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41岁，作家、出版人，现担任“单向空间”创始人、《生活》杂志联合出版人，2016年，担任腾讯新闻《十三邀》节目主持人。
许知远说，“我们应该始终跟那些被边缘化、被孤立的声音在一起。” 新京报记者 徐天鹤 摄
风波已经过去一阵子了，许知远正在录新一期的《十三邀》，和一个诗人聊蒙古是怎么征服世界的，但聊着聊着，那种受到伤害的感觉，突然笼罩了他。
他说自己迟钝、慢热，但这种感觉还是让他“非常不舒服。”
八月末九月初，许知远和马东对谈的那期《十三邀》引起热议。随后，他与女星俞飞鸿的对谈也被翻了出来，有媒体这样拟了标题《调戏俞飞鸿初夜，满嘴“性、情爱、潜规则”，许知远这代中国老男人们有多丑陋？》
好多人在微信上把文章转给他，他看了题目，没有点进去。
去年春天，许知远开始做这样一档访谈节目，去和他感兴趣的人聊天。把自己的愤怒、困惑、好奇都抛给对方。
所有的谈话中，都有回避、尴尬、顾左右而言他，他们不打算回避这些尴尬。
直到舆论，结结实实地撞了上来。
他从不掩饰自己
这种事在许知远的生活里不常发生。
这次俞飞鸿的访谈，让他第一次相对清晰地感觉到，“一个小型的妖魔化某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大家怎么愿意加入到这个妖魔化的过程。尽管我做视频我自己都没有看过，但是任何正常看过的（都会知道），没有任何他们认为的意思。”
“她确实很好看，我碰到那种很美的女孩子，我会告诉她你很美，这不是一个很自然的表达吗？”
他的另一个解释是，那时他刚开始做节目，他不是做电视出身的人，镜头对着，他会尴尬，但是他得说话，就算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得找一句话说。
他觉得这个文章找错了靶子，他不是那么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他们所讨伐的男权（主义者）。”
许知远确实是自由的，甚至是天马行空的。当时，《十三邀》的出品人李伦找到许知远，邀请他做这样一档节目，许知远一头雾水。
李伦后来解释，他曾观察过许知远在很多公开活动上的表现——他从不掩饰自己。也许这种特质正是一档新节目需要的。
第一次开会，许知远就列了长长的单子，写下了那些著名的采访对象，郭德纲、汪涵、莫尼卡·贝鲁奇、舒淇，还有陈嘉映。李伦的第一反应是，“这十三不靠啊”，这一声感叹，最后成了《十三邀》的栏目名。
接受我们采访时，感觉某些瞬间，他有些出神。大学毕业快20年了，他仍觉得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白日梦里。现在也是这样。“不靠谱的”、“疯疯癫癫的”。
他用迷惘、愤怒来形容自己的青春和校园生活，因为厌倦，他休了一年学。后来毕业，进入《经济观察报》，成为主笔。
这份报纸的老同事们大多还记得，2003年初经观年会，有个环节是颁发前一年的优秀员工奖。当时的社长邀请去年的优秀记者许知远一起颁奖。
他上了台，径直撂下一段话：报社的评奖方式有问题，是公司政治的产物，奖项都给了不该给的人，因此他拒绝颁奖。台下四座皆惊。
他现在的合伙人于威曾总结，许知远这个人，经常引起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感：要么毫无条件地喜欢；要么深深地厌恶。他常因天真而专横、因羞涩而无礼、因默默无闻而傲慢。他不能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复杂。
要参与对国家精神的塑造
在采访前，李伦叮嘱我，千万别把许知远写成“公知”。
这个词汇在当代中国的语境里早已被污名化。成为苦大仇深、媚俗、骂架、拉帮结派的代名词。
但许知远不在意，“我当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了，我从不讳言这一点。”
他在大学开始写第一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书里讲到，自己面前遥遥站立着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伯兰特·罗素、沃尔特·李普曼……
再过了几年，他成为媒体的一员，心里想的是，要参与对国家精神的塑造。
十月末，在清冷的单向空间二楼，41岁的许知远穿着白衬衣、牛仔裤，回忆起他记忆里最蓬勃、最热气腾腾的好时光。
他记忆最深的是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他写了一篇极长的文章，叫《从孙中山到邓小平》，27000多字，足足占了八个版。
“我写了几周时间，描绘了一百多年中国的变化。现在想起来，不知道怎么东抄西抄写成的。但打开报纸还是很震撼，那时候才20多岁，年轻气盛，那么大的一个版面，好像很多人读那个文章。”
但好时光总是易逝的。2005年，他从《经济观察报》离职，和朋友们创办了《生活》杂志。再后来，又创办了单向街书店。到如今，变成了一家叫做“单向空间”的创业公司。
没觉得自己有中年危机
去年冬天，许知远到山西汾阳见了自己的老朋友贾樟柯。
贾樟柯如今已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生活。整个城市笼罩在雾霾之下，他们在冷冽的空气里穿行，打气枪、骑雪地摩托、拜关公。
贾樟柯抽一口烟，又吐出来，回忆起2009年在圆明园的单向街书店，大家表达欲望都还强烈，披着棉被聊天。而现在，他说，自己越来越对形成共识不感兴趣。
采访时我们同样问了许知远，你对形成共识还有兴趣吗？他说，“没那么强烈了吧，都是一个衰减的过程，因为里边有很多无奈。”
在采访进行前，他在一楼开会，要筹备第三届的书店文学奖。他们想给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树立一个不一样的写作和文学标准。“我们应该始终跟那些被边缘化、被孤立的声音在一起，我们真的对大合唱没兴趣了。”
40岁之后，他总是听人聊起“中年危机”，觉得困惑，他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危机。
但改变是确实有的，那就是逐渐接受了自己的局限性。原来他想成为很多人，本雅明、梁启超……现在他接受了——谁他也成为不了。
现在他的希望是，自己在做的这些事情，“能真正进入并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生活”。
同题问答
1
新京报：这五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许知远：更笃定了一些。因为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盲目的激情，现在这些盲目的激情减少了。
2
新京报：这五年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许知远：我现在在写书。每当写出了一段自己没想到的东西，那一刻特别幸福。比如今年夏天。我在写书的序，那天晚上我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来的亢奋，从大概晚上十点写到凌晨四点。我竟然写了8000字，把第一章一气呵成写完了。哇!我觉得我那6个小时的时间，burning，脑子在燃烧的感觉，那种烧灼感。
3
新京报：未来五年对自己最大的期待？
许知远：我特别想办一个特别牛的古典音乐台，想买一家英国的老书店，想在中国的县城里开辟小小的单向空间图书馆，潜移默化地影响年轻人。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黄钰钦
