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光谱图和延长线上,政治现实主义被广泛认为是晚近最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回潮趋向。论者多认为在当代语境下,这种潮流是基于对罗尔斯政治哲学的批判衍化出来,而因为当代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伯纳德·威廉斯在其名论《政治理论中的道德主义和现实主义》中恰巧提供了这种影响深远的批判,威廉斯就被认定为政治现实主义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随着国内政治哲学热潮的持续延烧,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所谓“主流”政治哲学的批判也从涓涓细流而渐成势力,甚至已蔚为壮观。在这种趋势和异动中,长期从事威廉斯与政治现实主义研究的陈德中是其中最为知名也颇有影响的一位学者。这不只是因为陈德中在从事相关研究工作时高度自觉的问题意识,也因为其工作的体量和质量确实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众声喧哗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在其多年工作的基础上,最近出版的《魔魅与清明:现实主义的威廉斯—韦伯对彰》(以下简称《魔魅与清明》)可谓此类工作之集大成。


《魔魅与清明》

作者: 陈德中

版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26年4月

撰文|应奇

威廉斯的政治现实主义

从表面上看,与早年的《政治现实主义》和之前的《政治现实主义的逻辑》相较,《魔魅与清明》最主要的特色,一是把政治现实主义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的智者学派,二是如此书副标题所云把威廉斯的政治现实主义与马克斯·韦伯相对勘。就前者而言,陈德中不但总结出了所谓智者三原则,亦即相对主义、悲观主义和权力的优先性,而且认为“智者三刀”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观奠定了哲学基础。就后者而言,陈德中不但认为韦伯是“威廉斯讨论政治哲学问题时所倾心受教者”,而且认为如果尼采再多活二十年,就一定会把韦伯这个名字加在他的致敬名单上。

不管如何表彰智者对于政治现实主义的奠基作用,和韦伯之于威廉斯的对勘作用,陈德中念兹在兹再三致以憾意的仍然是威廉斯最终选择“留在启蒙阵营之内”,强调“启蒙理智不可逆”,而不是像韦伯的思想立场那样可以被归结为“在启蒙之前、在启蒙之中、在启蒙之后”。事实上,对威廉斯政治现实主义中的这一所谓“弊端”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甚至不厌其烦反反复复的解剖和解析,可谓此书的最大特色和最主要工作。

概略而言,此书分别从正当性与规范性、启蒙方案与透明性、我思和内在的语境主义以及所谓谱系学转向对威廉斯政治现实主义之浓与淡做了详尽精细的研究和辨析。作为国内有数的威廉斯研究专家,陈德中对此领域相关文献以及众多争点所在可谓了如指掌如数家珍,略检此书,从其众多的引证和参照,可证我言不虚,且此书中多有正本清源启人神智之论,例如在威廉斯与韦伯的对勘中,拈出在韦伯那里存在以价值域为特征的诸域并存的价值多元主义与基于个人主义的对不同的价值加以选择的价值多元主义之别,“前者乃是一种集体性的域的现象,后者则是奠基在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假设基础之上”,而与韦伯认定价值(域)、政治国家与个体三种作为讨论对象的行为体不同,威廉斯“对国家是一种消极的接受,他视价值多元主义为现代核心,对于价值域的多元主义持有一种化解性的态度”。又例如指出威廉斯对于厚薄之间的伦理概念的论述与政治相关,“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也构成了一种投射关系。威廉斯关心厚实的伦理,但是对于同样基于厚实伦理的社群主义抱有担忧。他批评自由主义,但是又坚持个人主义”,由此又将批判的焦点集中在威廉斯的著名公式“正当性+现代性=自由主义”,展开作者自己对于“源于反思,没有回路”以及“启蒙的理智不可逆”的反复批判。其他例如对于政治现实主义之刚性主张与柔性主张的分梳以及对于威廉斯思想深处的自然主义倾向的揭示和辨析,皆属鞭辟入里穷形尽相之论。至于书中关于内在的语境主义和谱系学转向的精细讨论,则更是进入威廉斯思想最为精微的层次。

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1929—2003)20世纪重要的道德哲学家,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于1970年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1983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荣誉院士,次年当选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院士,并在1999年因其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而被授予爵位。主要研究为伦理学、知识论、心灵哲学和政治哲学。威廉斯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批判,以及对道德和道德要求的本质的探究,一度主导了西方伦理理论的思维。主要著作包括《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羞耻与必然性》《道德运气》《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真理与真诚》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陈德中对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政治现实主义的阐释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话头就是一再指出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视野看,所谓“古今之争”并没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例如在引言中,陈德中就言之凿凿:“这里只有观念思考的类型差异,并无所谓的古代人的问题与现代人的问题的区分所透露出的时代差异”;在结语中又指出,“有历史的哲学”与“无历史的哲学”所引发的古今之辨乃是这两个问题所限定后的路径取向之差异所致,“两种政治哲学进路的差异并非古今差异,而是观念的类型学差异”。陈德中所谓类型学差异的看法固然不为无见,例如法国后阿隆的政治哲学家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在他们合作的《政治哲学》导论最后题为“新争论,伪争论,还是坏争论”一节中就曾经类似地指出,正确的认识应当是,“把古代人与现代人的对立不是理解为一种单调的年代学的对立,而是两种理想类型的结构性的对立——每一种类型无疑都更为充分地体现在一个时期而非另一个时期,但仍然总是构成了人类思想的可能表达”。当然,陈德中并没有完全放弃“古今之争”的表述,还试图从理想主义的时间性思考维度与现实主义的空间性思考维度之对比来更为深入地说明“古今之争”背后的歧义和误区。

应该指出,无论从政治哲学角逐的哪一方而言,所谓“古今之争”的含义当然都不是也不可能是自明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古今之争”。拿威廉斯为例,虽然他并没有采用任何一种现成的“古今之争”的说辞,但是“古今之争”所体现的问题意识仍然是内在地包含在他的理论思考中的。在这方面,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威廉斯就任牛津道德哲学教授时所发表的演说《圣茹斯特的幻觉》就是一个典范篇章。

威廉斯一开始就指出,本杰明·贡斯当已经断定,“雅各宾派推崇的古代自由观(这种概念的核心是关于公共奉献的观念)是全面地和灾难性地与大规模的现代商业社会不相容的”。威廉斯认为这是同时在几个方面发生的错误:历史解释方面、政治方面和伦理思考方面。首先,政治自由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都会变化不定的,一种特定的政治自由对自由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也是随着历史条件而变化的,因此,“为了理解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关系,一个十分明显的方案是,我们应当追溯一种传统,一种历史的叙事,早期的理想通过它转变成后来的理想”。其次,在贡斯当说圣茹斯特犯了一个错误时,与其说这是个历史错误,不如说是个政治错误,而且贡斯当对这种错误的描述本身就已经提供了一个政治和伦理论证,这个论证的含义是,“雅各宾党人的政治目标是使法国社会变成没有一个现代社会可能成为的社会,这样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的灾难”,威廉斯把这种情形称作“政治论证从历史解释中取得了内容”。最后,无论是时间上的古今之分,还是空间上的内外之别,只要有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区别对待的两种世界,亦即我们现实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世界和另一个我们只能以非常朦胧的方式意识到的世界的交汇,这种相互遭遇就为我们提供了伦理思考的一个重要向度。在这里重要的是,无论是追问各种人类的伦理实践背后的东西,还是关于一种共同的人类伦理本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有任何答案的话,那么它将来自对现实的人类的现实的解释,而且将包含我前面提到过的那种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它不可能只来自对解释的要求的一种先天的反思”。

伯纳德·威廉斯。


在威廉斯对圣茹斯特的幻觉的诊断中,还有两个与“古今之争”相关的重要之点,一是对当代社会在观点上的多元化的正面肯定,并且有意识地承认在精神和历史上具有实质性差异的态度现实地并存着,威廉斯由此指出,“没有必要期望我们置身其中的观念的和实际的世界应当在概念上前后一致的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同质化的伦理总体。新黑格尔主义的和其他有怀乡病的著作家很典型地夸张了任何存在过的社会具有同质化观点的程度”。二是在谈到在一种像我们自己拥有的复杂历史所形成的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文化中,改变、重新强调和恢复某些特定内容的机会时,威廉斯以呼吁复兴美德伦理的哲学家为例,一方面肯定他们吁求这些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发现的与现代性、原则和功利这些熟悉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的内容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如果他们认为这种概念是所有伦理经验的普遍和终极的基础,那就错了,而如果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或圣托马斯描述的美德是二十世纪末的伦理自我理解的必要的和充分的素材,那么他们就是以与圣茹斯特一样的方式一错再错”。

颇有意思的是,似乎恰巧可以用陈德中从威廉斯思想框架中提炼出的所谓“语境敏感性”和“动力敏感性”来分析上述两种诊断。陈德中是在呈现威廉斯对当代现实主义的两种矛盾追求时提出这种区分的。一方面,现实主义对政治的思考应该敏感于时代,“尤其是敏感于思考者所置身其中的制度框架,敏感于这些制度所设定的价值约束、行为准则约束”。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强调政治乃是一种永恒的权力竞争和权力冲突。现实主义主张,我们永远要敏感于权力,敏感于权力的竞争与冲突。即便是思考结构化的社会制度结构,也要从思考其动力来源与潜在去向着手”。前一种诉求就是“语境敏感性”,后一种诉求就是“动力敏感性”。回头看威廉斯在《圣茹斯特的幻觉》中对于新黑格尔主义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批评,就可以认为,前者之失在于缺乏“语境敏感性”,后者之败在于缺乏“动力敏感性”。这是因为,从诊断的角度,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同质化的伦理总体的瓦解与具有实质性差异的态度的坚硬并存,都已经使得任何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思考都必须正视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笔下无论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多元主义。从治疗的角度,无论是重回厚实共同体的社群主义的还是美德伦理的方案,还是把基本的政治关系简化为敌友关系的卡尔·施米特的方案,都将错失对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价值的“动力敏感性”,只是要注意到,“政治对抗的关系不能只是根据智识上的错误来理解。我们对作为政治价值的自由的建构必须理解这样的事实:分歧涉及那种带有典型的政治对抗特色的价值,而这一点对我们看待分歧和对待我们的对手的方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古今之争”与政治哲学的当代性

陈德中的抱负显然并不只限于在政治现实主义的范围内给威廉斯以一个恰当的定位,甚至也不限于为我们清晰地总结出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谱系。准确地说,《魔魅与清明》的理论目标在于充分利用政治现实主义的辐射爆破力量,重新锻造我们对于当代政治哲学之“当代性”的理解。如前所述,陈德中如同一般论者一样,把政治现实主义在当代理论生态中的崛起看作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哲学中之道德主义潮流的批评的产物;陈德中与一般论者不同的也是超出他们的地方在于,他想好好地把握住这次理论的机运,以政治现实主义为抓手,不但将之“做大做强”,而且将其理论效应发挥到极致。出于这样的理论雄心,陈德中为他的工作设定了两个要回答的问题,一是所谓“连续性”问题,这个问题是要回答当代流派与现实主义传统的关联,并最终回答它们何以是“现实主义”的?二是所谓“独特性问题”,这个问题是要回答这样理解的当代流派何以是“当代的”?就此而言,这个问题也可谓之“当代性”问题。


伯纳德·威廉斯。


必须注意到,陈德中所谓“当代流派”,主要是指政治现实主义的当代流派,而间接指涉当代政治哲学。就前者而言,他不但致力于贯通古典政治现实主义、现代政治现实主义和当代政治现实主义,并且认为,当代政治现实主义中有一类是强调当代问题的当代性,亦即回答时代约束问题,此即前述所谓语境敏感性问题,另一类敏感于“权力支配”主题及其冲突、互竞的特性,此即前述所谓动力敏感性问题。就后者而言,在将政治现实主义对于当代性的理解突入当代政治哲学语境时,陈德中又回到了他对于威廉斯版的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根本性不满之上。除了前面指陈过的“留在启蒙阵营之内”“启蒙理智不可逆”“源于反思,没有回路”以及“正当性+现代性=自由主义”,陈德中又开始念叨起对“历史条件”进行“历史理解”会呈现出所谓“当代性有余,现实主义特征不足的特点”。陈德中反反复复、孜孜不倦、苦口婆心地把他理想中的政治现实中描摹成两线作战的,既有鲜明的独特性又有明显的连续性,既有“表层逻辑”又有“深层逻辑”,甚至祭出了“合取则真,析取则假”的法宝,最终还使用了“互竞模式”乃至于“相反力量的相互蓄势”这样有些玄妙的表述,但他对于同样在“两线作战”的威廉斯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判断哪怕在经历过千山万重后却仍然是倾向于一边倒的。


不管如何诊断陈德中对威廉斯的这种表面上ambivalence(矛盾心理)但是最终仍然可谓单边的有点儿“恨铁不成钢”的理论心态,片面地贬低“古今之争”问题对于政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尤其是当代政治哲学理论的构成性作用,应该是上述误区的一个重要诱因。尤其是,陈德中一方面反复申言“古今之争”问题并没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却一直在用所谓“高阶心灵”和“低阶心灵”的对峙这种“古今之争”话术的最为蜕化也是退化的形式刻画政治现实主义诞生之途上人类观念的分岔。如同我在别处指出过的,深入把握“古今之争”问题,有助于我们具体锚定当代政治哲学之当代性,而当代政治哲学之当代性亦具体地展开在我们对于“古今之争”问题的理解上,在这里,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所谓“高阶心灵”并不天然地对应于“古”,所谓“低阶心灵”也并不天然地对应于“今”,恰当地理解的“古今之争”说到底是提供和打造了我们重新理解和生成“高阶心灵”和“低阶心灵”的一个理智的平台,从而两种“心灵”已经从一阶的区分变成了二阶的区分,或者反过来说,只有在一种二阶的平台上,才能有生产性地谈论“高阶”“低阶”之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今之争”问题对于我们把握包括政治现实主义在内的当代政治哲学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才能对包括威廉斯在内的政治现实主义之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之当代性锚定恰当准确的理解。

撰文/应奇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