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讲过,看千年的中国去西安,看五百年的中国去北京,看一百年的中国去上海。今天,我想对大家说,看五十年的中国就来深圳。”11月18日晚,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欢迎晚宴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样向与会各方介绍深圳。
从一个小渔村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再到全球瞩目的创新之城,深圳浓缩了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2026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周来到这座“奇迹之城”,世界的目光也随之聚焦深圳。
从工商领导人峰会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从密集的双边外交到中俄美元首首次面对面会晤,短短几天内,深圳成为国际政商界瞩目的焦点。
这是APEC时隔12年再次迎来“中国年”。一年来,中方在全国16座城市举办了321场APEC会议和活动,来自各经济体的与会代表上万人次,创下APEC历史纪录。根据外交部公布的东道主成果清单,中国担任2026年APEC东道主期间共形成75项成果,其中包括18项会议成果文件、3项中方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的重大举措,以及54项务实合作成果。
11月19日,随着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中俄美元首会晤相继举行,2026年APEC领导人会议周落下帷幕。这场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盛会,留下了大国外交的新场景,也为亚太区域合作勾勒出新的行动方向。

APEC新闻中心。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焦点一:中俄美元首的历史性会晤
在APEC期间,密集的双边、多边会晤是这场国际盛会的一大亮点。其中有中方领导人与到访的外国领导人的双边会晤,也有其他经济体领导人借助APEC平台开展的双边、多边交流。
但若要说本届APEC最受关注的一场会晤,毫无疑问是11月19日下午中俄美三国元首在深圳麒麟山庄举行的会晤。
这场会晤此前已有消息传出,但直到11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正式宣布,消息才最终确定。毛宁当时表示,11月19日,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深圳举行中俄美元首会晤。
11月19日下午,习近平在深圳同普京、特朗普举行中俄美元首会晤。三国元首围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大国关系战略稳定”这一主题深入交换意见。俄美领导人感谢中方主办此次历史性会晤。
习近平指出,中俄美三国最高领导人有史以来首次聚首,具有开创性意义。历史告诉我们,大国和则世界安,大国斗则世界乱。80多年前,中俄美三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中坚力量并肩作战,为世界赢得和平与安宁。今天,三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肩负特殊责任。
围绕大国如何正确相处、共同为世界和平托底,习近平提出四点看法:坚持相互尊重,坚持和平共处,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对话协商。
会晤后,三国发表《中俄美元首和平宣言》。宣言涉及四方面内容:推动联合国改革,使其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生产和供应,维护能源稳定流动;认可国家同意原则,尊重国家官员豁免,反对国际刑事法院及其他类似机构滥用管辖权;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三国将就减少核风险、防止核扩散开展对话。
11月19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深圳向中外记者介绍此次会晤情况。他表示,三国元首就事关全球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重要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会晤气氛坦诚、友好、富有建设性,取得了一系列共识,发表了面向世界的《和平宣言》。王毅将其称为一次“和平峰会”,认为这是载入史册的标志性事件。
在王毅看来,这次会晤不仅开创了三国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新纪录,也为新时期大国互动构建了新范式。三国元首面对面阐明各自战略意图,表达了防止冲突对抗、守住和平共处底线的意愿。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全球三大军事强国的领导人能够面对面会晤,都是一件积极的事情。“通常情况下,这类会晤多以双边形式进行;而这一次,在双边会晤之外,三方也实现了会晤,这使得这场会晤更加特别。”
事实上,三国领导人在正式会晤前已经有过同场互动。11月18日,在APEC欢迎活动期间,习近平、普京、特朗普共同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相关画面迅速受到国际媒体关注。
此次深圳之行,习近平还分别与普京、特朗普举行了双边会晤。11月18日,习近平在深圳会见普京,双方就中俄关系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11月19日下午,习近平会见特朗普,双方围绕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确认,普京和特朗普也举行了双边会晤。这也是两人自2025年8月的阿拉斯加会晤以来首次面对面接触。
三方会晤与双边接触相互衔接,构成了此次APEC期间大国外交的重要一幕。在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毕海东看来,此次中俄美三国元首会晤的突出意义,在于三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次实现领导人面对面沟通,为处理大国关系、国际安全和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高层对话场景。
他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此次会晤的核心意义在于开启直接对话、释放战略稳定信号。中美俄关系走向直接影响亚太乃至全球战略格局,三方保持沟通有助于降低战略误判和冲突升级风险,为地区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维护安全稳定创造条件。
库恩也认为,尽管此前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场三方会晤“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内容”,但这种“象征意义”本身就是一种“实质”。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一次会晤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外界至少可以期待,它能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2026年11月19日,广东深圳,俄罗斯总统普京(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左)抵达麒麟山庄,出席三方会谈。图源IC
焦点二:建设亚太共同体的“深圳展望”
作为聚焦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重要机制,APEC长期致力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亚太共同体。在本届深圳APEC上,这一愿景被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方向和合作安排。
11月18日,为期两天的2026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在深圳落下帷幕。峰会发布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深圳倡议》,是峰会创办30年来首次以倡议形式发布成果文件。
《深圳倡议》提出,在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四大优先领域引领下,亚太工商界愿与各经济体一道,全面落实《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共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
倡议还呼吁将今年APEC“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转化为实际行动,推动亚太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1月19日上午,习近平在深圳国际交流中心主持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续写“亚太奇迹”新篇章》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30多年来,亚太地区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亚太奇迹”。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亚太合作必须适应新形势、迈出新步伐、开创新局面,推动建设和衷共济、开放融通、开拓创新、包容发展的亚太共同体。
围绕这一目标,中方提出搭建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其中,“四梁”是经贸、联通、创新、发展四大支柱;“八柱”则包括亚太自贸区、基础设施硬联通、政策和监管软联通、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数字经济、新兴技术、能力建设和可持续增长。
习近平还宣布了中方支持亚太合作的最新举措,包括提供2000万美元资助开展APEC务实合作,在深圳设立亚太共同体研究中心,在数字技术、数据跨境流动、清洁能源、中小企业发展等领域设立合作机构等。
会议一致通过2026年APEC领导人宣言,并就亚太共同体建设提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深圳展望》,同时通过贸易、联通、创新领域三项成果文件。由此,深圳会议不仅确立了亚太共同体建设的方向,也形成了贸易数字化、区域互联互通和新兴技术合作等具体议程。
11月19日,王毅在介绍会议成果时表示,《深圳展望》是APEC“中国年”最重要的成果,也是APEC合作新的里程碑。他将其取得的重要进展概括为六个方面:明确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搭建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为亚太自贸区建设注入新动力;升级亚太互联互通合作;赋能亚太创新增长;打造亚太合作的落地平台。
毕海东认为,《深圳展望》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亚太经济合作正在从传统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向经贸、基础设施、数字技术、能源安全和社会包容等多个领域拓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和供应链韧性等内容,表明各方正在尝试将新技术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结合起来。
他说,当前亚太地区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但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等因素,也给区域合作带来新的挑战。今年中国再次担任APEC东道主,有利于发挥东道主作用,凝聚各经济体维护自由开放贸易投资、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识,推动亚太合作克服困难、保持正确方向。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帕文德·克勒也认为,《深圳展望》的重要背景,是全球经济正面临日益加剧的碎片化、地缘政治压力、供应链重组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变化可以追溯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并在新冠疫情期间进一步加深。
他对新京报记者说,深圳APEC实际上是在亚太地区重新确认经济开放、互联互通和创新驱动增长的重要性,试图通过深化区域一体化、推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供应链韧性以及深化能源合作,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亚太地区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也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5年,亚太区域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区域经济增速3.3%,持续领跑全球主要区域板块。
毕海东认为,APEC在贸易投资、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形成的共识与实践,可以为其他多边机制提供有益参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
在秘鲁太平洋大学中国与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塞·卡洛斯·费利西亚诺看来,今年深圳APEC强调的“开放、创新、合作”三大重点,对秘鲁同样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创新方面,中国和亚太其他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可以为秘鲁在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创新提供借鉴。”
费利西亚诺今年5月来到深圳,参加了APEC研究中心联席会议青年学者论坛。这是APEC历史上首次为青年学者设立的学术论坛。
他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成功典范,也是一座生动诠释当代中国发展故事的城市,集中展现了创新、生态现代化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秘鲁自1998年加入APEC以来,一直试图学习借鉴各地创新实践,推动国内商业和科技发展。“这正是我们希望从此次APEC会议中汲取并带回国内的重要成果。”

2026年11月19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位于广东深圳的2026年APEC领导人会议周新闻中心举行中外记者会。图源IC
焦点三:一张“全家福”背后的多边合作
本届APEC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张“全家福”。
11月19日上午,在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始前,来自21个经济体的领导人和代表佩戴红蓝两色围巾,在深圳国际交流中心留下了一张集体合影。
在APEC会议上,领导人集体合影是延续多年的传统。东道主通常会通过服饰、文化元素等设计,向来宾展示本国文化。今年深圳会议的合影则选择了红、蓝两色围巾。两款围巾源自两项国家级非遗:蓝色款采用苏州宋锦织造技艺,红色款采用广东顺德香云纱染整技艺。
从合影本身看,21个经济体领导人或代表齐聚一堂,体现出各方对这一地区合作平台的重视。尤其是在国际局势复杂、地缘政治分歧增多的背景下,各方仍然选择在同一张合影中出现,也成为本届APEC受到关注的一个细节。
毕海东表示,APEC“全家福”的意义不只是参会人员规模较大,更在于它体现出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各方仍然愿意维持包容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一张合影并不意味着成员之间的矛盾已经消除,但表明各方仍有意愿将分歧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其冲击区域合作。
这种开放性不仅体现在领导人层面,也体现在工商界参与上。本届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共有2000余位政商界代表出席,覆盖了全部21个APEC经济体,并吸引了13个域外经济体参与,其中包括115家世界500强企业。来自不同经济体的企业代表围绕区域贸易、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供应链和绿色转型等议题展开讨论。
今年的深圳APEC还有一层特殊意义:这是中国加入APEC35周年之际举办的会议,也是中国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
回顾中国三次主办APEC,议题和国际背景各不相同。2001年的上海会议聚焦新世纪亚太合作,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推动区域合作营造共识。2014年的北京会议提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作出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的决定并批准路线图。到2026年的深圳会议,则将建设亚太共同体作为核心目标,进一步提出合作框架和行动方向。
毕海东认为,中国成功汇聚各方领导人参与本届APEC会议,展现了中方组织协调多边事务、搭建国际对话平台的能力,也传递出中国坚持开放合作、推动亚太共同发展的政策立场。
“更重要的是,中国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将各方参与意愿转化为务实合作成果,通过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数字经济合作和区域互联互通,持续增强亚太经济体的共同利益联系,推动中国从会议东道主进一步成为区域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和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
近些年来,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调整,各类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遵循自主自愿、非约束性和协商一致原则的APEC,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对话合作平台。它不以强制性规则约束成员,而是通过协商、交流和自愿合作,推动各经济体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寻找交集。
克勒认为,APEC的一个优势是,能够让政治制度不同的经济体在不必先解决所有地缘政治分歧的情况下,继续就经济问题开展合作。这一点对当前的中澳关系尤其重要。他说,近年来中澳关系已有明显改善,APEC可以为两国关系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多边框架,通过定期的领导人接触、企业合作和学术交流,减少误解,扩大共同利益。
“即使战略竞争持续存在,经济合作仍然是可能的。”克勒认为,对澳大利亚而言,一个强有力的APEC区域合作机制,也有助于避免在对华经济联系与对美战略合作之间陷入非此即彼的选择。通过一个更广泛的区域架构,澳大利亚可以同时与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保持联系。

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对于2026年APEC,库恩认为,在深圳这座中国经济转型的代表性城市举办APEC,本身就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亚太地区的未来不仅在于理论上的多边主义,更在于结构性和经济层面的务实合作。
他指出,APEC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在不被地缘政治分歧所阻碍的前提下,探讨至关重要的全球性议题。“我希望APEC能建立一套务实的准则,以增强各方信心:明确利益交汇点,将这些共同利益制度化,并防止分歧波及其他互不相关的合作机遇。当合作能够经受住政治分歧的考验时,亚太共同体才真正具有了可信度。”库恩说。
1989年成立的APEC,最初就是为了应对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中的新挑战。成立37年来,APEC始终坚持自主自愿、协商一致、非约束性的合作原则。37年后的深圳,多个经济体领导人和代表再次表达了坚守开放初心、坚持多边协作、推动区域共同发展的意愿。
毕海东表示,《深圳展望》延续了APEC开放、包容、协商一致的合作原则,并将中国提出的“开放、创新、合作”优先领域转化为具体政策议程。它的重要性不在于立即形成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区域规则,而在于为成员经济体提供共同的政策方向和后续合作清单。
克勒也认为,深圳APEC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某一份宣言或某一个具体成果,而是在全球经济碎片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重新确认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但他也指出,APEC倡议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因此其实际成效最终要通过政策和行动来检验。“如果能够真正推动区域贸易框架和数字经济合作,深圳APEC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至于这些共识能否真正转化为行动,2027年的APEC将是一个重要观察节点。11月19日,在深圳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越南国家主席苏林接棒成为2027年APEC东道主。他说,欢迎各经济体领导人、代表明年前往越南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