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要追求深度和质量,不能只追求速度。图/IC photo


100多位高校教师倡议“慢科研”,学生们反问:“我慢得下来吗?”


近日,《中国科学报》的一篇报道把学术科研当中能不能“慢下来”的问题摆到了桌面。


原来,一个月前,鉴于国内高校招收研究生时存在的论文“通货膨胀”现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副教授韩晓光与100多位计算机、人工智能(AI)等领域的教师发起了《学生“慢科研”联合倡议》(以下简称“倡议”),并承诺在博士研究生招生中不以论文数量作为筛选标准,更重视学生是否真正理解研究问题、能否独立思考。


然而倡议发出后,尽管一开始有学生认同倡议内容、赞赏倡议者的勇气,但还是有很多学生对此不认同。同时,有学生发现,联合签署名单里有曾拒绝过自己的老师,而且,名单中的部分老师发刊数量本就不少。两相对比,一些学生便用“上车了就把车门焊死”“何不食肉糜”等来批评签署倡议的老师。


事实上,倡议发起人虽然面对的对象是学生,不过,“慢科研”这一提法对于大学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同样适用。


“慢科研”更可能是“好科研”


就科研本身来讲,科研的本质就是探索未知、增进认识,而不是按照预定时间生产一定数量的论文。因为一个问题是否值得研究,需要辨别;一种解释能否成立,需要证据;即使得到了预期结果,也要反复检验。


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长时段的实验和验证,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样需要长期阅读、调查、考证和思辨,这些环节很难完全按照发表论文的期限安排。就此而言,这些教师倡议的“慢”,并不是刻意拖延或排斥效率,而是让研究者经历完整的思考和研究过程。


当然,科研质量并不必然与耗时长短成正比,短时间内同样可能出现扎实成果,做了多年也未必就有突破。因此,真正需要反对的不是“快”,而是为了快出成果而省略必要的研究过程。


究其实质,衡量科研的尺度,应当是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增加了什么认识,而不仅是用了多长时间、发表了多少论文。


不过,学生们“慢不下来”的反问之所以刺耳,是因为它指向的不是态度,而是条件。


韩晓光自己说得很清楚,倡议中的“慢”不是要求学生在时间上拖慢进度,而是希望他们“深入理解一个研究课题”。他后来把倡议的意图进一步概括为“不是慢科研,而是深科研”。


换句话说,慢科研或深科研,指向的是一种完整的科研训练,包括从阅读文献、提出假设,到设计实验、分析结果,再到面对失败、修正方向,学生走完这个周期,才知道科研是什么,也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做科研。


之所以要强调“深”,是因为速度本身并不生产深度,甚至可能摧毁深度。“萝卜快了不洗泥”这一俗语同样适用于科研。更麻烦的是,这种“快”并非个例,而是被保研和申博的竞争结构所批量生产出来。


当论文数量成为筛选信号,不管是学生还是青年教师,其最优策略就是压缩思考、追赶产出。在这一意义上而言,教师们的倡议有价值,恐怕在于它拒绝把这种策略美化为“科研能力”,坚持科研应当追求深度和质量,而不是速度。


让好科研有落脚的地方


必须承认,把“慢不下来”的板子打在学生或青年教师身上,尽管省事但不准确,至少不公平。


“慢不下来”的原因在于,当前的科研考核,本质上大多是一套以短周期、可计数、可比较为特征的量化系统,然而科研的产出节奏天然不均匀、不可精确排期。而当论文数量、期刊等级被当作职称晋升与资源分配的“唯一”硬通货,当两套时钟不一致时,个人的选择空间极其有限,研究者难免会被迫成为“论文生产机器”,研究动机自然无可避免从求真、求质滑向求量,卷数据、卷速度也就成了理性行为。


遗憾的是,这不是某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激励结构的系统性后果。对于青年教师来说,如果考核制度一边把三年或五年当作默认节奏,一边又要求在这个窗口内产出“像样”的论文,那么“慢”就只能是一种奢侈。


机制改革并非没有方向。最值得注意的信号来自资助端。2026年10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中选出首批44名青年科学家,采用“5+5+5”接续资助模式,最长支持15年。基金委主任窦贤康明确表示,长周期支持期间“不进行任何短周期的目标考核”,只考核一点,那就是“你在不在实验室”。


德国马普学会对研究所的事后评估则以同行评议为主,大约每2至3年一次,由国际科学顾问委员会审查科学水平,而不是依赖年度论文计数;其经费以政府稳定拨款为主体,为长周期研究提供制度性耐心。


可以说,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换了一种评价,即用同行判断替代数字计数,用长周期里程碑替代短周期KPI,用稳定支持替代合同焦虑。事实上,推广代表作制、长周期评价,以及建立对“高质量失败”的认可机制,让那些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但尚未产出论文的研究在考核中不被一票否定,也是“换一种评价”的具体体现。


把“慢”嵌入考核,不等于取消问责。公共投入需要看到成效,研究方向需要及时校准,问题在于“用什么成果、按照什么周期衡量”。


也许合理的做法是基础研究侧重原创性和学术价值,应用研究侧重实际效用;阶段性成果可以是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验证一种方法、建成一套装置,而不必是论文和奖项;对符合科研规律、履行必要程序的正常试错,应当在验收和后续申报中给予制度性宽容。


回到那100多位教师的倡议,其价值在于把一个被高速运转的科研生态长期遮蔽的问题摆上了台面,而当学生“慢不下来”、青年教师“不敢慢下来”时,问题不在个人选择,而在考核的时间结构。


科研要追求深度和质量,不能只追求速度,不能只靠教师的呼吁,而要靠招生规则不再把论文数量当作唯一信号,靠聘期考核给长周期研究留出合法空间,靠资助体系愿意为“可能失败”的探索支付耐心。


倡议是起点,考核慢下来才是答案。只有当“慢”在机制上成为一件可行的事,学生和青年教师的科研“慢得下来”,才不会继续是一句苦笑的反问。


撰稿 / 原平方(学者)

编辑 / 柯锐

校对 /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