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南京的一家零元面馆。图/新京报
近日,南京零元面馆一事引发广泛关注。
不设领取门槛,只要自带碗筷,人人都能免费吃上一碗面。但却惹得周边廉价餐饮店抱怨,自家生意减少。尽管零元面馆老板称,愿补偿部分费用,但舆论却普遍同情廉价餐饮店。
这背后折射出的社会观念、思想变迁耐人寻味:一套观念在舆论里被悄悄置换掉了。
慎将周边餐饮店损失夸大为公共利益受损
首先,餐饮店老板的损失真实存在,但不能将餐饮店的损失,夸大为一种公共利益的损失。实际上,零元面馆即便走了,要弥补也很快,一辆三轮炒饭车就足以填补需求,这不是需要装修投入上百万才能开的餐厅。
其次,零元面馆和餐饮店的矛盾,没有办法可以做到两全其美。
有人说,零元面馆的方式不好,没有精准针对应帮扶的对象。但是,筛选是要成本的,于民间慈善而言,鲜有能力去筛选,筛选成本远高于一碗面。
当然这并不是说,零元面馆本身并不是没有筛选。选址就是一种筛选。
今年10月,零元面馆在南京先后开出两家。一家在江宁区秣陵街道殷巷片区,殷巷市场及周边集聚了百余家人力资源和劳务派遣机构,务工人员多数系外地务工人员,大龄人员居多。原本餐馆的食客绝大部分是老年人,残疾人和环卫工人。
有人建议,应该换一个地方,避免对这条街的商业冲击过大。那就让我们再来看另一家店——这家开在雨花台区岱山片区,周围只有肯德基、药膳鸡等餐饮店。这几家生意和面馆并不冲突,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帮不到人了呢?
除了选址,零元面馆还存在不少筛选机制。自带餐具,就是一种筛选方法;素面,也是一种筛选。甚至,零元店里的食客,本身也形成一种筛选。
这些筛选之下,倘若仍冲击周边餐饮店生意,只能说明,餐饮店顾客和零元面店目标帮助对象是重合的。所以,所谓筛选就能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
当然,也有人提到了一些解决方法,但作用其实几近于无。比如,将零元面馆的帮助分散地投向多个地区的穷人,这的确可以减小对特定区域廉价餐厅的影响,但这种分散本身就需要成本。减少供应时间、错开高峰用餐时间,本质上还是抑制零元面馆帮扶之人的规模,维持餐饮店老板的生意。
现在,压力之下,零元面馆提高了门槛:即日起,60岁以上老人、残障人士、环卫工人、快递员和外卖员可进店免费就餐。为什么是这些人?因为零元面馆承受不起其他筛选方式,而这些人要么外貌特征明显,要么有制服,都能一眼识别。
但这其实走偏了。比如,快递员和外卖员,倘若稳定工作,相比打零工的人群,一个月收入在南京其实不算特别差。但周围那些干日结的、工作不稳定、四五十岁的人,反而因为很难识别,会被排除在外,他们正是零元面馆最想帮助的对象。
那么,最终结果就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周边餐饮店的老板获益了,而那些做日结工作的人,利益则受损了。
慈善的道德性与合理性
不可调和的矛盾,无处不在。
如果不是来了一家慈善面馆,而是来了三家经营的面馆,周边餐饮店的生意同样可能变差,这又该如何?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这几家面馆中的一家,因为生意不好要降价,又该如何?或者,其中一家面馆都是自家老人在做事,没有雇工导致成本更低,要降价又怎么办呢?
推而广之到其他行业,你写一篇稿,就意味着另一个人失去了机会;你做一条视频,就抢占了另一条的注意力……这和零元面店与廉价餐饮店的矛盾是一样的。
再举一个例子:为了买一个包包,你去竞争而后升职,为了一个奢侈性目的,挤占了一个需要更多工资养两个小孩的人。但没人说这不应该,因为利益受损是真实存在的,但没有侵犯权利,这是正常的社会竞争。
慈善是否一样?事实上,慈善目的比市场竞争,在道德上更高,也更具合理性。
需要强调的是,慈善行为即便挤占了他人的利益,也具有道德性,其真正的道德性不源自做慈善之人的崇高,而是源于更多的弱势者受到了帮助。
换言之,弱势者的钱,并不是餐馆老板的,相比让餐馆老板赚这笔钱,“无数个穷人节约十块钱”具有更高的道德性。
面对矛盾要讲道理而不能仅凭声量
这件事反映了一种传统的社会观念机制:面对热点事件,不少人往往都从朴素的直觉出发,缺乏权利框架的思考。不少时候,这种朴素自觉反而很容易成为“以闹取胜”的根源。
即便抑制了零元面馆,但部分周边商户认为,快递员、外卖员同样是自家主要客源,希望进一步协调供餐时间和服务对象。当地相关部门表示,正密切关注相关情况。
不得不说,这些商家有点“霸道”了。不能因为有些人曾是他们的客源,所以就不能接受任何帮助和善意。这么看,由朴素直觉所驱动的所谓“完美方案”,最终却牺牲了“无法发声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
所以,很多时候,承认矛盾难以调和,反而能避免更大的损失。比如,大学生上课玩手机,就不能用摄像头去监控抬头率。
面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能凭声量,而是要讲道理。道理就是那些更底层、更基础、更珍贵的原则和观念。
商家想赚钱,没错;做慈善的想送人钱,也没错。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那么,就回到更深层的权利框架去分析。这个权利原则就是“赚钱靠服务”,如果别人不需要服务了,就赚不到钱了。
顾客兜里的钱,不是商家的权益。赚不到钱有损失,但权利并未受损。然而,抑制零元面馆,抑制的是个体行使自身财产的权利,这是一种更保守的权利。对这种权利的干预,才更值得警惕。
这当然不是最好的慈善。但做善事,也讲究初心。给其他人10块钱、发两个包子或者一碗面……这些场景很可能源于生活中的某个特殊时刻,也是当事人的权利。如果做善事的财产权都要被干涉,那在社会观念里,还有什么财产权的处置是不可能被干涉的?这是一条底线。
勿让“共情失去”压倒事实与逻辑
某种程度上,人们放弃道理,放弃权利框架,转而同情周边餐饮店老板,是因为当前的社会中,对“失去”特别敏感。
过去很多时候,共情更容易流向“本来就没有”的人,如那些处于底层的群体。而现在,面对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社会对“失去”的敏感度,远高于对“弱者”的敏感度。
这种“失去”是存量的消失,稳定的岗位、原本有的生意、奖金、预期中的收入。原本维持现状是寻常,但随着订单缩水、奖金减少甚至清零,本该保有的东西被拿走了。失去带来的失落、恐慌,远大于单纯的低收入。
这种对“失去”的敏感性,具有很强的代入性。看餐馆老板“哭喊着”没生意了,拿年终奖的上班族能理解预期落空、小老板想到的是订单消失。这种共情,本质上是不确定时代中的风险共振。
共振之中还压着共同的委屈和不公平感——我什么都没做错,怎么就成了这样。委屈产出愤怒,而愤怒从来都是流量的法宝。共情和愤怒的情绪之下,“失去”的故事,就更容易被夸大,获得流量和支持,而那些一直艰难的群体反而容易被忽略。
于是,不少人放弃道理,转向同情“失去”。但同情“失去”、放弃道理之后,却也带来了可以预料的损失。
从更大层面来说,这实际上涉及对出清阶段市场竞争和AI新技术的看法。因为市场、创新都必须依赖个体权利才能进行复杂的运行,一旦被朴素情感盖过,市场运行、技术创新就会被扭曲。
经济复苏需要出清市场,而出清市场是一个特别痛苦的阶段,会产生诸多“失去”——低价处理存货、破产清算、变卖资产。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关于价格、市场的愤怒,本质就是对“失去”的敏感和愤怒。
这种情绪,会导致相关部门不得不回应情绪,进而可能妨碍市场出清和技术创新,就像面馆被约束了一样。然而,此举会让经济波动带来的痛苦延续更久,甚至失去市场本身。
当然,很多时候,一件好事发生得过快,可能就变成坏事。很多事情,矛盾也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穿透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去守住那些关于发展的、底层的常识。
撰稿 / 刘远举(专栏作家)
编辑 / 马小龙
校对 /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