的驻访学者杨晓燕是二院极少的“理科异数”:她出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从事环境考古研究。环境科学考察人地关系,考古追问过去的人类社会,她的工作天然处在自然科学与人文之间。

 

在文研院,她听哲学、历史、文学、考古学者报告,总在想:自己的技术方法能为对方做什么?如果彼此合作,能不能做出更好的研究?相应的,她也把科技考古带进这里。对物质遗存和环境变化的测量,可以重建过去生活的一部分;但人类的精神世界那么辽阔,单靠技术远远不够。于是,喝茶、去外国语学院顶楼喝咖啡、远眺西山,都成了另一种研讨。轻松的时候,学科的坚硬边界反而松动了。

 

“请坐”因而不只是一句待客的话。它邀请人暂时离开已有的位置:从自己的书桌走到公共的讨论桌前,从主讲席回到听众席,在已经知道与尚且不知之间,再做一回学生。

 

03

 

把世界带到桌边

 

二院里讨论的问题,也越过院墙,进入不同文明相互解释的困难地带。

 

2026年春天,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人类学教授马力罗(Roberto Malighetti)成为文研院第二十期邀访学者。3月的一次内部报告会上,中国美术学院的张书彬讲述五台山信仰与佛教艺术如何跨越地域传播,马力罗也在参会者之中。一位欧洲人类学者与研究不同领域的同人一道,进入一座中国圣山在东亚被描绘、摹写和重新理解的历史。

 

 

马力罗在报告会上

 

2024年9月,英国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来到静园二院。围绕他与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合著的《人类新史》,一场讨论在208会议室展开。两位作者试图借助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重新打开那些仿佛已有定论的问题:人类社会何以成为今天的样子?历史是否还容纳着其他可能?

 

追问在这里也遇到追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指出,这部征引世界各地文明材料的著作,对中国讨论太少;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常怀颖把话题落到中国南方的水稻上:插秧、灌溉、排水、收获,都需要细密安排。这种生活与旱作农业有何不同?中国考古揭示的多种社会样态,又应当怎样进入关于人类历史的解释?

 

温格罗回应,水稻驯化经历了漫长过程;理解城市的出现,需要考察社会关系的密度与强度;谈论国家形成,也可以进一步拆解其中不同的政治组织要素。一部试图重新讲述人类历史的著作,就这样在另一种经验面前,显出仍待补充的地方。国际交流在此并非只是由远来的学者给出答案——中国经验也坐到桌边,要求一种自称具有世界尺度的解释重新审视自己的边界。

 

 

温格罗在讲座中

 

另一条道路,则从中国学者尚未完成的书稿通向世界。

 

2024年,文研院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普林斯顿——文研中国讲坛系列”,北大历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王明珂担任首讲学者。他在发布会上坦言,困难在于怎样用另一种语言,把自己所理解的羌族及中国文化,讲给思想与文化背景不同的人。

 

 

王明珂在论坛

 

他举了一个例子:羌族朋友说,亲戚关系的范围可以随着地方划定。这种经验,如何进入英文中关于亲属关系的理解?他最初提供了十章的著作结构,编辑建议压缩为四章,使表达更简洁有力。从十章到四章,删去的不只是篇幅。哪些背景需要重新交代,哪些习以为常的概念需要拆开解释,都要求写作者站到另一种知识传统中回望自己。

 

所谓“走向世界”,在这里具体化为一本书最困难的中间阶段:它还未定形,仍在删改,仍需要有人帮助它越过语言障碍,也避免经验在翻译中被削平。所谓的“文化间”,也就发生在这样的观点往返中。文化并非两块边界分明、彼此传递信息的陆地。研究者要做的,是辨认其中的误解、改写、选择和创造,再返回那些所有人共通的难题。

 

04

 

前人与后来者

 

“之间”也存在于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

 

2022年,石子萱还是文研院的学生助理。她读到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赵丙祥的一篇文章,又在邀访名单中发现这个名字,于是有了向赵老师当面请益的机会。后来,她从学生助理成为邀访学者的学术研究助理——这也是杨立华任文研院院长后开始的新做法:让驻访学者的时间与学问,也更具体地惠及北大学生。

 

两期合作的助研导师都是学者:戴景贤教授是钱穆先生的弟子,梅建军教授是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所长。他们会在面谈和聚餐时主动询问石子萱的论文,提醒她纵向贯通历史,增加横向的中外比较。她带着工作职责来到这里,也带着自己的问题;前辈愿意认真回应,她便被当作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研究者。

 

 

石子萱在文研院十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言

 

另一种接续,发生在一本关于猫的书上。疫情期间,文研院鼓励北大艺术史学者贾妍将她对猫的喜爱,融合进埃及艺术史的研究中,并慷慨提供发表平台,由此孕育了一组特别推送《塔缪的理想——“云养”一只埃及猫》,每周一期,共五期。“缪”是猫在埃及语中的发音,塔缪从屏幕上的线上雅集出发,牵出驯养、信仰、女神、木乃伊和古埃及人的来世。几年后,这组文章生长为《塔缪的世界:埃及猫的艺术史》。一项看似小而奇的兴趣,被编辑、讨论和出版接住,终于获得一本书的尺度。

 

 

文研院从创立之初起便设立“未名学者讲座”。十周年时,已有144位青年学者登上讲台。“未名”并非没有名字,也可以意味着名字尚未定型。

 

北大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长聘副教授叶少勇是“未名学者讲座”第二讲的主讲人,他研究的领域常被称为“冷门绝学”。他解释自己理解的“绝学”:这个学问不应该绝。他所等待的读者,也许十年、二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到那时,有需要的人还能找到前人留下的材料,研究仍能接续,他就觉得满足。

 

 

支持青年人的方式,还在持续增加。

 

2025年,首届兴全青年著作奖颁奖。奖项由文研院院长、北大哲学系教授杨立华发起,没有作者申请环节,依靠学界推荐、遴选和投票产生结果。首届有二百余位评审参与,历时近一年,经过五轮筛选,最终选出五部著作。

 

作为院长,杨立华谈起这一奖项时,把期待放在有学术思想根基的原创写作上:它既接续传统、面向当下,也能够为未来奠基。一位青年学者用多年写成的书,需要另一些人花时间阅读和判断。没有报名表,意味着“被看见”的责任从作者转向共同体:人们是否愿意走出熟悉的小领域,发现另一个人的工作,并为自己的判断负责?

 

 

院长杨立华在文研院十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言

 

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程苏东曾是“未名学者讲座”的第三讲主讲人,也是首届兴全青年著作奖的获奖者之一。他曾担心自己的讲座无人来听,也曾为北大的讲台第一次穿上西服。现在,讲座的海报挂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也已经成为文研院工作委员。

 

一个人曾经被认真倾听,后来也去认真倾听别人。青年与前辈由此不再只是年龄划定的位置,更成为一种可以接续的关系。

 

05

 

新的花园

 

2025年春天,商伟回到母校,在文研院驻访两个月。他是北大中文系1978级学生,先后在这里取得学士、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后来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1997年起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如今是该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杜氏中国文化讲座教授。离开燕园数十年后,他以一位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再次坐进静园二院。

 

这次重逢其实在疫情期间已经开始。线下学术交流一度停顿,文研院邀请商伟做线上讲座,又把一次讲座发展为2022年的“江山胜迹”系列讲座。商伟、薛龙春、魏斌、田晓菲、陆扬等海内外学者在屏幕上聚集,从金陵凤凰台、泰山、天台山、洛阳与建康出发,讨论诗歌、图像、宗教、城市与历史记忆如何共同把自然空间塑造成人文风景。

 

讲座后来变成论文,又经过增补、修订,结集为《江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由商伟主编,202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保留了评议学者的评论和作者回应:一场因疫情而转到线上的讲座,没有在直播结束时消散,而是在持续的对话中改变形状,从声音变成文字,从一个下午进入更长的时间。

 

真正回到静园二院后,商伟感受到这座院子的两面:走进来时,有活力和喜悦,令人如有所待;一天的活动结束后,又有一种屏蔽喧嚣的宁静。他由此想起契诃夫《樱桃园》中安尼雅所幻想的那座新的花园——人在那里看见美,也获得平静而深沉的喜悦。

 

花园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草木。它允许不同的生命在同一片土地上各自生长,也通过光、风、土壤和季节彼此关联。所谓“之间”,在这里有了形状:院门内外,房间与庭院,独处与交谈,过去与未来,中国与世界,彼此间的差异都没有被消除,却在相遇中发生联系。

 

百年二院、十年文研院,并没有给所有问题同一种答案。它们做的事情更像是保留一片可以相逢的空地:让成熟的学者重新做学生,让年轻的声音被认真听见;让一本书在另一种语言中重新组织自己,让一项看上去暂时没有用处的研究等待未来的读者。

 

“涵育”发生在漫长的时间里,“激活”发生在相遇的一瞬间。一所好的研究机构,同时守护这两者:既让人扎根,也让思想越过原有的边界。多年以后,今天的听众也许会站到讲台前,今天的主讲人也会坐回人群中。新的问题还会来到这里,新的关系还会在讨论中生成。

 

那座花园并不在未来某处。它就在人与人、学科与学科、文明与文明之间,一天天生长出来。

 

 

来源 |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文字丨陈雪霁

 

图片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排版丨刘芮佳

 

责编 | 戴璐瑶


来源: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