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17世纪荷兰哲学家。

《哲学如何让人获得快乐:斯宾诺莎思想传记》
作者:[法]弗雷德里克·勒努瓦
译者:秦宵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6年10月
在研究过神之后,斯宾诺莎转而研究人。他的形而上学在具化为伦理学方法之前,先是精炼为一种人类学,心理学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人是什么?人由何构成?其认识有何可能性和局限?其存在的动力是什么?其情感的起源和本质是什么?《伦理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专门研究了这些问题。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述斯宾诺莎对欲望、情感和情绪的看法,因为他的话会大大有助于我们认识自身、理解自身的心理机能。但我想先强调斯宾诺莎人类学的几个基本层面,这对我们理解通往完美快乐的解脱过程尤具启发意义。
斯宾诺莎在建立了一元神观后,紧接着建立了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一元人观。柏拉图一脉(但分界并不那么明显)的基督教传统,实际上建立在灵魂与身体的二元论之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笛卡尔继承了这种二元论,并重视灵魂而贬低身体,因为灵魂的本质是神圣的,而身体的本质是物质的。当身体作用于灵魂,灵魂便会“遭殃”,会受到身体的影响;反之,灵魂可以通过意志的力量“控制”身体——正如马车夫(灵魂)驯服并引导他的马(身体)。
斯宾诺莎提出了全新的视角。通常用于表达“灵魂”(anima)的拉丁文词语,由于神学色彩浓厚而很少被这位哲学家使用。他更偏爱拉丁文词语mens,译为“心灵”更为恰当。然而,与笛卡尔相反,斯宾诺莎并不把身体和心灵视作两个不同的实体,他认为二者是以两种不同样式显示的独一且同一个实在:“心灵和身体是独一且同一物,时而可被理解为思维之属性,时而可被理解为广延之属性。”
由此可见,身体有着与心灵同样神圣的本质,因为如我们所知,思维和广延正是两种神圣的属性。所以,贬低或侮辱身体是荒唐的。身体具有和心灵同等的尊严,它对心灵的成长至关重要,正如心灵对身体的保养和发育至关重要一样。实际上,既无法将这二者对立,也无法把它们分开。它们一起运转,因为它们不过是独一且同一实在的两个面向。心灵是身体的智力表达;身体是心灵的广延表达。心灵无法脱离身体进行思考或想象,身体也无法脱离心灵进行移动或行动。一切对自我和心灵的认识,都是通过身体获得的。这样,我们就回到了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谈及先知的认识时所阐明的观点:它总是与先知的想象力、敏感度、气质和身体经验有关。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借由我们的身体进行思考。我们对世界的知觉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都与外部世界构成和影响我们身体的方式有关。有一个发现让我颇为震惊:伟大哲学家的思想都带有其身体敏感度的印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极有可能与他羸弱的身体以及焦虑有关,正如蒙田的乐观主义思想与他的强健体魄和快意人生有关。
这里需要明确一下,斯宾诺莎所说的身体,并非仅指物理意义上的身体,而是指各个维度的“身体性”(corporéité):物理的、感官的、情绪的、情动的。人可以体质虚弱(例如残障所致),但同时因强烈的愿望、情绪和感受力而坚强无比。当身体抱恙,需要医治的不仅是器官,还需要关注我们的情绪和情动状况。正因如此,斯宾诺莎建议满足身体,从所有这些维度保养它并增强它的力量。他写道:“能以物为己用并自得其乐之人为智者。可口之味、醇良之酒,取用有节,以资补养,他如芳草之美、园花之香,可供赏玩。此外举凡服饰、音乐、游艺、戏剧之属,凡足以使自己娱乐,而无损他人之事,也是智者所正当应作之事。”
这不仅与以器质性和机械论身体观为基础的医学截然对立,亦和规劝人们通过压迫、蔑视、无视身体以增强心灵之力的禁欲主义灵性观背道而驰。这种身心合一的观念带来的影响涉及从医学到灵性的各个层面,还涉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我们和他人的关系。

斯宾诺莎雕像。
斯宾诺莎不否认我们身上二元性的存在,但这种二元性并不像笛卡尔和基督教伦理学家所想,存在于身体和心灵、理性和激情之间,而是存在于快乐和悲伤之间。人身上最主要的分野并不在于将存在区分为两个部分,而在于区分了两个类型的情动:快乐和悲伤——斯宾诺莎认为这是两种最基本的感情。他为何如此重视“快乐—悲伤”这对二元概念?
《伦理学》第三部分命题6,是斯宾诺莎学说的关键点之一:“每个事物的存在之力不同,却都竭尽全力保持其存在。”现代生物学证实,这种努力(拉丁文conatus)是生命的普遍法则。因此,神经心理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在其关于斯宾诺莎的专著《斯宾诺莎是对的:快乐与悲伤,情绪的大脑》中这样写道:“生命有机体的构造方式,使其在面临生命危险之时,仍保持自身结构和功能的一致性。”斯宾诺莎还发现,每个有机体都以同样自然的方式竭力发展、成长、达致更大的完满,以此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然而,我们的身心均会受到来自外界的其他众多有形体和观念的影响。这些“情状”(拉丁文affectio)并不一定是负面的:它们既可以损害、打击我们,也可以更新我们,让我们成长。例如,凝神欣赏美丽的风景,便是与外在有形体的接触,使我们重获新生。相反,听到中伤我们的话语,则是与损害我们的外在思想的接触。每一次与符合我们本性的外在有形体或思想的接触,都会增强我们的力量;相反,每一次不和谐的接触则会减损我们的力量。斯宾诺莎还发现,我们力量的增长伴随着快乐之情(我将拉丁文affectus直接译为“情动”或“情感”),而力量的减损伴随着悲伤之情。他说,“快乐是从小完满到大完满的过渡”,正如“悲伤是从大完满到小完满的过渡”。因而,快乐是伴随一切行动之力增长的根本情动,悲伤则是伴随一切行动之力减损的根本情动。因此,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目的即在于,借助理性来安排生活,以便减少悲伤、增加快乐,直到获得至上的幸福。
我之所以强调“借助理性”,是因为斯宾诺莎认为,追求生命之力、行动之力及其所带来的快乐的增长,是自然且普遍之举。愚人凭想象力及其关于事物的片面且“不当”认识去寻觅,而智者则尝试借助能使其获得关于事物“恰当”认识的理性来推进。斯宾诺莎由此将认识分为两个基本类型,它们各自具有决定性的实际效果。第一类只关乎与影响我们身心的外在有形体和观念的接触。这种接触带来的映象所对应的并不是客观现实,而是我们对接触的再现。斯宾诺莎认为,由此获得的关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是“不当的”(错误的、不完全的、残缺的)。这便是第一类认识:由想象性、片面性再现得来的对事物的见解。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理性的发展来超越这一不完美的认识阶段。理性依托于“人类的共同概念,因为人类具有某种共性,可以被所有人恰当地(换言之,清晰、明确地)知觉”。和人类的共同概念一样,这些恰当普遍的观念被我们的想象性再现和见解所掩盖,我们需要借助理性来解放这些共同概念,进而得以辨明好坏是非。
源自不同认识类型(与想象力更相关或与理性更相关)的快乐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斯宾诺莎告诉我们,源自与不当观念相关的情动所带来的快乐是“被动的”,即片面的、暂时的,因为它基于错误的认识;而源自恰当观念的快乐则是“主动的”,即深刻的、持续的,因为它基于正确的认识。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爱情邂逅。斯宾诺莎将爱情定义为“伴随着对某一外在因素所持观念的快乐”。在爱情邂逅中,外因即是所爱之人。但斯宾诺莎明确指出,快乐并非直接源自此人,而是源自我们对此人的观念。然而,这一观念可能是错误的、片面的、想象出来的,因而是不当的;或者相反,是正确的、完整的、基于理性的,因而是恰当的。对于第一种情况来说,快乐会是被动的,只能持续与爱情幻想一样长的时间。斯宾诺莎还指出,当我们走出幻想、真正认识了那个人以后,这一(被动的)快乐将转变成悲伤甚至仇恨(他定义为“伴随着对某一外在因素所持观念的悲伤”)。
这种情况十分常见。爱情邂逅通常始于幻想:我们在还未真正认识对方的时候便坠入爱河。精神分析学阐明了爱情中普遍存在的“投射”机制:我们被某一个人吸引,乃是出于无意识的原因。比如,这个人让我们想起缺位或过于专制的父亲、放任或过于压抑的母亲,我们会在无意识中试图重演童年时的紧张局面以获得解脱。由于无意识的力量,我们会给自己引来那些与我们孩提时代悬而未决的问题有所呼应的人。但我们也会因为诸多其他幻想而被人吸引:我们把对方想象得很美好,因为我们对这个人有性欲,或者被其身上光鲜的一面(之后才发现是谎言)或某种偏偏对我们构成诱惑的姿态所吸引。简而言之,绝大多数爱情邂逅都始于幻想,始于想象而非理性构建的认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场邂逅在一开始或许会带来显著、积极的影响,似乎增强了我们的生命力,让我们沉浸在快乐之中。这便是所谓爱之“激情”的强大力量。只要与幻想相连的激情和欲望还在,快乐就在。但是,随着了解的深入,想象就会逐步让位给现实。当我们对对方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原先建立在幻想之上的快乐就会转变为悲伤,有时也会由爱生恨。认识对方的方式越恰当,被动的快乐就越会转化为主动的快乐,激情也越会转化为深刻而持续的爱。
本文摘选自《哲学如何让人获得快乐:斯宾诺莎思想传记》,原文注释从略,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弗雷德里克·勒努瓦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