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12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再次来到中国。
11月18日至19日,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也是中国加入APEC35周年之际的一场重要外交活动。
本届APEC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将开放、创新、合作列为三大优先领域。从贸易投资到人工智能,从区域互联互通到绿色转型,亚太经济体希望在这一平台上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但与12年前相比,今天的亚太合作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一方面,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联系日益紧密,各经济体对市场开放、技术交流和经济增长的需求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大国关系波动,也在持续冲击区域合作的信任基础,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APEC能够为区域合作带来什么?中国如何在竞争与分歧中推动亚太经济体寻找共同利益?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APEC又应当如何发挥作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当前亚太合作正处于一个“需求上升、共识承压”的阶段,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但区域信任有所折损。而APEC的价值,恰恰在于为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保留沟通和合作空间。
“深圳APEC应当让亚太和世界看到,制度差异和发展差距不应阻断合作,竞争也不能取代共同发展的需求。各经济体能够在相互尊重中协调分歧,在优势互补中扩大共同利益,在具体行动中实现合作共赢、美美与共。”翟崑说,期待深圳APEC既能稳定当前的合作预期,也能为未来几年的区域合作明确方向。

2026年11月,深圳迎来APEC时间,市民在打卡拍照。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三次APEC“中国年”
新京报:中国已经于2001年、2014年两次主办APEC,今年,APEC时隔12年再次迎来“中国年”。你认为,这一次中国主办APEC最重要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翟崑:此次中国主办APEC,最重要的背景是亚太合作进入了“需求上升、共识承压”的阶段。企业需要更稳定的市场和供应链,各经济体需要数字化、绿色转型带来的增长机会;但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竞争和发展差异也增加了协调难度。各方更需要合作,形成合作共识却变得更加困难,中国主办会议的意义正在于此。
这次会议需要着力弥合合作落差。亚太拥有紧密的产业联系和活跃的创新网络,但跨境规则、政策沟通和参与能力仍未充分跟上。中国可以发挥东道主作用,把各方的共同需求转化为工作议程:围绕企业经营减少制度摩擦,围绕技术应用开展能力建设,围绕长期投资提高政策透明度。伙伴能否获得持续收益,决定了合作能否积累信任。
与2001年、2014年相比,今天中国提供合作机会的条件更加丰富。中国拥有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既能承接伙伴的产品与服务,也能与伙伴共同开发技术和应用。“十五五”开局与主办APEC相遇,为中国进一步衔接自身发展与区域需求提供了契机。
这次主办APEC的价值,在于让各方看到合作仍有空间、参与能够受益。持续运行的项目、更稳定的政策预期和更多发展机会,才能增强亚太合作的凝聚力。
新京报: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表性城市,也是全球科技产业链的重要节点。选择深圳举办2026年APEC会议,有哪些考量?深圳在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方面又有哪些优势?
翟崑:深圳是开放之城、创新之城。“来了就是深圳人”表达了这座城市接纳不同背景、鼓励共同奋斗的城市气质。这种包容性与APEC尊重差异、促进共同繁荣的理念相通,也让各方更容易理解开放如何汇聚人才、激发活力。
深圳的成长连接着改革探索、国际市场和全球产业分工,经历了从加工制造向研发创新、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拓展的过程。亚太不少经济体也在探索产业升级,在深圳,各方能够通过真实的经济活动理解开放合作的价值。深圳的经验也能够回应亚太经济体共同关心的问题: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如何提高产业附加值,如何让开放持续支持发展。
深圳推动区域合作的优势在于转化能力,即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将市场需求转化为产业合作,将改革探索转化为跨境经营的便利。APEC讨论的许多议题,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具体参与者和实践场景。
此外,深圳毗邻香港,依托前海、河套等平台,能够汇聚国际金融、科研、人才和专业服务资源,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应用协同,探索跨境业务中的规则衔接。产业配套、企业活力与开放平台相互支撑,使深圳具备连接中国内地与亚太市场、组织跨境创新和产业合作的综合优势。
新京报:中国于1991年加入APEC,迄今已有35年。你如何评价中国在APEC中的角色演变?未来中国还可以在哪些领域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
翟崑:中国加入APEC的35年,是中国发展与亚太合作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35年。
2001年上海会议举办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夕,展现了中国扩大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意愿;2014年北京会议批准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和互联互通蓝图,中国更加主动地提出合作方案、推动区域议程;2026年深圳会议则需要回应技术变革、发展差距和区域分化等新挑战,推动共同愿景落实为行动。
三次主办会议,折射出中国在APEC中角色的持续拓展。早期,中国通过政策交流、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借鉴国际经验、改善开放条件;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联系不断增强,中国逐步成为区域议程的重要塑造者和公共产品提供者。
中国从亚太合作中获得发展机会,也通过自身改革、市场开放和产业成长,为伙伴拓展发展空间。中国的引领力,建立在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受益的基础上。
未来,中国可以在经贸规则衔接、数字与绿色转型、发展能力建设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可操作的合作方案,帮助不同发展水平的成员提高参与能力。同时,还应加强工商界与政策进程的联系,推动成果跟踪和跨年度落实。持续倾听伙伴需求,将中国优势转化为各方能够利用的合作机会,才能形成持久的引领作用。

随着APEC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临近,深圳市街头的APEC主题景观。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信任折损”下如何推动合作
新京报:当前亚太地区面临一个明显矛盾: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但大国竞争、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分歧也在加剧。你认为,当前亚太经济合作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APEC能否在成员经济体存在分歧的情况下,继续推动区域一体化?
翟崑:亚太地区经济联系仍在深化,支撑长期合作的政策预期却趋于不稳,相互依存正在经历“信任折损”。一些经济体更加关注对外依赖带来的脆弱性,对开放合作的长期收益产生疑虑。技术竞争、产业调整和利益分配压力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不信任。因此,区域一体化既需要加强规则衔接,也需要通过实际成果证明,开放能够创造可持续、可分享的发展机会。
APEC坚持自主自愿、协商一致,承认成员多样性,强调合作的灵活性和渐进性,为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保留了共同参与的空间。分歧加深时,各方仍可通过政策沟通澄清关切,通过技术交流寻找解决办法,通过具体项目积累合作经验。共同利益能够形成持续行动,信任就有修复的基础,区域一体化也能逐步推进。
深圳APEC的重要任务,是在“信任折损”的背景下稳定合作预期。中国应以持续扩大开放的行动,将市场、产业和创新机会与伙伴需求衔接起来,推动各方在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和能力建设等领域取得具体进展。让企业感受到成本下降,让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看到参与机会,才能增强亚太开放合作的信心。
新京报:美国也是APEC的重要成员,面对中美在贸易、科技和安全领域的竞争,APEC能否成为双方维持沟通、管控分歧的平台?如果中美无法在核心问题上达成共识,APEC还能发挥多大作用?
翟崑:APEC将中美两国关系放在更广泛的区域合作环境中,让双方听到其他经济体的关切,也看到竞争对区域市场和生产网络的实际影响。中美之间的许多分歧具有双边性质,但政策后果却由整个亚太共同承受,这使双方保持沟通具有更强的现实必要性。
即使双方无法在核心问题上达成共识,APEC仍可发挥有限共识的作用。中美对安全边界、技术竞争和产业利益存在不同判断,部分分歧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双方仍然可以围绕政策透明、贸易便利化、人员往来等具体事项寻找交集,减少误判和执行摩擦。局部合作能够改善企业经营条件,也能避免分歧扩散至所有领域。
新京报:中国一直支持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FTAAP也将是今年APEC会议的核心议程之一。但目前亚太地区已经存在RCEP、CPTPP等不同的贸易合作框架,各经济体在市场准入、数字贸易等规则上也存在差异。你认为,FTAAP距离真正落地还有多远?它能否成为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新框架?
翟崑:FTAAP建设可以理解为一幅逐步完善的拼图。RCEP通过关税减让、区域原产地累积规则和贸易便利化,促进区域生产网络融合;CPTPP则在市场开放、数字贸易、国有企业、劳工和环境等领域积累了较深入的制度实践。两者为更大范围的合作提供了基础,但各自的成员构成、规则要求和实施条件仍有差异,需要继续协调。
FTAAP距离真正落地还有多远,目前难以给出明确时间表。关键在于不同安排能否形成兼容的制度联系,各方能否接受相应的开放成本。市场准入涉及产业调整与利益分配,数字贸易涉及数据保护、监管权限和安全关切;大国关系、成员履约能力和国内改革进程,也会影响推进速度。拼图的难点,在于各部分如何衔接,形成各方愿意参与、能够执行的整体。
FTAAP有潜力成为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框架,将现有合作成果拓展至更大范围,减少市场分割和重复合规。近期更现实的任务,是推进规则比较、贸易便利化和透明度合作,帮助企业降低跨境成本。具体收益逐步增加,各方才更有动力作出开放承诺。FTAAP能走多远,取决于这种共同利益能否持续积累。
新京报:过去几十年,APEC在推动亚太经济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今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不断增加,APEC是否面临影响力下降的问题?面对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困境,APEC是否需要改革?
翟崑:APEC确实面临影响力考验。区域合作机制增多,企业更加关注规则是否清晰、成果能否落实。如果APEC长期停留在原则表态,就难以回应现实需求。地缘政治分歧也削弱了开放合作的共识,增加协调难度。APEC的价值始终体现在连接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参与不同经贸安排的经济体,形成广泛的沟通功能。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APEC面临的合作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工作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改革应保持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制度基础,将增进信任作为重要方向,提高成员共同投入、持续合作的意愿。
信任既来自对彼此政策的准确理解,也来自合作承诺的切实履行。APEC可以加强政策解释和专业交流,优先推进共同需求明确的合作,为能力较弱的成员提供支持;同步完善成果落实机制,明确重点项目的责任、资源和阶段目标,加强跨年度衔接,吸收企业参与评估,让各方通过实际收益增强合作信心。
在此基础上,还应发挥思想孵化作用,通过研究、对话和自愿试点,为多边合作探索可行方案。面对全球经济治理困境,APEC难以独自解决所有分歧,但能够通过减少误解、积累信任、扩大利益交集,增强协调与行动能力,保持长期影响力。

2026年11月,深圳迎来APEC时间。图为街头的APEC主题标识。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在具体行动中实现合作共赢
新京报:深圳APEC提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将开放、创新、合作作为三大优先领域。你认为本届APEC的焦点议题有哪些?中国希望通过深圳APEC向亚太和世界传递什么信号?
翟崑:“开放、创新、合作”分别回应市场如何连接、增长动力从何而来、发展成果如何共享三个问题,共同指向亚太共同繁荣。本届APEC的焦点,是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增长动力转换的背景下,维护区域经济联系,拓展新兴领域合作,让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都能参与、受益。
具体来看,开放领域,重点是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强经贸规则衔接,提高政策透明度,降低跨境经营成本,稳定投资预期。创新领域,重点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转型,统筹技术应用、数据保护与技能培养,支持中小企业参与,缩小发展能力差距。合作领域,重点是推动共识落地,明确项目任务、实施主体和评估机制,加强能力建设,让合作成果惠及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及其民众。
中国希望传递的信号是,共同繁荣需要共同创造。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将自身市场、产业和创新优势与伙伴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为区域增长提供更多机会。各方也需要共同维护开放环境、参与合作设计、推动项目实施,形成持续发展的动力。
深圳APEC应当让亚太和世界看到,制度差异和发展差距不应阻断合作,竞争也不能取代共同发展的需求。各经济体能够在相互尊重中协调分歧,在优势互补中扩大共同利益,在具体行动中实现合作共赢、美美与共。
新京报:当前,全球面临着气候变化、能源转型、数字鸿沟、AI治理等多重挑战。APEC作为一个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平台,能否在这些全球治理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翟崑:气候变化、能源转型、数字鸿沟和AI治理,已经进入投资、生产、就业和贸易环节。以经济合作为核心,恰恰使APEC能够从产业和市场入手,处理全球议题落地时遇到的具体问题。
对此,APEC可以发挥治理接口的作用,将全球目标与各经济体的实施条件连接起来。气候目标需要企业减排、技术应用和融资支持;能源转型需要兼顾供应安全、系统稳定和成本承受能力;数字化与AI发展需要基础设施、人才技能和可信的使用环境。
这些条件存在明显差异,统一目标需要多样化的实施路径,能力不足的成员尤其需要技术与资源支持。而APEC可以围绕共同需求,组织政策交流、能力建设和自愿试点,通过经济合作改善实施条件,帮助更多成员参与并受益,为全球治理提供扎实的实践支撑。
新京报:近些年来,单边主义、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日益明显,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声音。你如何看待全球化发生的变化?这届APEC能否推动全球化重回正轨?
翟崑: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刻调整。跨境联系的需求依然存在,组织这些联系的方式正在变化。企业更加关注供应来源、技术获取和政策风险,政府更加重视安全与收益分配。数字技术拓展了跨境服务和知识交流的空间,单边限制与保护主义又增加了交易成本。开放动力与分化压力并存,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各方如何回应这些变化。
借用阿基米德“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的比喻,深圳APEC可以成为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一个支点。支撑它的,是各经济体对市场、技术和共同发展的现实需求。APEC能够连接这些需求,通过政策沟通、贸易便利化和能力建设,减少跨境合作障碍,帮助更多企业和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将自身市场、产业与创新优势转化为伙伴的发展机会,也能为这一进程提供动力。
一次会议难以扭转所有逆流,却可以明确合作方向、凝聚行动意愿,推动具体成果持续积累。所谓“重回正轨”,需要回应既有全球化中收益分配不均、部分群体调整成本过高的问题,让全球化更加普惠、包容、可持续。
新京报:总体来说,你对深圳APEC的成果有哪些期待?你认为这届峰会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翟崑:我期待深圳APEC既能稳定当前的合作预期,也能为未来几年的区域合作明确方向,让企业有信心投资,让不同发展水平的成员都有机会参与。
实质性进展值得关注三个领域。一是互联互通。在既有蓝图评估与更新的基础上,加强基础设施、通关程序、物流信息和人员往来的衔接,降低跨境经营成本。二是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依托部长级共识,推进技术应用、数字技能和中小企业转型合作,改善可信数字环境。三是服务贸易。落实新的服务业路线图,提高监管透明度,加强能力建设,促进专业服务与制造业协同。跨境数据流动和人工智能监管中的深层分歧,仍需持续协调。
深圳APEC有潜力、有能力增强合作成果的兑现能力。深圳的创新与产业基础能够为合作提供具体场景。会议若能推动一批项目持续运行,让各方从实践中完善合作安排,就能将峰会共识转化为长期收益,为亚太共同体建设积累更坚实的基础。
新京报记者 谢莲
编辑 胡杰 校对 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