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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评审:黄典林


本篇来自2026年第20期(总第35期)。王东杰讲述的是,近代中国“报”的兴起与时间观的转变。今天,我们习惯了在短视频里“刷”过一条又一条信息,习惯了用生成式AI把一本书、一篇文章压缩成几句摘要。内容越来越短,节奏越来越快,一切似乎都在转瞬之间被遗忘。这本身就是一场与时间观紧密相关的转变。


其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人曾经历过一次类似但又不同的转变。当新式报刊在晚清兴起时,它被视为“时”的载体——即时、当下、变动不居,而传统的“书”则被看作面向过去、承载永恒价值的媒介。报刊的流行,冲击了“书”的地位,更新了知识人的阅读和出版习惯。从王东杰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媒介的变化同时也是一场时间观的转变。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当翻转的屏幕和“转瞬即逝”的内容作为一种更快的“时”,开始冲击传统媒介所承载的时间观,又该如何理解媒介与时间的关系?


摘评|罗东



时间观的转变,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转型的始终。这一转变不只发生于观念层面,同样体现在具体的器物与阅读实践之中。王东杰的《“报”的兴起与近代中国时间观的转变》一文以近代中国知识人对新式报刊与传统书籍的阅读为线索,阐述了媒介的变化如何参与塑造近代时间观。他发现,近代时间观以当下性、即时性、变动性和进化论思维为特征,其兴起冲击了被视为“载道之器”的“书”的传统地位,重塑了近代知识人的阅读、出版与写作习惯。


让我们先来看“书”。在传统的时间观里,“书”不只是一个物质形态,更被赋予了象征意义,是“永恒价值”的现实载体。


明代吴伟作品《树下读书图》局部。


我们将作者的论述摘选如下:


“明末清初思想家孙奇逢说‘书以载道也’;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也常被称为‘读书人’。这些现象均提示出,‘书’位居传统价值体系的核心地带。尽管在事实上,作为物质形态的书籍也可以承载许多‘无道’的内容,但这并未影响‘书’的认知图式——与其说那是一种现实的描述,毋宁说更近乎理想的表达。”


与此相对,“时”字在传统时间观里指那些只具一时价值、难以持久的物事,因此“‘时文’总不脱一种俗气,不如‘古文’来得高雅”。近代以来,随着时势剧变和经世思潮的兴起,“时”在人们心中越来越趋向一个重要和正面的字眼。而报刊正是其载体。


作者引用康有为、杨昌济等人的论述,说明报刊的社会功能。


“1898年康有为提出,‘泰西’之富强得力于万事‘莫不有会,会莫不有报’,人民‘日日知新,日日摩厉’,自然‘日以益智’。近20年后,杨昌济再次告诫人们,应该‘多读外人所著之书,多阅新出之报章、杂志’,这样才能‘有世界之智识,与日新之世界同时并进’,了解‘此大世界内之生存竞争’,不至因为‘惜于时势’而‘自居劣败’。”


电影《一轮明月》(2005)剧照。


“报”与“书”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由于“书”被赋予了至高意义,近代不少刊物借鉴了书籍的排版和页码编排方式,以便“可以拆分后再按类汇编成书”。读“报”的方法,最初也沿用了读“书”的方法,后来逐渐分出两种不同的读法。


“清末民初著名报人包天笑回忆说,19世纪80年代,他的舅公‘看过了报以后,不许丢掉,一个月订成一册,以便随时翻阅’。显然,在这样的读者看来,‘报’的重要性并不在其时效性,相反,倒在其具有‘书’一般的超越时间的保存价值,这和后来流行的对待报纸阅后即弃的方式形成了强烈反差。”


“语言学家周有光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跟一位英国老师学会了怎样看报,知道了读‘书’和看‘报’的不同。他最重要的感悟是,看报使人‘思考’,不是读‘死书’。同一时期,舒新城也撰文介绍‘书’与‘报’之别:一是购买方式不同,书籍不必急于购买,而‘杂志报章是有时间性的’,发现有用就应立刻‘定购’;二是阅读方式不同,过去人们谈到读书方法,常常讲究逐字不肯放过,读报则只需看有用的,‘其余只看题目就够了’,如此费时不多,自易坚持。”


近代时间观对出版观念的冲击,在“文存”这一出版形式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王国维、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的文集序言,均说明出版的标准从“传世”转向“当下”。


“1922年,陈独秀在《独秀文存》的序言里宣称,他的这些文章本无任何文学价值,也非为了‘传世’而写,因此,若按传统观念,这本集子本无刊行的必要。然而,‘如今’大家对出版的看法变了:‘出版界’着意的是一本书是否对当前的读者有益,‘著书人’想的则是自己的‘心得’或‘意见’能否‘贡献于现代社会’。此处的‘现’字最为关键,它提示的是对当下的关注,而非‘藏之名山以待后人’的传统观念所看重的久远和未来。而出版标准的改变本身就证明了‘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的)产物’。”


在“报”已渐成主流的时代,“书”及其承载的价值意义并未消失,反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新式媒介的格局。


“至迟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报’在社会上已经取得明显优势,其所指涉的时间秩序,不但重新塑造了人们对于‘书’的看法,更新了知识人的阅读、出版习惯,也催生出新的写作和出版观念。从此,发表和出版不再被视为对作者思想最高水平和写作技术最佳状态的展现,而被视为思想交流的方式和进步过程的一个阶段,各种错误和不成熟的想法也可以借此获得修正和发展的机会;文章和书籍则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参考资料’,而不再是和永恒价值连在一起的‘载道’之器。”


*文中引号内所摘引文献,为王东杰:《“报”的兴起与近代中国时间观的转变》,《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3期,页95-114、198。


本期评审/黄典林

摘评/罗东

编辑/罗东

校对/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