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文脉绵延赓续、积淀深厚。域内古籍留存丰富,承载着这片土地悠久的人文记忆与传承。为深入挖掘雄安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现推出“雄安典籍新说”栏目,择取有代表性的著作予以介绍,通过典籍认识人物、观照时代、梳理文脉,展现雄安的文化积淀与精神气质。一起来看第四期:删繁举要 朱学精义——刘因《四书集义精要》与元初儒学。

刘因(1249-1293),河北容城人,元初著名文学家、理学家、教育家,一生著述颇丰,影响深远。其所编撰的《四书集义精要》,是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一部解释、阐发之作。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文辞简约,义理深奥,故卢孝孙取《朱子语类》《朱子文集》中朱熹及门人弟子有关论说,辑成《四书集义》一百卷,以发明朱熹集注,但又极为冗繁。于是刘因择其精义,删繁就简,编撰成《四书集义精要》一书。全书共三十六卷,包括《大学》四卷、《论语》二十一卷、《孟子》八卷、《中庸》二卷,附录诸氏姓名一卷。该书由江南行省刊刻,足见刘因著述受到官方重视。此书元刊本版式宽大,字大如钱,仿赵孟頫书体手写上板。因后世未见翻刻,传本极为稀少。明代内府曾藏有此书同版。据张萱等人编纂的《内阁书目》著录,该书当时已是“十三本不全”,可知所藏亦为残帙。清代《四库全书》所收《四书集义精要》,系依据两淮盐政采进本誊录,仅存二十八卷。四库馆臣鉴于刘因著作的学术价值及其版本的珍贵,仍将这一残本收入《四库全书》。此元至顺刊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据书中藏书印记可知,此书原为明代周九松旧藏。由于《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未见著录,其入藏清宫的具体经过已无从考知。目前尚未发现世界其他公私收藏机构有此书完整本的记录。据此推知,现存完整本仅此一部,堪称海内外孤本,弥足珍贵。

要理解《四书集义精要》的学术价值,还须将其置于宋元“四书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四书”特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儒家典籍。《四书》不仅是学术要籍,也是治国要典,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进程。由于《四书》在传播过程中实现了文化经典与科举、学校教育的有效连接,宋元以来的《四书》之学具有同时代其他学术无可比拟的强烈政治属性。在四书学史上,元代百年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历史时期。元初耶律楚材力倡“以儒治国”,并通过劝说蒙古统治者建立太极书院、传播理学及以经义、词、赋、论来考试儒士等加以实践。元仁宗恢复科举以后,《四书》更取得了“官方学术”的制度化保证。元代初年,随着政治中心北移,北方地区的四书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姚枢、窦默、许衡、刘因等学者积极传播四书学,并留下了较为丰富的相关著述。有学者认为:“北儒中最有功于四书学发展的学者,刘因可当之无愧……姚枢对《四书》有肇基之功,许衡有童蒙之功,而刘因则有弘扬之功”。刘因的《四书集义精要》是元初很重要的一部儒学典籍。
《四书集义精要》摘引朱熹《或问》《语类》《文集》中的相关语句,汇聚于《四书章句集注》某一论题之下,以帮助学者更全面地了解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之说。刘因在《四书集义精要》中还保留了朱熹自己关于《四书章句集注》之说的批评之语,参之其他诸家所记之说再读《四书章句集注》,因此所得认识就不仅是纯正的,而且也是客观全面的。许多理解是单纯从《四书章句集注》中所无法获得的,这也正是《四书集义精要》虽然由钞纂而成,却备受学者重视的真正原因。从这部书保留下来的朱子言论判断,刘因是体悟到了朱子精髓,探求到了“圣人精义”的。刘因《叙学》说:“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认为义理之学高明,训诂之学沉潜,其中相接处即圣人原意,他的《四书集义精要》正是在其训诂与义理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既有益于《四书》及朱注的解读,又将朱子义理发扬光大,可谓有功于朱子及朱子学。另外,受宋元时期考经疑经风气影响,刘因对文本、注释中有疑义之处常常存疑考证,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元代袁桷、苏天爵,清代李瑞征等人都充分肯定了刘因《四书集义精要》对于朱子四书学的“羽翼”“发明”之功。现代著名学者钱穆晚年曾作《朱子四书集义精要随劄》一文,也从领会朱子之书的角度对《四书集义精要》的价值予以充分肯定。《四书集义精要》不仅体现了刘因深厚的学术造诣,也反映了他严谨求实、博采精研的治学精神。作为雄安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部重要典籍,此书既是元代儒学发展的珍贵见证,也为我们认识雄安崇贤尚学、重道求真的文化传统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来源: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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